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概括、凝练、独特的家风家训,以家庭和睦推进社会进步,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鲜明特征。在浩如烟海的家风家训中,以修身、齐家的核心思想为宗旨,以治家、治国的深刻理念为导向的《治家格言》,可谓一颗明珠。朱柏庐先生的《治家格言》尽管仅500余字,但因其朗朗上口、内容浓缩且意味深厚而被广为流传。理解《治家格言》的丰富内涵,并进一步揭示其独树一帜、广为流传的原因,对于新时代推动《治家格言》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治家格言》蕴含着“治家、治国、治天下”的教育理念

(一)“治家”是贯穿于《治家格言》中的基本目标。朱柏庐在《治家格言》中指出“家门和顺,虽饔飧不继,亦有余欢”,强调的是家庭和睦、家风严肃、家教严格对于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即治家是为了家兴、家顺,这与中国家训文化中的绝大多数儒生家训和女训教育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序中强调,“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以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下架屋、床上施床耳。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所表达的就是编写《颜氏家训》不是为了像先贤之书一样教化世人,而是为了整肃家门、教育子孙。又如曾国藩在《曾文正公家训》中关于“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的论述,也表达了写家训是为了让子侄养成良好习惯,推动身心健康和家族不断发展。还如蓝鼎元在《女学》中强调“风俗之正在齐家,齐家之道当自妇人始”,也明确了治家首先要从妇人开始的要求等。总之,《治家格言》与中国传统家风家训的目标基本一致,即都是为了“治家”。

(二)“治国”是体现在《治家格言》中的美好期盼。在“治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治国”,是《治家格言》的鲜明特质。尽管朱柏庐不是君王甚至没有一官半职,但早在其三十二岁时就已经认识到“苏绰尝戒其子威云,惟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昔我先考,手书《孝经》授某兄弟,亦有见乎此也。某今能继万一之志否?”遂萌生了修家训以孝治家、以孝治国的思想。随后,朱柏庐继承先贤传统,在十多年后撰写的《治家格言》进一步深刻论述了“为官心存君国”的理念。戴翊清解释这句话的时候认为:“君既为国,臣即不可以为家……凡罔上行私、瘠民肥己之事均不可为……所以心心在君国,即为好官,心心在身家,即为劣官。”这就说明,朱柏庐是从如何做一个好官的角度告诫世人,做官要以公心摒弃私心,自下而上地对君国和人民负责,从而治国安邦。这些思想一方面与古代君王的家训在教育目的上和而不同。如李世民《帝范》序中载:“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朕每思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朱棣《圣学心法》载:“为吾子孙者,其可不思天命之无常,以修厥德、保厥位,永宗社之庆于悠久者乎”,实际上就是站在封建帝王的角度上,自上而下地训诫子孙为君之道,通过让子孙明晰为君之道,长久地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治家格言》作为百姓治家治国的训诫,还凸显着古人家国天下的高尚情操。

朱柏庐铜塑像

(三)“治天下”是寄托于《治家格言》中的宏大愿景。“治天下”的宏大愿景并不常见于中国的传统家训文化。但明亡之际,与朱柏庐同时代的顾炎武曾指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朱柏庐进一步思考顾炎武的论断,并在李忠毅公《狱中教子书》后题道:“盖先君子之训用纯兄弟者曰:天地之广大,性命之精微,其理无过于孝。而弘光乙酉遂奉身以殉国。忠毅公死于熹庙逆阉之祸,忠直大节,照耀今古。其贻后之书,虽教谦、教俭不一端,而率归本于仁孝。呜呼,以孝作忠,岂不然哉,岂不然哉!”[3]这体现了朱柏庐对“仁孝”的理解,即以孝作忠,孝天下是大孝。后来,朱柏庐在《毋欺录》中写道:“余劝学徒好学,因想一人好学,则一人之心乐,师长之心乐,父兄之心乐,乃至闻者见者之心乐。”[2]281这体现了朱柏庐教育一人即能影响天下的思想,也就是通过教育好一个人、教育好一家人最终达到教育好千家万户的目的。《治家格言》写于康熙初年,集中蕴含了朱柏庐希望以“仁孝”治家、治国最终达到治天下的愿景。

综上,《治家格言》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以“治家”“治国”为教育目的。但《治家格言》因为其产生的特殊时代背景和朱柏庐本人的学识、志向,平添了一份“治天下”的目的,虽只有短短五百余字,但其目的不仅仅停留在“治家”上,而更是蕴含了一种朱柏庐治家、治国、治天下的哲学思想和美好期许,超越了中国传统家训维护“家庭”“氏族”的局限性。这也让《治家格言》的教育理念虽源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却体现着更为高远的志向和目标。

