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家训对民间和普通老百姓影响最大的,应当首推清初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它是继《颜氏家训》(南北朝颜之推所撰)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家训典范,被誉为“治家之经”。

一、生平

朱柏庐,明末清初昆山县玉山镇人(今昆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本名用纯,字致一,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卒于清康熙三十七年(1698),享年七十一岁。

清顺治二年(1645)七月,昆山抗清失败后,朱用纯父亲朱集璜投水身亡,这时朱用纯才十八岁。父亲殉难后,战乱稍平,他礼葬其父,因慕“二十四孝”中王裒攀柏庐墓的故事,自号柏庐,并搭茅庐于墓侧,守丧三载。他忍受悲痛,上赡母亲,下扶弟妹,备历艰辛。他不食酒肉,吃斋长达二十一年,致使体质瘦弱。他是明末时的诸生,与顾炎武、归庄是好友。入清后,朱柏庐不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不与清政府合作,影响和带动了一大批昆山的读书人。他一直在家乡侍奉母亲,设馆授徒,足迹只限于吴中。他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提倡知行并进。因不接受推荐、拒不参加博学鸿词考试,当时人们将他与徐枋和杨无咎并称为“吴中三高士”。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开始,朱柏庐在苏州东山席家执教十年。期间,他为《顾亭林先生集》作序。康熙三十七年(1698)四月,朱柏庐病逝于昆山家中。去世后,门人私谥“孝定先生”。他的著作有《删补易经蒙引》《愧讷集》《毋欺录》《困衡录》《四书讲义》等。

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朱柏庐都无一例外地被列为“孝义第一”。

但是,使他名扬天下的却是一篇只有五百余字的《治家格言》。

二、创作

朱柏庐潜心研究程朱理学,授课之余,他认真阅读朱熹的著作,特别是收录在《朱氏宗谱》里的有关家训类的文章,仔细揣摩朱熹建家立业的根本思想,总结前人的生活经验和教训方面的诸多生活哲理,并联系自己二十多年的感受体会,编写出了一篇《治家格言》。他认为自己基本上都是引用古人或他人的文句,不完全是自己的个人创作,所以没有将它称为“家训”,而是谦虚地称之为“治家格言”。

《治家格言》的全文是: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留连。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愈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训子要有义方。勿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见消亡。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长幼内外,宜辞严法肃。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妇求淑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见贫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牲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倚。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愬,当忍耐三思;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子孙。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国课早完,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人若此,庶乎近焉。

朱柏庐将这篇自己十分满意的文章恭恭敬敬地以颜体楷书抄出,挂在客厅“中堂”的位置上,用以勉励家人。另抄一幅,挂在书房的最显眼处,用以要求和督促自己。

康熙五年(1666)六月,朱柏庐四十岁生日时,叔叔朱大满带着独生子应瑞由常州孟城亲赴昆山祝贺。孟城位于武进的西北角上,西与丹阳高桥镇相邻,是个水上交通便利、商业繁荣、名医辈出的集镇。朱大满看到朱柏庐挂在客厅和书房的新作《治家格言》,极力赞赏之余,流露出索要之意。朱柏庐立即用上等竹纸书写一幅,赠与将在第二天返回常州的叔叔。台端为“宗叔雅正”,落款“丙午孟夏·叔咐用纯书”。

朱大满将《治家格言》带回到家中,立即请画坊艺人选用上等柏木刻制成匾,并亲自题写对联一副,刻于《治家格言》的首尾两端。上联:鹿洞谈经传千秋师表;下联:柏庐继志垂一脉家规。这副对联是他对朱柏庐学问和孝子之心的高度评价与充分肯定,已经将朱柏庐撰写治家格言抬到了与朱熹在庐山白鹿洞书院讲学传经一样高的地位。

“柏庐”虽是朱柏庐在父亲朱集璜去世以后给自己起的号,但他始终谦虚地认为自己与王裒相比,还做得远远不够,所以生前从未用过。别人叫可以,自己叫就有标榜和不谦之嫌,容易授人以柄。这次由叔叔直接叫出来,意义当然就不一样了。

