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整部西汉史，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西汉年间名人辈出，一查全是狠人，一问都是老乡。尤其是西汉初年，皇帝、丞相、太尉、大将军、经学家……这些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全都从同一个地方出发，一步一步留名史册。这个地方，就是沛县。

秦二世元年（前209），当刘邦斩白蛇的那一剑遽然击下时，沛县，这块蛰伏多年的土地，已经做好了准备。

乌合之众？群英荟萃

汉五年（前202），刘邦在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拉开了辉煌西汉史的序幕。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历史上迎来了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帝，也意味着沛县郡望已然成型。

仅仅七年前，刘邦还只是小小的泗水亭长，常常流连于酒家之间，结交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萧何是沛县主吏掾，曹参是狱掾（管理监狱的官员），王陵是豪强，他们是朋友中最有权势的几位；樊哙“以屠狗为事”；周勃是流人，辗转来到沛县，靠着编织养蚕器具为生，有人办丧事时，他就靠吹箫赚取银钱。

在这帮人中，最大的官也只是一县主吏掾，最富有的也只是一县豪强，似乎没什么战斗力。但史传告诉我们，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些人之所以能名留青史，是因为他们看似不起眼，实则都是有志之士。

翻开《史记》《汉书》会发现，萧何政绩出众，考核时排第一，秦朝御史曾向朝廷上书征召萧何，萧何不愿意，“以情固请”，这才得以留在沛县；樊哙跟着刘邦在芒砀山泽东躲西藏；王陵自立门户，所向披靡；周勃敦厚稳重，能开硬弓，骁勇善战。

换言之，刘邦的这套“沛县班底”贵精不贵多，只有寥寥几人，但囊括了良吏、猛将、法律人才和地头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萧何与曹参。在很早的时候，两人就表现出敏锐的政治直觉。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各地郡县也纷纷杀死主吏，响应起义。萧何和曹参立刻向沛县县令进言：

君为秦吏，今欲背之，帅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以劫众，众不敢不听。

大意是说，县令您是秦朝官吏，现在想要反叛大秦，沛县百姓恐怕不会听从。建议您招揽在外的逃犯，聚集起几百人的队伍，这样就可以胁迫沛县父老。

这个“亡在外者”是谁呢？指向性很明确，就是当时在芒砀山泽之间打“游击战”的刘邦。得到县令同意后，萧、曹二人立刻“使哙求迎高祖”，让樊哙把刘邦请来。

在几个月以前，刘邦的身份已经从泗水亭长变为逃犯。他作为亭长押送刑徒到骊山，到丰西泽中亭（今江苏丰县附近）时，刑徒已经跑了大半，他干脆将剩下的人放走，自己带着数十名壮士“隐于芒砀山泽间”。到陈胜吴广起义时，刘邦的部队已经发展到数百人，正好对上了萧何等人所报的数目。

可问题是，刘邦一直躲在芒砀山泽，萧何与曹参是怎么掌握这个数目的呢？樊哙一直跟着刘邦躲在芒砀山泽，他们又是怎么联系上樊哙的？可见萧、曹二人和刘邦一直保持着联系，甚至结合后来的事变来看，他们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粗略的谋夺沛县的方案。

但事实并不如人意，沛县县令很快就反悔，将城门紧闭，“欲诛萧、曹”。萧何和曹参逃出城投奔刘邦，刘邦“乃书帛射城上”，鼓动沛县父老斩杀县令，打开城门迎立刘邦。

在整件事中，有很多值得深究的内容。例如帛在当时是很金贵的书写材料，亡命山泽刘邦是如何得到的？再如刘邦曾“数让”领导权，无疑是在效仿前朝贤王的做法。《汉书》对这些细节进行了加工，在许多开国功臣的传记中，同样可以见到类似的痕迹。这些加工不仅是史家书史的共性，也受到汉代文化政策的影响。

因为皇帝是平民出身，与历朝历代相比，汉代面临着一个更迫切的问题——证明政权合法性。自汉武帝以来，官方建立起一套经学话语体系，注重效法先贤，以证明自己继承了三代正统。同时，在董仲舒影响下，汉人普遍信奉五行灾异学说，具有很强的谶纬观念。为了证明本朝是“有德”的政权，官修史书对西汉早期历史，尤其是刘邦集团在沛县的发家史进行了适当加工，使之成为证明政权合法性的有力工具。

但不管史书如何加工，可以肯定的是，刘邦在这一年夺取了沛县的实际领导权，自立为“沛公”。自此，刘邦集团以沛县为据点，走上了一条发家之路。

封赏还不下来，怪我“一身反骨”

