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紫砂壶的光芒下,宜兴的茶显然寂寥许多。许多人都为“阳羡溪头一丸土”孜孜以求,却忽略了一段茶史里著名的“南方嘉木”。实则每个茶风浓郁的时代,几乎都少不了宜兴茶。从唐代的紫笋,宋代的雪芽,元代的金字末茶,明清的岕片,直至如今宜兴城乡少不了的宜兴红茶,它在宫廷、文人圈兜兜转转千百年,最终入了寻常百姓家。

贡茶的发祥地

宜兴南部山区,深秋时节,茶坡上茶花正盛,与更远处的三角枫、银杏等树木一起把秋意渲染到极致。曾被陆羽《茶经》所记录的一条贡茶古道就藏在山中。这条古道分别处于浙江长兴和江苏宜兴境内,且在两省边界的悬脚岭处相接。长兴境内的一段位于悬脚岭南峰下,现存200多米。宜兴境内的一段在悬脚岭北峰下,现存约1000米,宽1.2米—2米。块石铺就的路面,已被唐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奔波不息的快骑马蹄、茶工的足迹打磨光滑,有些石板上还可以看到车辙和牲口的蹄印,偶尔闪现的瓷器残片,传递出千年以来有关茶生活的质感和温度。

宜兴在古代称阳羡、义兴,历史上曾长期隶属常州。《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直接记载我国贡茶制度的文本。据《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碑刻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阙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此碑文中出现的陆羽和李栖筠,正是阳羡茶晋升为贡茶的最有力推手。

北苑贡茶古道(宜兴市档案史志馆 提供)

“茶圣”陆羽在宜兴与皇甫冉、皇甫曾兄弟以及孟郊、李栖筠等朋友交往,并到宜兴山区许多地方寻茶。皇甫曾有《送陆羽南山采茶诗》:“千峰待逋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相思磐一声。”《茶经·八之出》评说茶的出产,“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其中所说的常州茶,主要产于宜兴,代表性的产地有三处:君山悬脚岭北峰、圈岭善权寺、石亭山。君山又称“贡山”,即今宜兴市西南十公里的铜官山,今之南岳寺即在悬脚岭北峰下;圈岭在茗岭之西,与茗岭同出章山,善权寺在离墨山下。

李栖筠(719—776),在唐代宗永泰元年(765)至大历二年(767)调任常州刺史,常来阳羡,结识陆羽,将阳羡茶推荐给了皇上。为了方便修贡,在罨画溪旁建起了茶舍,每年采制进贡的万两茶叶就在这里修贡,《重刊宜兴县旧志》载:“茶舍,旧在罨画溪。去湖一里,唐李栖筠守常州时……遂置舍,岁贡万两。”当时出产贡茶的唐贡山,“在县东南三十五里,临罨画溪,以唐时产茶入贡故名,金沙寺即在其下”,这也就是今天的宜兴唐贡山、唐贡村的由来。

陆羽和李栖筠,一个嗜茶如命,精于茶道;另一个深受皇帝器重,可以时时进言。在二人的共同努力下,阳羡茶从民间走进了皇宫。宜兴堪称是中国古代贡茶制度的发祥地。阳羡茶也成为中国第一贡茶。在李栖筠、陆羽等人的推动下,李唐王朝从此形成了一整套的茶政制度。

每年初春,湖州(辖长兴)和常州(辖宜兴)两地太守相约悬脚岭的境会亭,共同举办盛大的开采仪式。3万役工立在清香满溢的茶园中,齐声高喊:“茶发芽!茶发芽!……”一时山谷回响,如春雷激荡,试图唤醒沉睡中的茶芽。有一年,苏州刺史白居易因病不能参加,深以为憾。采摘下的茶青经这条贡茶古道运往长兴顾渚山贡茶院烘焙。贡茶院“有房屋三十余间,役工三万人”“工匠千余人”,茶师们在宜兴金沙泉边焙制春茶的场景之盛也绝不逊于采茶,茶灶连绵连排,灶火不熄,香飘十里,醇郁不散,有“焙茶十里水泉香”之说。第一批贡茶限清明前送入宫内,第一盏新茶必定由皇上品尝,这才有卢仝“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说。阳羡茶因此成了贡茶的代名词。北宋初年,由于福建北苑贡茶的崛起,宜兴阳羡茶得以罢贡。

