谁能握住钱袋子，谁就能握住经济和革命的命脉。1938年，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抗日武装要“有计划的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发行地方纸币”。1941年4月，华中局根据地在盐城创办盐阜银行，开办印钞厂，根据地政府与军民打出军事与经济“组合拳”，成功抢回钱袋子。滨海捐赠新四军纪念馆的印钞机，就是一个铁证。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陈展的滨海东兴庄印钞机

办印钞厂是件新的事物，怎么办？盐阜区政府和新四军三师做了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决定由八旅田守尧请刘一龙“出山”。

图|田守尧

刘一龙，1904年出生在阜宁城内一个靠铜匠手艺维生的贫苦市民家庭，18岁离家到上海学徒谋生，后回乡与人合办《阜东时报》，大力宣传进步思想。1938年全家搬至东坎（今滨海县东坎街道），在从事“龙璋车行”等工商活动的同时，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区帮助抗日民主政府采购军需物资，为抗战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41年初的一天夜里，田守尧旅长、常玉清副旅长、李雪三参谋长和中共盐阜区干部薛暮桥在辛家荡（今滨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辛荡村）一个土墙院子里约见了他，谈了当时金融斗争形势与共产党要开银行，办印钞厂的规划，想要他去上海采购一台四开平版机、几块锌版和相当数量的道林纸、油墨等物资。刘一龙想了一会说：“买这些东西，虽说日军和宪兵特务管得很紧，但我想只要充分利用朋友关系，向他们讲清抗日救国的道理，再分批零星购买，凑成需要的数目是不成问题的。不过有两个困难，一是买到手运出上海是不容易的，从上海到苏北根据地需经过敌、伪、顽10多道封锁线，一路风险很大，即使是分散拆零也要水运10天才能到达根据地。二是上海市面上货币比根据地更乱，买这些东西只能用黄金和银元。”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陈展的滨海东兴庄印钞机

田守尧旅长说：“先生考虑的事，我们也考虑到了。黄金和银元我们准备了足够的数字，也考虑到你一人带这么多金银途中不方便，我们多派几位同志分头带去上海，到时由他们跟你联系。机器和纸也可分装上小船，分几路过江运到海安。我们在那里有联络点，由他们再转运到目的地。”

刘一龙对新四军领导的深思熟虑和周密安排，更增加了采购印钞机的信心与决心。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出发去上海。他到上海与新四军的人会合后，又找一些至厚的亲友帮助，前后用20多天时间购齐了50令道林纸和1台四开平版机。他们将平版机拆散分在5条小渔船上，这样即便被敌人查到，也会被错认为废铜烂铁。道林纸分散在另几条小渔船上，分批从几个小港浜运出，约定到海安会齐。

江苏省盐城市印刷厂原副厂长 张学明：当年印抗币的时候，没有什么物资，就是木刻，手工刻的，印出的小牛票，印出了一部分，在市场上流通性很好。

只是要运走那几块制成的锌版，是最困难的，因为日伪军对这种违禁品管得特紧。刘一龙机智地用细铁丝将锌版扣牢，再绑到渔网下面，放在水下由船拖着，他亲自押船。这条渔船过了黄浦江面，刚进入一个码头，就被关卡上的伪军拦着要检查，船主见这架势非常紧张。刘一龙赶紧跳上岸，从长衫口袋内掏出5块银元，朝领班的伪军手内一塞，笑着说：“一点小意思，请老总们吃一顿早茶。”领班的伪军得了钱，手一挥对其同伙说：“放行。”运平版机的几条船顺利地到达了海安，而另几条运道林纸和油墨的船到了泰州，被关卡查到，货全被没收了，人和船是用钱赎出的。刘一龙到海安和接应的人接上了头，可是一检查，扣在渔网上的锌版，由于捆绑的铁丝断了，不知在哪里滑掉了。损失了道林纸，就用土法造的纸代替；没有锌版，就请东坎的刘竹铭和李敦甫重新设计，用木板刻制。

印币的设备终于得到了解决，印钞厂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盐阜行政公署任命周振负责筹建盐阜印钞厂。印钞厂由于设备不全，技术人员缺乏，开始与盐阜印刷厂合署办公生产，厂址设在阜宁县草泽庄。

1942年底，日伪的清乡扫荡更加残酷，为夺取经济战线反“扫荡”的胜利，印钞厂不得不转移。几经勘察后，秘密搬迁到阜东县中兴港东庄圩（今正红镇新丰村）生产。1943年春，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需要，县境中心港印钞厂又搬迁到八巨东兴庄（今八巨镇前案村）生产7个多月时间，后又迁至阜宁的郭墅等地。这时的盐阜印钞厂还聘请了上海中华印刷厂陈连庆、谭素梅等技术工人，正式独立办公生产，对外称“盐阜生产合作社”。

