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南京仪凤门外狮子山下，肇建于明初的龙江天妃宫，自其构建之初，便成为当时天妃庙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建筑群，同时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见证之一。

重建于挹江门外的天妃宫 （郦英南 提供）

自秦汉起，随着海上交通的日益繁荣，海神祭祀逐渐被纳入国家祭典。北宋初期，天妃女性海神的形象逐渐人格化，其核心原型正是林默（后世称湄洲神女）。据载，林默“为巫能知人祸福，殁而人祠之，航海者有祷必应”[1]，因而被当地居民尊为神灵，并建立祠堂虔诚供奉。北宋建隆至咸平年间（960—1004），闽南沿海对林默的世俗化崇奉已显现制度化特征。到了元祐二年（1087），泉州市舶司设立，对外海道航线的开拓进一步加速了天妃信仰的传播。[2]北宋宣和五年（1123），职司给事中的路允迪受命出使高丽，途中突遇暴风袭击，致使通航之船皆因风浪而覆没，唯有路允迪所乘之船突现天妃形象，得以脱离险境。[3]路允迪自海外归来，向宋徽宗禀报天妃神迹，徽宗深受感动，遂特赐天妃以“顺济”神号，正式确认了其作为海上守护女神的崇高地位。元代，大都粮食供应严重依赖海运，但粮船漂溺事件频发，为求平安，海运从业者常祈求天妃庇佑。元皇庆年间开始，朝廷更是派遣专使前往各地天妃庙进行官方的祭祀活动。至元十五年（1278），忽必烈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泉州神女为“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标志着天妃信仰体系突破闽粤地域边界，成为辐射环东部沿海漕运网络的制度性精神符号。

作为明代天妃信仰与海上经略的核心地标，龙江天妃宫的崛起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自秦汉以降海神祭祀逐步纳入国家礼制、天妃信仰经唐宋元三代从民间崇奉升格为制度性精神符号后，最终在明初南京这一封建王朝政治中心与航海枢纽得到集中呈现。元末明初，随着朱元璋定都南京、郑和下西洋等重大事件的推进，天妃信仰的发展迎来新的契机，而龙江天妃宫正是这一契机下，明王朝将海神崇拜与航海战略深度结合的标志性产物。

一、永乐初建：南京龙江天妃宫创立与缘起

明代南京地区所建的天妃宫曾有多处：上新河天妃宫、大胜关天妃宫、仪凤门外天妃宫（即现存龙江天妃宫）、龙江宝船厂天妃宫以及定淮门内水佐岗天妃宫。其中，水佐岗天妃宫与宝船厂天妃宫的相关记载仅存在于民间口头叙事之中，无史籍文献记载；上新河北岸天妃宫与大胜关天妃宫已毁，现存可考且最具代表性的是仪凤门外的龙江天妃宫。

明正德十一年（1516）刊本《金陵古今图考》中的《境内诸水图考》

关于龙江天妃宫的始建年代，文献记载存在差异：《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均记载为永乐五年（1407）；〔康熙〕《江宁府志》、〔乾隆〕《上元县志》、〔嘉庆〕《新修江宁府志》则记载为永乐十四年（1416）；《明太宗实录》则记载永乐十七年（1419）重建。但据出土于南京雨花台区天堡桥的明代《钦差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志》文中提及天妃宫“永乐初年，奉敕创建”，此说与《大明会典》《大明一统志》中记载天妃宫始建于明永乐五年的信息相一致。而清代方志中所载永乐十四年之说，应当是明永乐十四年四月初六日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时间，与建宫时间混淆了。

永乐十四年所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碑额（郦英南 提供）

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整顿礼制，洪武三年（1370）颁布《诏定岳镇海渎城隍诸神封号诏》[4]，革除不合礼制的祀典，取消过多的神灵封号，主张依照古制，废除前代对岳镇海渎神灵所加封的名号，仅以山水本名来称谓这些神灵。洪武二十四年（1391）更是勒令全国寺观严格遵循古制，赐额一律废止，同时禁止民间擅自兴建祠祀。[5]但即便如此，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仍破例敕封天妃为“昭孝纯正孚济感应圣妃”[6]，原因在于天妃护海运有功[7]。朱元璋建立明朝的讨伐征战中，水师的活动范围逐渐从内陆江河扩展至海洋领域，天妃信仰随之被逐步纳入官方的信仰体系。[8]