入贡的阳羡茶叫“紫笋”,风味独特,加之又是鲜嫩的春茶所制,很快受到宫廷和达官显贵的青睐。由于上层社会对贡茶的大量需求,贡茶的生产面积与地域不断扩大。当时宜兴、长兴的贡茶产茶区统称阳羡茶区,也是江南茶区的核心产区,引领着当时茶叶生产和茶文化兴盛的时代风尚。同时期许多文人骚客纷纷赋诗文传诵阳羡茶,造就了唐代茶文化的高峰。

《茶经》中说:“阳崖阴林,紫者上,绿者次;笋者上,芽者次;叶卷上,叶舒次。”阳羡紫笋茶的鲜叶原料不同于一般鲜叶,它采自宜兴山区特有的紫笋茶树,芽叶呈紫色,形似笋,“阳羡紫笋”之名由此得来。史籍中对阳羡茶树的产地和特质有描述,如《宜兴荆溪新志》中云:“铜官、离墨亦多产茶,离墨红筋茶为阳羡真种。”铜官、离墨均为宜兴南部山丘。紫笋茶树的嫩梢带红色,叶形狭长,芽尖肥壮,白毫甚多,并以红梗作为该品种的主要标志。紫笋茶树的亮紫色嫩芽特征是可遗传性状,并非当地土壤或其他环境条件引起的。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曾经对离墨山和铜官山茶园中零星分布的孑遗紫笋茶种质进行过研究,发现紫笋芽叶所含的微量元素虽然与同一茶园的普通茶树相去无几,但芽叶和所制红茶中的酚氨含量却远大于普通红茶;其香气物质如香叶醇、芳樟醇及其氧化物也极丰富,散发出玫瑰、铃兰、百合或者玉兰花的味道,集于一杯茶中,便正如陆羽所形容的“芬芳冠世产”。

红茶的先驱

南宋灭亡后,宜兴茶迎来了一个新的贡茶时代。元朝初年,元朝政府设立常湖等处茶园都提举司,专门负责“内府”贡茶,掌管常州、湖州两路的所有茶户,总数在2.3万户以上。常州茶园主要在宜兴。和唐代在此设贡茶院相仿,元朝政府在长兴县北也设立了“磨茶所”(明初改磨茶院,寻罢),磨茶所同时兼管宜兴、长兴两地贡茶的制造。据宜兴旧志记载,元代每年“贡荐新茶90斛,岁贡金字末茶1000斛,茶芽410斛”。

金字末茶产于宜兴与长兴交界处,与紫笋茶同产区,是元代最为著名的贡茶之一。根据元代饮膳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记载,当时宫中饮茶有十余种,如枸杞茶、玉磨茶、金字茶、范殿帅茶、紫笋雀舌茶、清茶、炒茶、兰膏、酥签。“金字茶,系江南湖州造进末茶。”“酥签,金字末茶两匙头,入酥油同搅,沸汤点之。”所谓“末茶”是将类似唐宋时的饼茶、团茶,预先加工成粉末状的茶末。金字末茶主要用作“酥签”茶。所谓“酥签”茶,就是加进了“酥油”的“点茶”,即现在通俗的“酥油茶”。“金字末茶”是元代宜兴、长兴地区贡茶的主要品种,说明宫中需求量非常大,这也反映了蒙古民族饮茶的民族特色。