二、《治家格言》展现了“深入浅出、刚柔并济、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

(一)《治家格言》展现了“深入浅出”的教育方法。郑光祖曾评价《治家格言》“语虽浅近,意却精深,与孔孟之书实无歧异。”家训家风的精髓在于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揭示出儒家伦理道德所蕴含着的“仁孝勤俭”等核心观点。在中国古代,不少著名家训都通过大量引用传统经典来达到此目的。如《颜氏家训》中包含《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等二十篇,《帝范》中包含《君体》《建亲》《求贤》《纳谏》《崇俭》等篇目,杜正伦的《百行章》今存八十四章,分为孝行章、敬行章、忠行章、节行章、刚行章、勇行章等,以“孝、敬、忠、节、刚、勇、恭、勤、检、谨、信、义”等作为每一章的题目和中心思想,更加直白地凸显了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蕴含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尽管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在篇目上不及《颜氏家训》《帝范》《百姓章》等家训,但是短短五百余言,却涵盖了以上家训的核心思想,比如:“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施惠无念,受恩莫忘”“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等深入浅出地体现了礼、勤、俭、仁等儒家伦理道德观念。

(二)《治家格言》展现了“刚柔相济”的教育方法。《治家格言》不同于中国传统家训中存在的一些刻板教育和“有错即罚”的严厉,而是强调通过刚柔并济达到教化的目的。中国家训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有的家训成了一些死板的“规矩”,进而到了“严格”“严厉”的地步,只是机械地教人什么可为、什么可不为,而不教人为什么可为、为什么不可为,运用这样教育方法的家规,其教育意义也会大打折扣。比如,郑涛《旌义篇》载:“子侄虽年至六十者,亦不许与伯叔连坐。违者家长罚之”“卑幼不得抵抗尊长(一日之长皆是),其有出言不逊、制行悖戾者,姑诲之,诲之不悛者,则重棰之。”“子孙黎明闻钟即起……或有托故不书者,议罚。”王澈《王氏族约》载:“凡子孙被告于祠者,自当赴祠听理。其有玩怠不至者,加杖之。”还有宋翊编纂的《宋氏家要部》《宋氏家仪部》《宋氏家规部》系列家训家规,其中,《宋氏家规部》载“未明而起,不可一日有怠,已昏而卧不可一夜忘警。”“必以诚信、必以勤慎”“祭器不许作燕器,祭田不许作家用”等,多次频繁地用到“不可”“必”“毋”“不许”“不得”等严厉的命令词汇。反观朱柏庐《治家格言》,虽然也用到了“要内外整洁”“必亲自检点”“不可生嫉妒心”等要求性的语气,但也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伦常乖舛,立见消亡”等劝人自省、发人深省的语气,而且通篇没有处罚和惩戒子孙的规矩,可以说《治家格言》做到了教人、育人宽严并济、循循善诱、春风化雨。

(三)《治家格言》展现了“以身作则”的教育方法。《治家格言》集朱柏庐多年读书内省的精华于一处,贯穿于其中的以身作则较中国传统家训中一些集录总结类的家训更有说服力。一些传统的家训如曹端的《家规辑略》、秦坊的《范家集略》等无疑是具有一定教育功能的,但都是对其他家规的整理和转述,原创内容较少,与家族的实际情况适配度不高,因此其教育功能也大打折扣。与这些家训不同,朱柏庐的《治家格言》是在不断自警、自省中所得出的经验,不仅勉励后人,同样也在勉励自己。例如,把《治家格言》与《毋欺录》作比较就可以发现,“处世戒多言,言多必失”“余自每自觉其言之多、言之杂、言之陋。去此三者,则几近于进矣。多言最害事,多言则心驰矣”“余每见人一言之失、一动之差,大则招祸,小则生衅,历历不爽”等观点,都是朱柏庐在以身作则中警醒自己和后人的集中体现。再如《治家格言》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这也是朱柏庐在《毋欺录》中提到的:“余以不能固违人意,往往有不当应而应者,自后切戒。不能临事审查,事后引咎,曾何益哉!”“临事有二病:一气盈,一气歉”。还如《治家格言》载:“因事相争,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再想”,也是朱柏庐在平日反省中领悟到的:“偶处一事,小人颇有侵侮之语,虽彼无知,细思,毕竟是我处之不得宜。”

综上,《治家格言》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内容。但《治家格言》仅用五百余字,五十五条就把这些核心思想尽数涵盖,是十分不容易的。同时,《治家格言》是朱柏庐在自省自警自励的基础上形成的,贯穿了朱柏庐一生的教育观念,言辞恳切、平易近人,彰显了《治家格言》在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教育方法的独到。

