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十朝古都”南京,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南宋杨万里曾赞赏金陵“有孙仲谋、宋武之遗烈,故其俗毅且英;有王茂弘、谢安石之余风,故其士清以迈;有钟山、石城之形胜,长江、秦淮之天险,故地大而才杰”。南京的山川形胜、文化变迁又深刻地促成了文学的繁兴,恰如胡小石先生在《南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中所云:“大江之浩荡,钟山之嵯峨,后湖之明秀,秦淮、青溪之曲折,方山之开朗,栖霞之幽静,又俱足以启发灵感。故以上诸名胜,在当时皆常常见诸吟咏。”朱偰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代西安、北京、洛阳、南京这“四大古都”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南京文学的兴起实自三国东吴开始。永嘉南渡以来,伴随着北方士族纷纷南下,六朝先后建都于南京,在这样一个“人的自觉”的时代,带来了“文学的自觉”,中国各体文学均在这样一个中国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孕育、萌芽,遂使南京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一、文学总集与文学理论

南朝梁代前期,昭明太子萧统雅好文学,引纳刘孝绰、王筠等才学之士,依托东宫藏书近三万卷,于都城建康主持编纂了文学总集《文选》,后人习称为《昭明文选》,成为现存最早、影响最大的文学总集。全书总计30卷,收录了从先秦至南朝梁代130多位作者的514篇作品(一题不止一篇者以一篇计),诸多重要资料赖以保存。其选录标准为以文为本、文质兼重,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就是经过作者的深思熟虑而又文辞华美的作品。该书对后世影响极大,唐代及北宋前期的儒生文士以之为诗赋范本,至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后人对此研究著作极多,乃有“选学”之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辨风气催生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两部巨著《文心雕龙》和《诗品》都创作于南京。南朝梁代文人刘勰栖居定林寺,历时五年时间,撰成《文心雕龙》。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文学评论著作,总结了历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的丰富经验。它以“六观”即观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的标准评论诗文的优劣,各篇之间各有中心,而又前后呼应,汇成一个井然有序的文学理论体系,对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的成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章学诚《文史通义》评此书“体大而虑周”;胡应麟将其与《文选》并列:“萧统之选,鉴别昭融;刘勰之评,议论精凿。”近代以来,《文心雕龙》研究引起广泛的关注,形成了专门的学术领域—“龙学”。

梁代文人钟嵘的《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诗论专著。他通过选录、评骘诗人、诗作的形式,表达对于当时浮靡文风的不满,标示自己心目当中诗歌的理想境界。钟嵘提出“建安风力”的概念,注重诗歌内在精神气韵的彰显;并且提倡“滋味”说,要求诗歌有内蕴,有形象,有风力,有辞采,“使味之者无极”,避免像玄言诗那样的“淡乎寡味”。此论对于后代“韵味”说、“神韵”说、“意境”说等文学批评主张都产生了重要启发作用。

二、诗歌创作

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老庄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南朝宋代文人谢灵运就是这种诗风的代表。作为谢氏家族重要人物,谢灵运少年和中年时期都曾寓居建康。他的山水诗着意描绘自然山水,善于经营画境,给人以清新之感,故而鲍照称其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谢灵运历来被视作中国山水诗派之祖,他对自然美的发现和描摹,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调动多种艺术手段、创造山水艺术形象方面,对后代王维、孟浩然、杜甫、柳宗元等人山水诗的创作,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他的乐府诗努力学习民歌刚健清新的风格,自然直露地表白自己的丰富情怀,开拓了边塞战争、游子思妇、寒士不平等诗歌题材。其慷慨豪放、俊逸奇峭的诗歌风格富有个性特色,在当时诗坛产生了惊世骇俗的效果。鲍照大量采用了七言体的形式,音律婉转流畅,对后代七言诗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南朝齐代“永明体”诗歌理论兴起,沈约在发现汉语四声的基础上,创立了声律理论和四声八病说,对促进格律诗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伴随着“永明体”诗歌理论的阐发,注重音律谐和、对偶工整的新体诗应运而生,谢朓、沈约、王融、范云等人的清丽诗篇为中国诗歌从古体向近体的演进开启了道路。