朱大满回去以后,朱柏庐思前想后,总感觉落款写的“叔咐”不妥。于是,他又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幅,并将落款改写成“姪用纯书”,然后亲自送到朱大满家中。朱大满高兴地接受了,但舍不得也不可能将已经请人精心制作成匾的第一幅退还给他。于是,朱大满家便有了两幅珍贵的朱柏庐的墨宝。四年以后,朱大满去世,朱柏庐亲赴灵台送葬,并题写挽联一副,其词至诚至哀。

但是,朱柏庐在世时已刊和未刊的书目中,却均未收入《治家格言》。这是由朱柏庐的创作初衷所决定的,他认为这是一篇专供家用的文章,家庭成员知道就可以了,没必要流传到社会上去。

《治家格言》内容涉及持家、伦理、自律、敬业等各个方面,用骈体文形式写成。它集中了治家教子的名言警句,旧时为官宦士绅、殷实富户以及书香世家所津津乐道、倾心仰慕的治家良策,成为整齐门风、振作家声、名垂后代的范例。它整齐押韵,文字流畅,对仗工整,读来朗朗上口,使人愿学愿记,易于背诵。它语言生动,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讲道理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在讲道理中,运用对比手法,善恶并论,是非分明,使人知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什么是倡导的,什么是力戒的。由于具备了这些特点,《治家格言》比起以往的各种格言体、警句体的家训,更容易为人所接受,所喜闻乐见。

三、确认

严格来讲,把这篇家训称为“朱子治家格言”或“朱夫子治家格言”都是欠妥的。诚然,“子”是古代对男子的美称或尊称,也用作表敬意的敬称词。但是,由于几千年的约定俗成,一般人们只拿它来作为对极个别受后世敬仰的圣人的尊称,比如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朱熹也是其中之一,他是儒学集大成者,是唯一一个不是孔子亲传弟子却享祀孔庙的人,故“朱子”“朱夫子”专指朱熹,而非其他朱姓人氏。

康熙年间的汤斌,在担任江苏巡抚时,曾严厉责备过让仆人给他买鸡改善生活的儿子,并责罚他跪庭诵读《朱子家训》。这应该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三月以前的事情,此时距《治家格言》的诞生已经有二十年了。因为朱熹所著的《朱子家训》《朱子家规》《朱子家政》等专供教育子孙后代之用的著作一直没有付梓成书,公开发行(因为族规禁锢,不许外传),因此可以推测,这里的《朱子家训》可能就是《治家格言》。

关于《治家格言》的作者到底是谁,一直存在着争议。针对这一情况,早在乾隆年间,《丹午笔记》的作者苏州人顾公燮,在书中就指出:朱子格言,系昆山朱柏庐所作,非文公(指朱熹)也。他较接近于《治家格言》诞生之地和创作年代,是最早提出这一看法的人。但是,因他仅仅是一位放弃了科举考试的吴郡诸生,人微言轻,所以没有人相信他的,更谈不上什么影响了。

真正将朱柏庐确认为《治家格言》作者的,是两个当过昆山县令的外地人。一个是同治年间的巴州人廖纶,一个是光绪年间的嘉兴人金吴澜。

廖纶,字养泉,清同治七年(1868)十月署新阳县令(雍正二年,析昆山县西北置新阳县,两县同城分治)。他特别崇敬朱柏庐,同治九年(1870),除了重建朱柏庐祠堂外,他还特意恭敬抄录《治家格言》,令人刻碑镶嵌于祠堂墙壁,在《治家格言》正文的后面,廖纶特意写下了“跋”:

右格言五百二十四字,世多误为紫阳所作。道光间,楚北李瀹泉农部刻影本于都门,大书“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于是先生之名彰,而百年之误正。同治戊辰,予摄篆新阳。先生故昆山人,而新为昆山分邑。因访求先生遗书,考其生平学问,专以紫阳为宗,无惑乎?有子之言似夫子也。越三载,建祠于玉山书院之西堂。堂既成,手书格言,刻于东楹。登斯堂者,倘诵言而不忘味,庶非徒泛作游观已也。庚午春三月十三日,纶谨识。