《七修类稿》记载，洪武元年（1368），正值明军北伐之际，朝廷下令在明州（今浙江省宁波市）建造船只，以运输粮食至直沽（今天津市）。海运途中遭遇风暴，大量粮米飘散，导致数万士兵陷入绝境。面对危机，幸得天妃庇佑，方能化险为夷，最终顺利抵达直沽。这一记载反映了天妃信仰在实际航海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洪武二年敕祀南海之记》亦载“惟神泓深广博，利益南陲。典礼既崇，纲维斯在，尚期风波宁谧，福泽生民”[9]，且“昔宋莆田人林氏女，殆为神，极灵验，凡渡海者必祭卜，历代累封号天妃”[10]。由此可见，天妃作为显赫神灵，具有灵验的护佑功效，凡渡海者必行祭祀。朝廷隆祀以期风平浪静、佑护民生。洪武年间在重建岳镇海渎祠及十庙之后，又增修了太仓神庙、汉寿亭侯庙和天妃庙宇，这表明天妃信仰已获得官方认可并纳入国家祀典体系，为后续龙江天妃宫的兴建奠定了信仰合法性基础。

明初定都南京后，都城大规模建设所需的木材主要依赖水运，南京西南的上新河因地处江心洲的夹江东边，适合大批水运木排、竹筏的停靠和分散，成为木材转运的关键枢纽，故而在此处开凿河道。[11]同时，朝廷考虑到军事补给与粮食储备之需，且鉴于海上运输的风险，漕运路线逐渐由海路转向运河。而地处南京城西南三十里，汇板桥、新林等浦之水入江处，为江流险扼处的大胜关，成为了江南与北方漕运的重要节点。天妃信仰随之在运河沿岸地区逐渐兴起并盛行，由漕运税关官员出资营建的大胜关天妃宫自明初至万历年间一直存在，《金陵玄观志》载其“国朝建，今募重修”。明初南京漕运的兴盛，使“天妃护佑”成为漕运从业者的刚性需求——无论是木材转运还是运河漕船，天妃均被视为“风波宁谧”的保障，这不仅为天妃信仰的实行和相关信仰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也间接促使了龙江天妃宫的兴建。

龙江天妃宫的兴建，更与郑和下西洋的经历密切相关。《皇明大政记》记载：“明太监郑和使古里、满剌加诸番国还，言神多感应，故有是命。”庶几可知：应是永乐三年（1405）郑和首次远航西洋的旅程中遭遇了强烈的飓风和汹涌的海浪，船只几乎沉没，全依仗于显灵的天妃护佑，才转危为安。此次远航的圆满落幕，郑和深信乃皇帝洪福齐天与天妃神灵庇佑的结果，进而向朝廷奏请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宣德六年（1431）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立于福建长乐南山天妃宫中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同样有记：“昔尝奏请于朝廷，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这说明郑和曾向朝廷奏请，欲将天妃神迹载入太常祀典，并于南京龙江地区建造宫观，以垂久远祀典。

正是“永乐初遣使诸蕃及馈运粮饷”[12]过程中，天妃屡次显灵护佑航海有功，才被敕封为“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故而《大明一统志》曰：“洪武、永乐中凡两加封号”。天妃在宋代被初封为“灵惠夫人”后，洪武年间被敕封为“圣妃”，永乐年间被敕封为“天妃”等一系列官方封号。永乐时期，朱棣推行积极的海外政策，派遣郑和、侯显、张谦等人出使海外，此举不仅推动了海外交往的繁荣，也使天妃信仰得到进一步重视。郑和下西洋途经泉州等沿海地区，招募了大量来自福建沿海的船工、水手，这些天妃信仰的信众在南京地区推动了天妃信仰的传播，最终促成了龙江天妃宫的兴建，也为后续明代使臣出海前的‘谕祭’奠定了基础。