对于刘邦起义，沛县的朋友们反应不一。萧何、曹参、樊哙和周勃跟随刘邦打天下，而王陵自己招揽起一支部队，一路北征西讨，与刘邦的关系若即若离。

王陵是县豪出身，生性刚直，不爱读书。在发迹之前，刘邦曾经“兄事陵”。因此，当昔日“小弟”刘邦发家后，王陵不愿意屈居人下，却又无法夺取沛县领导权，只能离开沛县自立门户。

汉元年（前206）六月，他带着部队和刘邦一起攻占南阳郡。后来刘邦进入咸阳，自立为“汉王”，王陵带着几千人窝在南阳，不肯归顺刘邦。楚汉相争时，王陵选择与刘邦合作，但仍然没有臣服于刘邦。直到有一天，一个“晴天霹雳”突然砸在他头上。

项羽抓走了他的老母亲，打算以此来招降王陵。王陵立刻派使者前往，《汉书·王陵传》中记载：

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剑而死。项王怒，烹陵母。陵卒从汉王定天下。

为了不让儿子受胁迫，王陵的母亲告诫儿子好好辅佐刘邦，然后自刎而死。项羽大怒，当即祭出撒手锏——“烹刑”，下令将其尸身烹煮。为了给母亲报仇，也为了遵从母亲的遗愿，王陵才终于归顺刘邦。

以母胁子这招虽然不光彩，但在重视孝道的秦汉时期，实在是一记“杀手锏”。前有王陵，后有徐庶，不同的是王陵因母亲身死而归于刘邦，而徐庶为了保全母亲辞别旧主，进入曹营。后人在评价此事时，常常将二人相提并论，如冯梦龙就在《智囊》中感叹：如果王陵的母亲没有自刎，或许王陵也会成为徐庶吧！

至此，刘邦的沛县班底终于聚齐，共谋天下。西汉建立后，刘邦大封群臣，这些沛县臣民都获得了显赫的封赏。仍然以萧何为例，刘邦偏爱萧何，封其为酇侯，列群臣之首，“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父母兄弟十余人都有封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就是世家大族的肇始。

到论功行赏时，王陵仍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但这次不是因为他特立独行，而纯粹是因为——刘邦不喜欢他。《汉书·王陵传》给出了两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和另一个沛县人——雍齿有关。雍齿也是沛县豪强，早年曾多次羞辱刘邦，后来跟随刘邦起兵，又带着所镇守的丰邑投降魏国，刘邦接连进攻三次，才将丰邑收服，自此以后深恨雍齿。

刘邦封赏群臣时，想杀了雍齿，在张良的劝说下才放弃，反而封雍齿为侯。这一举措是刘邦安抚人心的权宜之计，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西汉初年沛县人的地位。群臣一看，连雍齿都封侯了，而我们与陛下无冤无仇，一定也有封赏，于是人心安定，都眼巴巴地等待旨意。

在这些功臣中，有一个倒霉蛋：王陵和雍齿关系很好，刘邦恨屋及乌，对王陵也看不顺眼。再加上第二个理由——王陵“本无从汉之意”，在情分上远远不及萧何、张良等老臣，因此刘邦的封赏一拖再拖，直到最后才下旨封王陵为安国侯。

自此，开国功臣封赏已定，汉初沛县人的地位彻底确立下来。在此后近百年时间里，他们和后代仍然在发力，在巩固新生政权、平定朝局动荡等重大的行动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两对父子：周勃与周亚夫，以及刘向和刘歆。

提笔书新话，挥毫旧河山

关于周勃的出身，前文中已经备述。他随刘邦征战多年，立下赫赫战功。早在刘邦还是汉王时，就封周勃为武威侯。西汉政权建立后，周勃并没有休息，他在平叛的道路上继续奋斗着。翻开他的本传，满纸都是“某某反，击之”，堪称“平叛专业户”。因为克定有功，周勃受封绛侯，子孙世代袭爵，后又官拜太尉。

相比于其他人，刘邦对周勃的评价格外高：

陈平智有余，王陵少戆（zhuàng，意为刚直不阿），可以佐之；安刘氏者必勃也。

意思是说：陈平足智多谋，而王陵的性格太刚直，陈平可以辅佐他，至于能让刘氏江山稳固的，只有周勃。

不得不感叹于刘邦的识人之明，结合后来的史实来看，刘邦此语应当意有所指，直指当时已经蠢蠢欲动的吕氏。汉惠帝病逝后，吕后临朝称制，大肆分封吕氏子孙。汉高后八年（前180），吕后去世，吕氏子孙群龙无首，担心被一锅端，于是聚在一块儿密谋造反，史称“诸吕之乱”。

