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以来,中国就形成了“北风南骚”的文学传统。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脉传承,即以此为依托的载体而展开。所谓“风”(或“诗”),就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学传统,其强烈的现实主义和温婉中正的特质,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和文学创作对现实关注的热情、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以及积极的人生态度。所谓“骚”之传统,是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南方长江流域的文学传统,以其自由而富于变化、激情而富有想象的琦玮瑰丽气质,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发展长河中,逐渐形成博大深沉、包容开放的特征,其表现形态和风格在南方独有的精巧细腻、优美浪漫中又不失诗意。早在唐代初年,《隋书·文学传序》在对比长江、黄河流域文学特质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结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刘师培在其《南北文学不同论》中又作出这样的概括和总结:“江左诗文溺于玄风,辞谢雕采,旨寄玄虚,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句争一字之奇,文采片言之贵,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长江文化的发展,与北方黄河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交流碰撞,更将既有南方文化独有的清雅细腻、精工奇巧发展到极致,同时它还具有长江一样浩博广大的襟怀,蕴蓄着“玄虚”深沉之旨,以及包容“追新”的精神……

《扬州四景·春台明月》(清·袁耀 绘)

本文从历史上四部(篇)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切入,对长江文化作简要的巡礼。

一、《春江花月夜》:山水与哲学融合的哲理玄思

唐代诗人张若虚以其所作《春江花月夜》诗“孤篇横绝全唐”(王闿运《湘绮楼论唐诗》),被闻一多先生誉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傲然屹立于中国诗歌史上。诗人面对长江夜月,勾勒出皓月当空、江天一色这样浩渺远阔、空明澄澈的美妙境界,充分调动起人们视觉、听觉以及想象等全方位的感知,将诗情、画意、哲理融为一炉。诗情和哲理随着月轮的生落而起伏曲折,在宽广高远、朦胧幽深的“江天一色无纤尘”之境界中,让人不知不觉升华到一个“深沉而寥寂”的哲学境界。强烈的宇宙意识、空间意识和生命精神,无不时时闪现在字里行间。在抒写相思离别之苦时,也有美好的向往;在对宇宙、人生的深沉哲理认识中,有迷惘,也有憧憬。在李泽厚先生看来,这是“盛唐气象”的萌芽,是时代精神的回响,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李泽厚《美的历程》)

长江在诗人的笔下,是如此美妙而富有诗情画意,意境天成,它是雄浑壮美的,唐人的诗歌中就留下了诸如“从来观气象,惟向此中偏”(王湾《次北固山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这样的诗句。许多描写长江的文学作品,在其或博大壮阔、或含蕴隽永的文字中,不仅充满着诗性的情意,更融入了诗人们对宇宙、自然、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因而,长江文化也可以是深沉的、玄妙的,在世人的文化记忆中,就不乏这样耳熟能详的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临江仙》),“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苏轼《前赤壁赋》)。

观照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歌的兴起和发展,正是与深沉的哲思联系在一起,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篇》里说:“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晋室南迁,佛老思想合流,玄学思辨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重要的文化风尚,在玄学清谈之风的催炽下,心隐与适意、因循自然的玄理阐发,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潮流。这大概就是刘师培何以会认为“江左诗文溺于玄风,辞谢雕采,旨寄玄虚,以平淡之词,寓精微之理”的原因之所在。无论是早期的山水田园诗人还是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大多数人的生活行踪与长江流域都有着高度的叠复。长江流域群山万壑所营构起来的自然江湖和诗意空间,正好适合南方文人士大夫深沉的哲学冥想和歌咏,此正如著名山水诗人孟浩然在《彭蠡湖中望庐山》一诗中所说:“寄言岩栖者,毕趣当来同。”因此,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山水与哲学的融合,是为长江文化博大深沉的重要表现。

二、《千里江山图》:“山水”“江湖”的林泉高致

中国古代田园山水诗与玄学思辨相伴而生,是超乎现实的诗性光辉之闪耀。它不仅是中国艺术在践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过程中的一次重要飞跃,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人格精神的一次重大解放。陶渊明为中国后世文人构建了“桃花源”这一精神家园,“归去来兮”也成为中国文人走近自然、纵情山水、放浪江湖的口号。此后千余年,历代文学家、画家们在“桃源梦”的引领下,挥动手中的五彩笔,或以文字韵律,或用书画丹青,创造着各自心目中的“江湖”和“桃源”之境,这在长江文化圈中似乎是永不过时的一个主题。

《千里江山图》局部(宋·王希孟 绘)

宋元以来,随着山水画艺术的发展,画家采用长卷的方式表现千里江山、万里江山的宏伟壮观,逐渐成为一种时尚,长江流域的群山万壑,便成为这些长卷画的重要表现对象。一时涌现出诸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黻《江山万里图》、江参《千里江山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经典名作,直至明代,文徵明还根据苏轼的前、后《赤壁赋》创作了山水长卷《赤壁赋图》。这些山水长卷,通过“三远”(“高远”“平远”“深远”)的构图,表现出长江流域江山的壮美辽阔,更为重要的是,山水之间更寄喻了中国人对林泉之趣的无限向往。