二、复见巍然：南京龙江天妃宫的营修与遗迹

龙江天妃宫的营修，从永乐至正德年间可考的有四次：

其一，龙江天妃宫的第一次营修，如前文所述，是为“永乐五年九月初六日”。

其二，应是郑和第五次远航归来之后，于永乐十七年九月十二日重建。永乐年间龙江天妃宫的始建与重建活动，在相关文献中并未详细记载其建筑规制。好在永乐年间担任太常寺少卿的魏骥，曾主管天妃宫等国家庙宇的祭祀活动，任职期间他作诗颂美天妃宫的祭祀场景，有力佐证了永乐年间天妃宫重建并矗立于下关仪凤门外的事实。[13]

其三，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在天顺年间，将毁于火灾的龙江天妃宫进行了重建，而此次重建亦是怀忠“疏请于朝，并捐己赀”并“复募两京内外重臣官员士庶，舍财以成其事”[14]。这次重建已经难以得到朝廷直接拨款，而是要仰仗于地方官员与民众捐款。

其四，正德年间，天妃宫因年久失修，加之风雨侵蚀，渐趋破败。守备太监刘瑯等人鉴于此情形，深感有必要修复这座重要宫观。据记载，刘瑯罄其所有资财，发起重修工程，得到成国公朱辅、西宁侯宋恺、南京兵部尚书乔宇等多位显贵的积极响应与赞助。工程始于正德十二年（1517）十二月十九日，至次年十月十九日告竣。[15]修缮后的天妃宫建筑群布局完整，其中包括前后殿宇、廊庑、碑亭、楼阁等设施，建筑规模和施工质量均达到较高水平，天妃宫焕然一新。据记载，其坐北朝南，左侧毗邻仪凤门，右邻静海寺，前面直达官街，背面则依凤城而建。宫内建筑格局完整，整体布局合理，规模宏大。

至明万历年间，天妃宫建成已逾180载，彼时担任南京太常寺博士的汤显祖所作《天妃宫玉皇阁夕眺》一诗中，仍详细记载着天妃宫殿宇高耸壮丽，廊庑之中绘有海中异兽，宫苑后方植有高大的娑罗树，宫中珍藏着大量郑和下西洋带回的海外奇珍。

明代之后，龙江天妃宫又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等屡次毁坏。1937年，宫宇全部毁于侵华日军的炮火，仅永乐十四年所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之碑”尚巍然独存，孤峙于斜阳凄风之中。

三、风帆信仰：南京龙江天妃宫的祭祀与民俗

明代以前，天妃祭祀仪轨因其神格尚未形成独立的祭祀体系，神位附属于山川河渎诸神之列。宋元之际，天妃祭典的时序框架虽基本延续前制，但其祭祀形态已发生结构性转变——由原本的众神合祀模式，演进为具有独立神格的专祀体系，完成了从合祀到专祀的礼制转型。

元代漕运体系通达无碍，运河两岸天妃庙宇遂协同奉行祀典，以彰酬谢天妃圣母庇佑漕舟安济之功。朝廷更是每年派遣使者携带香料进行祭祀活动，并将金幡、银铤等祭祀物品交付给平江官漕司和本府官，祭祀仪式以柔毛、酒醴等物为供品，由身着便服的祭司执行。[16]这一现象反映出天妃信仰在元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已占据显著地位。明朝洪武初年，国家祭典得以规范，天妃经过多次敕封与褒赠，被正式纳入官方祭祀体系，与“名山大川”之神并列，接受官方祭祀。