此时平定动乱、维系刘氏政权的，就是刘邦提到的周勃与陈平。陈平是丞相，周勃是太尉，分别是文武最高长官，两人联手“共诛诸吕”，延续汉朝国祚。至此，从沛县走出来的第一代豪杰轮番上阵，在历史舞台中央上演了一幕幕好戏。当他们粲然落幕时，他们的子侄已经徐徐而来，站在父辈的基业上，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

二十多年后，周勃的次子周亚夫“子承父业”，再一次力挽狂澜。汉景帝三年（前154），吴王刘濞联合部分诸侯王发动叛乱，要求“诛晁错，清君侧”，以对抗中央的削藩政策，史称“七国之乱”。千钧一发之时，汉景帝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

于是他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兵向东迎敌。三个月后，捷报传至长安，来势汹汹的“七国之乱”就此化为灰土。这场动乱虽然是刘氏内乱，但背后藏着的是西汉初年帝王的心腹大患——诸侯国。由于开国时大量分封刘氏宗族子弟，到汉景帝时，一些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发展到可以与中央分庭抗礼。如果放任自流，东周王室的悲剧未尝不会重演。

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行动上操之过急，所以引发了诸侯王的激烈反抗。周亚夫平定叛乱，让汉景帝的举措成为一次“试错”，而不是满盘皆输。中央朝廷获得了喘息和反思的机会，为后来汉武帝提出“推恩令”，不断削弱藩国势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环境。

到汉武帝时，社会生产水平基本恢复，平叛与抵御匈奴的战争也取得了喜人进展。经济富足了，国家安全了，统治者开始关注礼乐文明。自汉武帝以来，西汉帝王纷纷广招天下学者，其中不乏宗室子弟。刘向、刘歆父子无疑是其中翘楚。

今天人们提起刘向父子，第一时间想起的往往是《战国策》。但刘向父子的成就远不止如此，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接续完成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点校古籍。在他们手中，诞生了一门古老的学科——目录学。

刘向原名刘更生，汉宣帝时人，祖籍沛郡丰邑（刘邦登基后改泗水郡为沛郡），是刘邦异母幼弟刘交的玄孙。刘交“好书，多材艺”，曾经跟随荀子的弟子浮丘伯学《诗》。刘邦登基后，他被封为楚王，知人善任，将楚地治理得井井有条。

在深厚的家学渊源影响下，刘向年纪轻轻就“通达能属文辞”，又爱看奇书，向汉宣帝进献所谓“炼金之术”。金子当然没炼成，还惹了个欺君之罪，差点将小命搭进去。兄长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求情，请求上交国中半数户口，以免除刘向的死罪。

汉宣帝想了想，觉得刘向是个奇才，于是大手一挥，也不砍头了，到中央来读书吧。于是刘向“受谷梁，讲论五经于石渠”，攒下了深厚的经学功底。

此后刘向历经元帝、成帝两朝，因为通熟经籍，忠于汉室，被汉成帝任命为“五经秘书”，管理、整理和校对官方图书。至此，刘向迎来了一生中最宏伟的事业——整理和点校古籍，并编写“目录”。

在西汉时，图书可不像今天这样容易取得。由于社会长期动乱，许多古籍长期无人管理，相当一部分已经佚散，现存的也多为残卷，甚至有些书只有一两张纸被保存下来。以至于朝廷藏书机构内里书籍“积如丘山”，却只是些杂乱无章的废纸片。

刘向的工作，就是将这些纸片拾起，补全、校对、重新编目，使之恢复为成卷的典籍。没有任何领路人，也没有任何前人研究可以参考，刘向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记忆和才学。他深吸一口气，提笔踏上这条漫漫征途。

到刘向去世时，《别录》的汇编工作已经基本完成。这是中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部目录学著作，收录了图书六百多种，共计一万三千余卷，并将这些图书编号，分门别类收录。父亲去世后，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编成《七略》，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范式由此建立起来。

可惜的是，《别录》和《七略》都已经亡佚，今天的人们无法得知其全貌，只能从《汉书·艺文志》等文献记载中窥见其风采。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刘向与刘歆，许多珍贵的古籍不可能流传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库将蒙受重大损失。

只能说，在“时势造英雄”方面，沛县还是太优秀了。沛县造就了一众人才，人才也成就了沛县。

使沛县在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两千多年前，当那群英豪们从沛县出发时，或许也未曾想到，他们所创建的基业能“千秋万世”，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