北宋画家王希孟的旷世长卷《千里江山图》,就以陶渊明隐居的庐山、鄱阳湖一带为原型,创作了画中有层峦起伏的群山、有烟波浩渺的江湖,有渔村野市、茅庵草舍掩映其间,画中人有捕鱼的渔父,行船的舟子,还有游赏山水清音的文士……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则更是把长江文化中“林泉之趣”和“渔隐之乐”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峰峦冈阜、江天茫茫之间,实现了人与自然天地的和谐,实现了万物与“我”为一的相融,从而最终达到“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自由化境。这种状态岂非苏轼在《前赤壁赋》里所说的“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与北方中原地区以政治为中心的廊庙魏阙文化形成鲜明的对比,长江流域形成了追求自然审美和哲理睿思的山水文化、江湖文化。峰峦、烟云、桃源、瀑流、渔父、钓艇等,都作为这一文化的独特符号,而成为中国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渔父的形象、严陵钓台的文化积淀、葛洪为代表的道家隐逸哲学、陶渊明诗文作品的精神符号,进而在明清时期积聚起了江南繁盛的园林文化。

三、《徐霞客游记》:文化包容孕育的探索追新

到了明代晚期,长江之畔的江南小城江阴,诞生了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宏祖(字振之,号霞客)。徐霞客一生无意于功名,很早就把“朝碧海而暮苍梧”作为自己的人生大志。为了追寻探索自然山水之美的奥秘,他耗费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在实地游历考察的基础上,他写出了既富科学性,又兼具文学美感的《徐霞客游记》,成为享誉世界的科学经典和文学经典。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一直强调的“述而不作”“疏不破注”的学术传统,但是到了明代中后期,长江流域一时涌现出徐霞客、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他们毅然决然地抛弃了那种连篇累牍、几近僵化的引经据典、不敢发表自己观点的著述方式,而是在实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引领下,进行独立的研究。在这一思想风潮下,他们写出了《徐霞客游记》《本草纲目》《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经典科学著作,造就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一个高峰。以徐霞客、李时珍为代表的这批南方学人,他们的科学精神是弥足珍贵的思想财富,只可惜在后来的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传统也一度中断。

《徐霞客游记》等著作的出现,代表着明代中后叶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政治观念、学术文化观,乃至于生产经济方式等诸多方面的新变和历史进步。当长江文明逐渐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时,它对山水自然所表现出来的亲近,正是与北方中原地区政治伦理的某种疏离。在长江流域广阔的地区,随着物质文明高度的发展、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财富的极大积累,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多种选择,人们可以选择亲近山水自然,科举仕宦已经不再是人生价值的唯一选择和追求。在这一巨大的文化场域内,文化多元性和包容性的孕育,使得全方位的“追新”创新,成为一种可能,并逐渐形成有别于传统的一种“新变”。明代的苏州就出现了以仇英、沈周、唐寅为代表的职业画家,在中国艺术史上形成了独具艺术魅力且声势浩大的“吴门画派”;以蒯祥、陆子冈、张南垣、计成为代表的职业工匠,则创造了“香山帮”以及“苏工苏作”的历史辉煌;还有晚明时期以规模见长的江南丝织业,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是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这样的社会变革和创新精神,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晚清以来,江南近现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上海开埠引进西方现代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经验,无不如此;乃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苏南模式、昆山之路等等,无不是这一精神的现代阐释。

四、《岳阳楼记》:南方士人的济世情怀

长江文化在其发展进程中,自有其独特的特质和轨迹,与北方黄河流域的文化存在着一定的疏离,但其形成发展又与北方的儒家文化之间存在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身居长江流域的南方文人,可以优哉游哉徜徉于山水清音之中,静静体悟自然之道;面对浩渺的江河,也可以胸怀天下,发出“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感喟。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的一篇《岳阳楼记》,不仅清晰地向世人昭示了南方文人强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感,也道出了千百年来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普世的道德情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古仁人之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爱国情怀,已然超越了时空的阻隔,成为天下知识分子普遍推崇的政治理想。

在中国,士阶层毕竟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所以,即便是退居江湖山林,做起了隐士,依然不能完全忘怀天下。他们往往通过非官方的渠道和途径,或结社论学,或授徒传道,从民间发出思想的声音,其中的代表当数明末无锡的东林书院,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以及清末以柳亚子为代表的江南文人成立的“南社”。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声音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振聋发聩的呐喊,之所以成为推动社会历史进程进步的力量,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因为这些声音无不来自“身处江湖之远”者,他们虽然远离权力中心,在山水自然中感悟着生命的意义,内心有着永不泯灭的儒家济世情怀,正因为他们没有丝毫的功利,只有“为天地立心,为民生立命,为往圣继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那份纯粹赤诚和博大襟怀。

(作者简介:杨旭辉,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