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它可以起到以正视听的作用。

廖纶还为朱柏庐祠堂撰写了对联:“讲学法程朱,愧讷毋欺,义理直同性命;治家承节孝,困心衡虑,格言悉准人情”。

至于廖纶在无锡任职时,在鼋头渚题刻的几个大字“包孕吴越”“横云”,那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由此,我们也可以解开彭定求、顾维桢、于振、彭绍升、江藩、吴廷章等人在写朱柏庐的诗、传、行述、墓志铭等作品里,为何不提《治家格言》一词的疑问。

光绪二年(1876)五月到七年四月,嘉兴优廪贡生金吴澜(字鹭卿,一字胪青)在昆山当县令,他是昆山历史上品级最高的一位知县,三品衔,补用知府。不久又奉命兼理新阳知县。在职期间,他打算将顾炎武、归有光、朱柏庐等“昆山三贤”的年谱予以合刻,但终因找不到朱柏庐的年谱而未能如愿,最后只补写了朱柏庐一至三十二岁的年谱,并按年条次增益,又续成末二年,厘为三卷。他重新刊刻了《顾亭林年谱》《归震川年谱》和徐乾学的《憺园集》三十八卷,组织人员准备重修《昆新合志》并续修各乡里志,以补邑志所未逮。光绪七年(1881)四月奉调吴县,有愿未遂。离昆半年后,他还为在职期间编纂、此时即将出版的《信义志》作了序。

政事之暇,金吴澜用了四年的时间,来搜集考证朱柏庐的身世和著述,并补编《朱先生用纯编年毋欺录》,确认社会上广泛流传的《朱子家训》即《治家格言》系朱柏庐所作,主张定名为《朱柏庐治家格言》。金吴澜在书中专设一章进行解说:

《治家格言》篇幅无多,家弦户诵,昔人误为新安朱子所作,嗣又群信为先生作也。惟先生已、未刻各书,皆不选入,且先生之文,词旨浑厚,即用规诫语,不肯字字显露。澜窃有疑,然谒先生祠,见廖养泉太守撰联云:“讲学法程朱愧讷毋欺义理直同性命,治家承节孝困心衡虑格言悉准人情。”似已确有所考,且澜莅此四年,习俗相沿,知之已稔,先生作挽回世道之语,皆人情对病之药也,世之群信为先生作也,可无异也。

至此,《治家格言》作者的问题应该说是得到了确认和解决。但是,这还不足以扭转长期以来人们的错误认知。直到1951年2月,周作人在其《治家格言》的短文中,仍然写道:“《治家格言》本是清初朱柏庐所作,世人却都说是朱熹的。”可见旧习惯的影响和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四、流传和影响

朱柏庐的《治家格言》,作为我国古代的家教名篇,三百年来历传不衰,无论是官宦士绅、书香世家还是贩夫走卒、普通百姓,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其流传之广、影响之久远,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家训中的任何一部,它不仅被人们作为理家教子的治家良策,轨物范世的箴规宝鉴,而且还被作为私塾蒙馆的启蒙教材。

《治家格言》问世以后,因其内容符合封建士大夫修身治家的标准,故风靡一时,大家争相传抄,个别亲友还荣幸地获其手书赠送,视其为可以流传百世的无价之宝。善书者写成字帖,或请书家抄录后悬之厅堂。昆山及其周围苏杭锡常等地更有人将其编成词曲歌谣,到处传唱。据说康熙皇帝从第三次南巡(1699)开始,就经常听人说起此事,他很感兴趣,后来还经常将其中的一些名句抄写成对联送给满族的官员和他们的孩子,并将《治家格言》引入宫中,和《三字经》《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一起,作为皇子、皇孙们的必修课。乾隆三十年(1765),时任礼部左侍郎的满族人德保将之译成满文,以教八旗子弟,他高度评价了此格言,称之为“物理人情之朗鉴,昏衢黑夜之清灯”。大学士陈宏谋在《养正遗规》中评价“其言质,愚智胥能通晓;其事迩,贵贱尽可遵行”,说它浅显易懂,在社会各阶层中都极易推广开来。