三、《治家格言》在教育意义上体现了“脍炙人口、老少咸宜、鉴往知来”的重要价值

(一)《治家格言》是“脍炙人口”的传统家训。《治家格言》是中国传统家训中流传甚广的作品,用“脍炙人口”来形容为过。一方面,《治家格言》最初在江南地区流传得非常广泛,严可均在《朱致一传》中指出:“其最传者《治家格言》,江淮以南皆悬之壁,称《朱子家训》,盖尊之若考亭焉。”戴翊清在《治家格言绎义》中指出:“柏庐先生《治家格言》久传海内,妇孺皆知,固与六经、四书并垂不朽。”《清史·朱用纯传》中载“其《家训》一篇,海内称颂焉。”。孙静庵在《朱用纯》中指出:“所著《治家格言》,有脍炙人口云。”民国时期,《治家格言》与其他家训一道被翻译成英语流传海外,甚至被印刷成了香烟牌,随烟赠送。另一方面,《治家格言》的续作是作者本人。中国传统家训中,有后世对家训进行续作的,比如《颜氏家训》有《续颜氏家训》,这些作者一般都是后世之人,但《治家格言》的独特之处在于,续作《治家格言》的是朱柏庐本人。《劝言》可看作《治家格言》的续作,分为《敦孝悌》《尚勤俭》《读书》《积德》四个部分,实际上就是对《治家格言》核心内容加以案例、解说的进一步阐发。除此以外,为《治家格言》作注释的非常多。朱煜在《朱柏庐治家格言序》中指出:“《治家格言》之流行,注者书者不知凡几。”[2]1108在这些《治家格言》注释中广为流传的是清代戴翊清的《治家格言绎义》。《治家格言绎义》把《治家格言》按照语义分为五十五条,用近两万余字逐条阐释《治家格言》的意义,让《治家格言》更加地浅显易懂。其他的注释版本还有《朱子家训演证》、清朱凤鸣注《朱柏庐先生家训白话衍义》等,这些注释让本就平易近人的《治家格言》更加大众化、通俗化,也进一步推动了《治家格言》的流播。

清廖纶书丹的《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

(二)《治家格言》是“老少咸宜”的家风读本。《治家格言》比中国传统家训教育的受众更加广泛,用“老少咸宜”来形容十分贴切。中国传统家训文化十分重视童蒙教育,产生了数量繁多的童蒙家训,比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得胜《小儿语》、陆世仪《论小学》等,都是为启蒙儿童专门编写。与这些家训不同,《治家格言》由于其字数较少,很少以单行本问世,大多和《五种遗规·养正遗规》《听雨堂丛刻·儒先训要十四种》等书籍一起刊刻出版,作为童蒙读物和初级学校的教材,或被传抄挂在家中,作为孩童家庭教育的“第一课”。但《治家格言》不仅只教育儿童,对各个年龄阶段都有教育意义。黄炎培在为《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注解》作序的时候指出:“余幼时读此,先于四书五经,迄今犹能背诵。顾当二十岁以前,初未尝有所领悟也。长而有家,因实事实物之接触,有感于斯文。十稔以还,奔走社会,睹夫国力凋敝,民生穷困极矣。而奢惰之风乃与之俱极……叹柏庐格言之颠扑百年,不可破也。”黄炎培认为他小的时候读《治家格言》比读四书五经还早,而且还能背诵。但是二十岁以前没有深入地领悟,直到后来成家、接触社会、看到当时的社会现状后越来越深有感触。戴翊清在作《治家格言绎义》的时候就提到,自己在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背诵《治家格言》,二十多岁的时候就想为《治家格言》作注,但是“当年少时,自知无学识,无阅历,不敢为焉”,十多年后才开始慢慢作注,直到《治家格言绎义》刊成,由此可见《治家格言》对个人影响的长久。

(三)《治家格言》是“鉴往知来”的生动教材。《治家格言》中所蕴含的哲理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一样有“鉴往知来”的重要意义。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历来重视总结历史教训。比如,李世民在《帝范》中指出:“汉祖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一户之民,宗室无立锥之地。”用汉初分封和魏武创业的故事警醒后世要吸取历史教训,处理好亲族的关系。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也擅长用历史典故教育后世,比如在讲怎么对待孩子的时候,引用了齐武成帝后二人溺爱儿子琅琊王,后最终导致琅琊王“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坐此幽薨”的下场。朱柏庐《治家格言》虽然语言简练,没有运用历史故事来举例,但并不影响其“鉴往知来”的作用。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指出:“黎明者,天刚亮也。古人告诉我们,在天刚亮的时候,就要起来打扫。这是告诉了我们一项任务,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有益处,也才有工作做。中国的地面很大,要靠我们一寸一寸地去扫。”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积淀了丰富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思想,‘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经典诗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这些质朴睿智的自然观,至今仍给人以深刻警示和启迪。”由此可见《治家格言》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综上,《治家格言》与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鉴往知来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但《治家格言》流传之广、意义之深刻、影响之深远,超越了中国传统家训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家训。

家和万事兴,这是以《治家格言》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家训文化最本质的期盼。《治家格言》自觉地把家族的兴衰、国家的兴盛、天下的兴亡联系在一起,这样的“家国天下”情怀和梦想影响着无数的中国人,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基因。

(作者简介:董姝懿,中共昆山市委党校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副主任,苏州市中共党史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