“金字末茶”的“金字”是指末茶的颜色,今天宜兴现在所产红茶,称“金毫”“金针”“金茗”的很普遍,这种茶外观是金黄色,而汤色则金黄色偏红。成书于元代、明初刊刻的《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在“诸品茶”一类中也有“酥签茶”,所写的“酥签茶”内容与元代中期忽思慧讲的是同一回事,但已经将“金字末茶”直接写成了“红茶末”。可见,元代的“金字末茶”就是早期的“红茶”。

对红茶史有系统研究的日本茶人矶渊猛在其《一杯红茶的世界史》书中,对中国红茶、世界红茶的发展流变有详细调查和论述,按照他的说法,15世纪武夷山出产发酵茶,16世纪葡萄牙传教士记载的“茶”,很可能汤色呈红色,故记作“红药”。17世纪末18世纪初,欧洲特别是英国流行吃红茶。目前学术界对中国红茶(或发酵茶)起源说的各种研究,都是基于福建茶区(武夷山)而来,却忽视了茶文化发源更早的江南茶区(宜兴、长兴),更加忽视了元代贡茶中的主体“金字末茶”。

从唐中期至明初的6个多世纪中,宜兴、长兴地区的茶叶生产从未中断,而且贡茶生产的任务相当重。在大规模采茶、制茶的过程中,难免遇见长时间湿热等恶劣天气,无意之中,茶青自然发酵,当地官员和茶人因价格昂贵而不忍舍弃,只能再经过通常的蒸制、揉制成团等工艺,制成“劣质”绿茶。这种茶本身呈金黄色或暗红色,泡出的汤色也呈金黄色或红色。通过长途运输,贩运到蒙古等边关地区,经过运输途中的进一步发酵,蒙古族饮用的茶极可能就是汤色发红的自然发酵茶。这也许就是蒙古族统一中国后,立即组织生产大量“金字末茶”的原因。

明洪武八年(1375),磨茶院罢院,金字末茶随之被芽茶、叶茶彻底取代。

备受明代文人推崇的岕茶

明代,对于阳羡茶乃至整个中国茶叶史都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明太祖下诏废止团茶,改贡叶茶(散茶),煮茶演变成了泡茶,从此开创了一个茶饮的新时代,这种散茶冲泡饮用的习俗一直保持到今天。作为当时主要产茶区之一的宜兴,在改制散茶后,茶叶生产和制作也因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时期宜兴生产的名茶主要是一种叫“岕茶”的片状茶。

“岕”通“嶰”,地名,意为介于两山峰之间的空旷地。宜兴、长兴和毗邻的皖南都有不少带“岕”字的地名,普通话读“jie”,当地人有两种发音,一念“ka”(音“卡”),一念“ko”(略类“跨”音)。生长在两山之间的一种茶,就叫“岕茶”。

茗岭是江苏宜兴与浙江长兴的界山,江阴人周高起在《洞山岕茶系》中把茗岭两界之茶均列为岕茶。曾为长兴知县的熊明遇在《罗岕茶疏(论)》中对岕茶描述较为细致。最好的岕茶产自“罗岕”,此地位于长兴县的西北部,即浙、苏、皖三省交界处,北以茗岭与江苏宜兴为界,西以襄王岭与安徽广德毗邻,东南为煤山盆地,山岕由西北向东南延伸,长达4公里。白天,从太湖湖面升腾起来的潮湿空气在下午三四点经煤山盆地流向罗岕,使得这片小区域长年雨雾迷蒙,正迎合了野生茶树的生长需要。把茗岭北坡的茶也叫岑茶的还有文震亨的《长物志》:“浙江长兴者佳,价亦甚高,今所最重,荆溪稍下”。荆溪说的就是宜兴。