光绪中期,浙江乌程(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学者戴翊清,依据林则徐抄写的《朱夫子治家格言》,编写了一本《治家格言绎义》两卷,除照录原文外,还用近两万字进行了详细讲解,其影响甚至超出了国界。光绪二十年(1894)三月,山东书局刊行一本《朱柏庐治家格言诗》,对格言的每一句都以80至160字的五言诗加以解释,连原文一起,竟成厚厚一本。清末民初,上海三友实业社在出版《治家格言》时,还在书前登出一则《启事》供读者一览,可见当时此文的声望之高:“青年读此一遍,胜读他书百卷,可以增知识,明真理。如能仿唱歌时之高声诵读,每日五遍或十遍者,利益更大。盖声带运动,可以强利呼吸,吐故纳新,实足养浩然之气功,能顺气宽胸,化痰止咳,兼有助消化,润大肠,振精神之效。倘能推己及人,结合同志多人,同声朗诵者更妙。”竟然将它和健身运动联系到一起了。

昆山柏庐园入口处的朱柏庐雕像和廖纶书丹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郭志昌 提供)

《治家格言》广为流传,也为书法创作提供了源泉。清代书法家杜就田、梁诗正、黄自元、黄易和中国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等,都十分虔诚和认真地书写过《治家格言》。道光年间四川奉节人潘焕书写《治家格言》,功力精到,笔画俊美,以柳融颜,楷书遒劲,结体严谨,20世纪末建起的白帝城碑刻群中的《朱柏庐治家格言碑》,将这篇作品制成高1.7米、宽4.7米、分刻四石的巨型碑刻,也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此类碑刻。1925年,江宁名士朱煜慨于世乱,谋划重新印行出版《治家格言》,遂请当时名流魏铁珊、郑孝胥、伊立勋、吴讷士书成楷、行、隶、篆四体,又请吴昌硕署签、王震绘像、孟竹庵书传,并出资影印,分赠各学校,供学生诵读、临摹,借名家笔墨使之广为流传,在当时起到过积极而广泛的教育作用。

在三百多年的流传中,由于反反复复的辗转传抄和印刷流布,人们很少见到真本的《治家格言》。后世所得之文均依赖于读书人之间的相互传抄和民间“家弦户诵”整理所得,难免与原文有出入。现在能够收集到的清代以来的所有版本,竟然没有一个是完全正确的。即使是与朱柏庐在年代上最为接近的林则徐书写的那一篇,也出现了错九字、缺两句(“非徒科第”“岂计身家”)的问题。至于其他的版本中,错字、错句、漏句、点错标点符号的更是屡见不鲜。

自清代以来,朱柏庐与《治家格言》在诞生地昆山一直得到了很好的纪念和传承。朱柏庐逝世后不久,时属地政府即向上奏报将其请入“乡贤祠”祭祀,并建起祠堂;在确认《治家格言》为其所作之后,时任县令又书写了《治家格言》的全文制成碑刻镶嵌于祠堂墙壁之中,并在跋语中特地予以强调和重申,以视正听;清末,朱柏庐与顾炎武、归有光一起并称为“昆山三贤”,他们的祠堂分别予以专设,开展春秋祭祀;抗战前夕,以“三贤”命名了城内三条主干道,地方政府又为他们建起了新的“合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昆山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地方优秀历史文化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朱柏庐与《治家格言》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为昆山经济发展增添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开放、融合、创新、卓越”的昆山城市精神形成汇聚贡献了重要的文化源泉。2012年,昆山市文管所将朱柏庐祠堂墙上的残缺石碑(1943年,昆山先贤祠保管委员会根据清同治九年原石碑摹刻八通石碑,后仅存其五)予以补刻,使其恢复基本原貌。柏庐路、柏庐公园、柏庐大桥……以“柏庐”命名的学校、社区、园林、街道、商店、批发市场等相继诞生。昆山开发区高级中学成立朱柏庐治家、治学思想课程基地,研发《治家天下朱柏庐》校本教材,举办“柏庐讲坛”活动;柏庐实验小学以《治家格言》作为校本教材,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一个个扑面而来的醒目标记,一项项柏庐文化传承工程仿佛一直在提醒我们: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2022年,在朱柏庐先生逝世300多年后,人们盼望已久的《朱柏庐全集》(三册)也终于得以出版,这一切都告慰了柏庐先生的在天之灵。

(作者简介:郭志昌,昆山市顾炎武研究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