印钞厂有工作人员近20人，安全保卫人员一个加强班，全都是新四军部队人员，无地方民工。印钞厂坚持土法上马，用3台脚踏圆盘机，以桑树皮和棉籽壳为原料，掺入颜料制造纸张。从敌占区买来油墨和木刻制版等印刷各种不同面值的盐阜币。

江苏省盐城市新四军研究会副会长 刘小清：我们在印制抗币时，当时有一个非常好的创新举措，因地制宜、因材而用，我们采取在当地很多种植的桑树的桑树皮，以桑树皮为主要造纸材料，最终印制了盐阜的抗币。所以盐阜抗币当时印出来非常特殊，它显得比较粗糙，比较厚，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就是：它很安全，没有办法做到模仿。

盐阜币纸质绵软，印刷精细，部分票面绘有农民耕田图案，民间俗称“小牛票”，面值有壹角、贰角、伍角、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钞票正面下方有“盐阜”二字，背面有刘少奇化名胡服的英文签名。其中主币有壹元、伍元、拾元三种（内部使用有壹百元票面），辅币有壹角、贰角两种。元币票面图案聘请阜宁城王均恒设计刻制后，又去上海复制成锌板回来装机使用；角币图案是沈柔坚设计木刻制版的。

盐阜印钞厂印制发行的壹元盐阜币

壹元币是影红色印蓝纹，人们称曰“红大抗”；伍元币绿色印蓝纹，人们称“绿水牛”，又叫“小牛票子”（图案上有一头膘肥肉壮的小水牛）；拾元币是浅黄色印酱色纹。主币是横排板，辅币是竖排版。所有票币版面清晰，色彩调和，美观大方，朴素雅静，流通整个盐阜地区，受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欢迎。

在盐阜币投放市场时，阜东县刘一龙和五洋行经理魏华智、胡养吾等主动要抗币，卖出大量白洋布、靛子等商品。东坎晋元油坊专要“抗币”，售出全套榨油设备（包括内燃机），支持政府办起公大机米厂，解决军需粮食供给。盐阜人民亲切地称盐阜币是“我们的抗日票子”，简称“抗币”。

盐阜印钞厂印制发行的伍角盐阜币

盐阜币统一由盐阜银行发行，在市场流通不到半年，连上海市场也见到了这种票子，而且比值高于“小钢版”伪币，为根据地军民粉碎日伪的经济“蚕食”和军事“扫荡”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盐阜抗日根据地还流传这样一则民谣：“小牛票子节节高，小钢版不必掏，小抗票打倒了中中交（即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

盐阜地区当时的货币斗争形势十分尖锐，1939年后，日军伪造生产的中国货币超过40亿元。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没收了在上海的中外各大银行，开始对国民党法币大肆破坏。1942年初起，国民党的法币贬值，又推出“关金券”，后又规定“金圆券”1元兑换法币300元或关金券15元。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1942年2月，华中抗日根据地首先推出一款土纸印制的钞票，其斗争形式是利用“比值”争取阵地，抗币按照法币贬情况浮动比值。1943年，货币战的天平开始倾向了抗日民主政府，共产党的市场钱币威信提高，站稳了脚跟，日军扫荡前就在东坎、益林等地兑回抗币。

张爱萍将军题写书名的《抗币风云录》，作者为施燕平

同时在日伪扫荡和日军住东坎期间还抛出相当数量的粮食、布匹和日用品等物资，回笼抗币。曹荻秋主任、唐克县长在八滩区杠子乡（原新港乡）杠南村亲自召见隐蔽在獐沟的刘一龙，部署他火速回獐沟，将民主政府储备的小麦、黄豆、豆饼、大盐及其他生活日用品等，抛入市场，回收抗币。刘一龙通过行商刘小美等人协助，不到10天，阜宁、阜东境内各乡集商情就稳定下来，恢复抗币信誉。獐沟油坊老板刘古云主动借出4000片豆饼，支持回笼抗币，受到政府表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解放区大部分连成一片。金融市场非常活跃，华中银行宣告成立，发行华中币，撤销盐阜银行，收回盐阜、江淮、淮南、北海等银行发行的货币。至此，盐阜银行完成了历史使命，接着又建立起华中银行阜东办事处。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在河北石家庄宣告成立，发行人民币。阜东县也于1949年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办事处，正式开展银行业务。

盐城新四军纪念馆中的各种“抗币”

抗日战争时期，追忆盐阜区阜东等地印制和盐阜银行发行的“抗币”，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与日、伪、顽展开的“货币战争”胜利的一个缩影，在中国革命的战争年代里所起的经济作用和贡献、在盐阜财经发展史上永远闪耀着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