大多数的茶都以清明、谷雨前采摘者最佳,但岕茶却是立夏开园,叶厚梗粗。宜兴茶农十分爱惜这种茶,不忍采嫩叶,怕伤了茶树。制茶工艺也别致,不炒,只在甑中蒸熟,然后烘焙。这是因为采摘较迟,枝叶已然有些老了,如果炒容易枯碎。岕茶不同于常茶有四:一是色白,“叶脉淡白而厚,汤色柔白如玉露”。二是乳香,史称“作婴儿肉香,芝芬浮荡”。三是金石性,“岕茶产于山间,浑是冈露清虚之气,非草非木,稍具金石气”。四是鲜活,“贮壶良久,其色如玉,犹嫩绿”。上品岕茶有清雅的兰花香气,回味冷隽,且适于存放,待到秋天再喝,香气愈加浓烈,茶汤雪白,杯中茶叶则鲜绿动人。

明代,岕茶在士大夫文化圈中很是风靡,尤其盛行于明万历年间。沈周题《岕茶别论》:“闽之清源,武夷,吴郡之天池虎丘,武林之龙井,新安之松萝,匡庐之云雾,其名虽大噪,不能与岕茶相抗也。”一句不能与岕茶相抗衡的评论道出了岕茶为明代第一茶的真相。明朝四公子之陈贞慧在《秋园杂佩》中论岕茶:“阳羡茶数种,岕茶为最”。清朝,冒辟疆著《芥茶汇钞》首语:“茶之为类不一,岕茶为最”。自汉代到清末,我国论述茶叶的茶书典籍有40多部,其中论述岕茶的书就有6部,可见岕茶在中国茶史上的尊崇地位。

茶与壶,如友如侣

英国人爱中国茶,并总结出中国的好茶地带基本上是北纬27°—31°之间,而宜兴的纬度是北纬31°36'。宜兴的产茶区,都集中在地势起伏的南部丘陵地区,这里属于中亚热带向北亚热带过渡的季风气候区,气候分明,雨量充沛,温度适宜,光、热、水资源丰富。此处的土壤母质是酸性红壤,越靠近山林丘陵地带,土质中的有机质含量越高,茶树多种于山腰和山脚,山中温差较大,白天日照充足,山林紧凑,周边松竹茂密,山中多泉水,经过土壤岩石的过滤,富含多种微量元素,口感微甜。农民种植同类瓜果的甜度要高于其他地区,经过长期培植的茶树也是叶片肥厚,柔嫩多汁。

水和雾对一杯好茶的形成影响至深。《茶经》中说,茶树适宜长在“阳崖阴林”处,宜兴南部山区草木繁茂,山林吐纳形成的水汽旺盛,容易起雾,空气中的紫外线在雾的作用下,形成散射光,从而不直接对茶树形成刺激。

从唐宋到元代,中国的茶饮流行的是煮茶、点茶法。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诏令废饼茶兴散茶,改煮茶、点茶法为泡茶法。正统十年(1445),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写成《茶谱》,最早提出“泡茶法”,即以开水冲泡散茶。饮茶从宫廷贵族和士大夫的儒雅喜好变为普及民间大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作为新的茶饮生活方式的茶器,适合泡茶的宜兴紫砂壶也在明代应运而生。

北苑贡茶古道(宜兴市档案史志馆 提供)