〔弘治〕《大明会典》卷85记：“每岁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南京太常寺官致祭。”自永乐五年南京龙江天妃宫落成后，天妃祭祀便被纳入国家官方的祭祀体系。与全国其他地区仅在天妃的诞辰日（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及升化之日（农历九月初九日）进行祭祀不同，南京龙江天妃宫的祭祀活动定于每年的正月十五日及天妃诞辰日举行，祭祀仪式由礼部所属南京太常寺官员代表朝廷执行，〔万历〕《大明会典》卷93记：“天妃宫：宫在龙江关，永乐五年建。每岁以正月十五日、三月二十三日，遣南京太常寺官致祭。”说明这一定例自永乐时期天妃纳入明代朝廷官方祀典后，至万历年间一直未变。而汤显祖《续天妃田记》提及至万历年间，为确保南京龙江天妃宫自明初以来的制度化祭祀得以持续，在官方拨付的经费出现不足时，采取了将天妃宫内的黄金饰物进行变卖以扩充祭祀田产的措施，此举亦可作为当时维系祭祀制度状况的一个例证。除了每年两次的制度化祭祀，南京龙江天妃宫还承担着“官方谕祭”的祭祀活动。这些谕祭活动通常在使臣出使海外时举行，其中最为显著的例子是郑和每次出海前都会到天妃宫进行祭拜，以祈求航海的平安。随着郑和下西洋活动的终止，朝廷中断了派遣大规模船队进行外交活动的任务，对天妃的谕祭活动频率亦随之降低。

由南京太常寺官致祭的官方祭祀活动，其具体规格及程序在两版《大明会典》中均未体现。但〔弘治〕《大明会典》中提及：天妃宫的两次官方祭祀配备十名庙户，这一数量远超多数庙宇。《太常续考》卷1《大祀源流事宜》详细记载了明代祭祀的三个级别，彼时南京已为留都，《太常续考》应是描绘北京京师之祭礼，但南京天妃宫祭礼应与京师无差：“即祭前由太常寺提请，取少牢之祭，帛用礼神制帛，仪程也包括请神、三献、送神，行四拜礼。”其固定《遣祭祝文》：“维年月日，皇帝遣致祭于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惟神正直慈仁，灵化弘妙，典司巨海，孚应惟彰。辅国佑民，永世有赖。兹惟诞辰、升化之日，特以牲醴庶品致祭，用答神庥。尚享。”

在官方的推崇与推动下，天妃信仰逐渐深入民间生活，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官方祭祀活动与天妃庙会同时举行。自明代永乐年间起，每年此际，从“南京太常寺官祭”至民间百姓的敬香叩拜，天妃的祭祀活动持续不断。随着时间的流逝，此活动逐步演变为一次蕴含文化商贸活动的庙会，成为南京重要的民俗活动。其独特魅力在于，巧妙融合了南京的地方特色与民间民俗文化，与泉州等沿海地区的妈祖宫庙活动相比，展现别具一格的文化风貌。

永乐十四年所立的“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高近6米，矗立在龟趺背上。“龟趺”乃龙之子，以龟为形，力大无穷且忠诚孝顺，更因长寿之象征，被民间尊为吉神。因此，在清代南京及周边地区，民间流传着“三月二十三，乌龟爬下关”的谚语，描绘了每年天妃诞辰前后，民众齐聚下关祭祀天妃，祈求平安，进而自发形成了庙会的盛况。不同于泉州天妃宫持续承担民间航海祭祀功能，南京龙江宫在清代的“乌龟爬下关”民俗实则剥离了原始航海属性，转化为地域性求子祈福活动。清代学者王友亮《天妃宫诗》记载了龙江天妃宫兴建缘由与赐封，更突出天妃超凡神力及化灾为福的仁慈德行，反映国内外民众对其虔诚敬仰。诗中载春日民众献牲酒祭祀，天妃庙会繁荣，庙会有谒祖进香、三献礼大典、迎神送神等仪式，这些祭祀形式或受明代官方祭祀影响，印证了天妃信仰的持续传承。

四、小 结

明代南京龙江天妃宫的兴衰变迁，为我们理解天妃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作为明代南北大运河与海洋事业交汇点的重要宗教场所，其性质、形态及祭祀活动均深受政治因素影响，命运随政治环境变化而起伏，某种程度上丧失了宗教场所的独立性。同时，天妃信仰在民众中的流行，使天妃崇拜逐渐进入民间祭祀领域，并最终演化为民俗活动。龙江天妃宫的独特性在于其与王权兴衰密切相连的属性，其存续完全依附于王朝战略需求，这种“刚性耦合”模式堪称明代“国家—社会”关系的经典例证。

（作者简介：郦英南，南京市博物总馆征集研究办副主任，文博馆员，中国明史学会会员。） 

栏目编辑：胡渝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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