台湾学者徐鳌润(著有《徐鳌润密砂陶艺论文集》)曾利用明代宜兴济美堂吴氏族谱等资料,考证过阳羡茶与紫砂茶具之间的渊源,以及吴仕与供春传说的由来。

吴仕(1481—1545),号颐山,宜兴人,正德丁卯(正德二年,1507)南畿解元,甲戌(正德九年,1514)进士。初任户部主事,历官山西、福建、广西、河南四省提学副使,升四川参政。正德二年九月成为“南解元”后,因为母亲过世,吴仕便在宜兴大潮山(原名南山)福源寺香房内读书,并为母亲守丧。大潮山在明永乐年间就是宜兴陶瓷生产的集中地,当地陶工在山边筑窑做坯,就近利用泥料和柴火等燃料烧造陶器。吴仕带着书僮在此读书,闲暇之际常跑到山脚下窑场中看陶工做陶。当时均陶的花插、画缸、水盂等文房用品已经进入了文人的书房,于是他从“澄泥做砚”开始,萌发起“澄泥做壶”的念头,开创了他“壶供春茶”的伟大贡献。因为大部分陶工没有文化,他便以自己的审美眼光设计壶的造型样式,让陶工们照样制作,一点点完善。这也是紫砂壶一开始便有文人参与,使日用陶开始进入艺术陶的开端。吴仕是历史上文人与艺人结合制陶的典范,所以宜兴紫砂壶的造型设计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文人趣味,并且使其实用功能与艺术品位相得益彰。到后来,许多文人更是纷纷效仿,将紫砂艺人揽请至家中,如当时著名的三大隐士之一陈继儒,就将时大彬请到家中,由一帮文人共同研求式样或自撰壶铭,形成一股壶与文、艺人与文人结合的清新之风。

吴纶、吴仕父子是我国茶文化、壶文化的突出代表。吴仕的父亲吴纶(1441—1522)是江南出名的茶人,他终身坚持以老法煮茶,而吴仕则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壶供真春”,开创了用紫砂壶泡茶的先河。宜兴紫砂壶自明代中叶勃兴之后,经过不断的改进,最终成为雅俗共赏、饮茶品茗的最佳茶具。

《阳羡茗壶系》说:“壶供真茶,正在新泉活火,旋瀹旋啜,以尽色香味之蕴。故壶宜小不宜大,宜浅不宜深,壶盖宜盎不宜砒,汤力香茗,俾得团结氤氲。”冯可宾在《岕茶笺》中也说:“茶壶以小为贵,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味不耽搁。况茶中香味,不先不后,太早则未足,大迟则已过,的见得恰好,一泻而尽。”

阳羡茶和紫砂壶,仿佛是造物思忖之余,先后赠予宜兴的两件礼物。《阳羡砂壶图考》中说:“茗壶为日用必需之品,阳羡砂制,而善蕴茗香,无铜锡之败味,无金银之奢靡,而善蕴茗香,适于实用。”又曰:“不夺香,天下器物,大概没有比紫砂壶更懂得珍爱茶的了。”同样,宜兴红茶浓厚的茶汤特别善于滋养一把好壶,在宜兴,但凡能够坐下来喝一杯茶的地方,几乎人手一把紫砂壶,壶中无一例外泡着阳羡红茶。老茶客都说本地红茶便宜,滋味不错,喝了许多年喝惯了,而且用来养壶极佳,只消一个月,一把还显露着火气和涩气的新壶就被浓厚的茶汤哺养得温润油亮,宛如另一次新生。

献茶的山僧,留下了茶中真味

芙蓉寺,在宜兴有两层意思,它既是行政村地名,又是一座寺庙名。从宜兴城到芙蓉寺,两侧山林茂密,风景宜人。

芙蓉茶场的正对面就是芙蓉寺,下午4点,新修的大雄宝殿里传来洪亮的诵经声,临近黄昏的阳光照射过来,人眯着眼睛站着,秋叶落在地上,松软妥帖。住持传涤师父用紫砂壶泡了“芙蓉春红茶”款待访客。他说:“芙蓉茶场和芙蓉寺是一家。原来,芙蓉茶场划拨了120亩地重建芙蓉寺,于是寺院就落在了茶场里面。而在唐代,建于758年的芙蓉寺面积远超现在,连芙蓉茶场都包含在其中了。寺庙与茶场,古今有着难舍难分的缘分。”

宜兴古茶区分布示意图(夏维中 提供)

明代周高起在《洞山岕茶系》中开篇即说:“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芬芳冠世产,可供上方。”那个山僧会是谁呢?根据宜兴籍历史学家夏维中的研究,唐代宜兴有法云、鉴真、湛然、稠锡、大毓等著名禅师,皎然也来过。其中法云是隋末唐初人,鉴真在天宝中已东渡日本。大毓禅师是元和十三年(818)才到义兴芙蓉山。故“山僧”可能人选只有湛然、稠锡。《重刊宜兴新旧志》有稠锡禅师开元间(713—741)在宜兴筑庵修行的记载。

山僧进茶,显明茶与佛教文化之间的种种关联。僧与茶的结合,最初只停留在物理功效上,僧人借助茶提神醒脑之功效,在参禅悟道的修行过程中抵抗疲倦的袭扰。唐宋以后,禅宗得到迅速发展。禅宗强调以坐禅方式顿悟自己的心性,十分讲究饮茶。茶的清苦回甘与参禅精行修德不谋而合。僧侣的队伍中出现了茶人,茶人中也不乏参禅礼佛之人。茶禅结合上升至精神层面,佛门茶事开始兴盛。隋唐以来,茶宴成为佛事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茶禅一味”由此而出。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宜兴佛教文化在六朝尚佛的时代下诞生、发展。据〔万历〕《重修宜兴县志》、〔嘉庆〕《重刊宜兴县旧志》等多部宜兴古县志和其他相关资料记载,六朝时,宜兴境内已有大小庙庵寺院21处,其中在南部山区的有4处:福泉庵(太华凰飞岭)、善卷禅寺(张渚离墨山下)、黄石庵(太华西山崖)、南岳寺(铜官山山麓)。这四地从古至今都是宜兴重要的产茶区,特别是善卷禅寺所在的离墨山区、南岳寺所在的铜官山区,茶质优良,是日后紫笋贡茶的重要产区。

有关宜兴南岳寺茶园的兴起,颇为传奇。唐开元(713-741)年间的一个晚上,皓月当空,铜官山南岳寺方丈稠锡遥望月空,思念起家乡的茶。忽然一条白蛇衔来茶籽,稠锡师父见状大喜,遂开坡垦地,在寺院周边种植茶树。这一故事,被元代诗人吴克恭写入《阳羡茶》中:“南岳高僧开道场,阳羡贡茶传四方。蛇衔事载《风土记》,客寄手题春雨香。”

关于稠锡,出家、还俗、再出家,伏虎、种茶、掘泉……亦幻亦真,成就他一代高僧的传奇一生。20世纪末,宜兴铜官山建设国家级蓄能电站,在施工过程中意外发现了稠锡塔冢。花岗岩塔碑上刻有“唐伏虎稠锡晏禅师”,塔冢建于唐天宝十四年(755),由此证实了稠锡大师确有其人。

自古高僧多爱茶,古刹名寺多建于名山大川,这些区域也是茶树理想的生长环境,所以名山有名寺,名寺出名茶。僧人除了推动茶饮之风外,另一个贡献就是种植、培植名茶。倡导“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唐代高僧怀海,曾立《百丈清规》,将禅学落实于日常生活中,谓之“农禅”。因此,铜官山南岳寺茶园的起源传说也就合乎情理了。

在芙蓉茶场里面转转,听师父们解释禅宗与净土宗修行的区别。深秋的芙蓉茶场里,僧与俗,黄袍与青袍,仿佛茶树上的两片叶子。而茶,也是如此独一无二、亦僧亦俗的事物。

茶字拆开,便是人在草木间。茶因人而愈久弥香,人因茶而得清欢。宜兴的茶早已并非过去文人和僧众的专享,它是宜兴人“开门七件事”的要紧事之一,是随手一杯的习惯,也是行走江湖的念想。在这座小城,喝茶意味着坚持传统,不与潮流迎合,管它普洱、黑茶、老白茶、金骏眉……来来去去,仍然最爱一壶自产红茶。这种从未全民流行过,也从未断层过的茶,似乎把日子泡成了一个样子,却把平淡处的真意留给了城里爱茶的人们。

(作者简介:汤蕴瑾,中国散文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宗伟方,宜兴市委办公室二级主任科员、宜兴市社科联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