南朝梁、陈时期,以萧纲和徐摛、庾肩吾所提倡的宫体诗风开始兴起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宫体诗细腻描绘宫廷生活,尤其对于宫中妇女的容貌、体态、举止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风格轻靡,辞藻华艳。这是对人自身美的大胆发现和赞赏,为中国文学开拓了一个新的表现空间,具有很高的人性意义和美学价值。梁代文人徐陵受命编选大型诗集《玉台新咏》,选录自汉至梁诗作769首,多为与妇女生活相关的言情之作,风格以婉转绮靡为主,诸如《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孔雀东南飞》)等名篇皆赖以保存。

伴随着南朝都市经济的繁荣,乐府民歌由此兴盛,总体呈现出柔婉清丽的基调。以建康为中心的吴声歌曲风格艳丽柔弱,多采用谐音双关等修辞手法,含蓄表达缠绵的儿女情思,彰显出吴侬软语的小巧雅致和温婉旖旎的江南风韵。

南朝灭亡之后,建康城遭到焚毁,旧日的繁华风光不再。古城兴亡更迭、悲恨相续的历史,最能警策后人,于是唐宋以来金陵怀古题材诗文大量出现,通过前朝遗迹的观照,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感发出兴亡盛衰、人世变幻的慨叹。

李白具有强烈的“金陵情结”。他一生不下七次游访金陵,于此登览怀古、呼朋畅饮,留下了一百多首佳篇丽作,恰如清人陈文述所评:“金陵江山之胜,甲于东南,古来诗人游者,太白为著。”他的《登金陵凤凰台》等诗作描摹金陵风物之美,《越女词》《长干行》歌咏少女动人情态,《金陵三首》等诗抒发王朝兴亡、世事沧桑的咏史怀古之叹,《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又将谢朓引为知己,显露出孤傲不群的性格和身世坎坷的幽愤。李白的金陵诗咏自述潇洒自得之态,寄托丰富复杂的人生情怀,为唐代金陵文学书写出光彩耀目的篇章。

中晚唐时期,刘禹锡、杜牧、许浑、李商隐、韦庄等文士来到金陵,纷纷写景抒情,寄寓深沉的怀古之叹和末世悲感。刘禹锡的《金陵五题》今昔对照、以小见大,咏怀六朝金陵遗迹,总结历史教训。杜牧的《泊秦淮》联系六朝故事,抚今追昔,抒写家国悲怆。许浑的《金陵怀古》触景生情,寄托繁华易逝、回天乏力的慨叹与忧愤,表达出怀古伤今的悠远情思。李商隐的《南朝》《咏史》《齐宫词》等诗,追述六朝灭亡往事,抒写人世代谢、盛衰无常的空幻悲叹。韦庄的《台城》《金陵图》《上元县》等写景、怀古诗作,抒写无限凄怆的历史沧桑之感,更多缥缈空灵的艺术魅力。

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定都金陵,以李璟、李煜、冯延巳为代表的重要词人都取得了突出成就。李煜身为国主,经历了国家命运、个人遭际的沧桑巨变,“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被清人王鹏运称誉为“词中之帝”。冯延巳词则较多表现人生无常和世事难料的悲哀,艺术境界开阔延拓,王国维《人间词话》评之曰:“虽不失五代风格,而堂庑特大,开北宋一代风气。”他的词对于北宋前期晏殊、欧阳修的创作具有直接的先导作用,即如清人刘熙载所云:“冯延巳词,晏同叔得其俊,欧阳永叔得其深”。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在金陵先后生活了将近20年,逝世后又埋葬在钟山脚下。他在《桂枝香·金陵怀古》等诗词作品中,追怀六朝往事,揭橥出逸豫亡国的历史教训,又暗含着对宋朝现实时局的深切忧患,由此显示出政治家的远大胸襟和雄伟气概。王安石晚年在金陵筑“半山园”,过着退隐山林的生活,诗风深婉华妙,表现技巧、语言运用更加精湛圆熟,被称为“王荆公体”(又称“半山体”),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北宋后期著名词人周邦彦曾任溧水县令,其名作《西河》(佳丽地)追忆金陵南朝盛事,气韵沉雄,苍凉悲壮,与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词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靖康南渡后,南宋王朝徒有半壁山河,建康成为扼江守险、支援北伐军需的重镇。诸多文人于此北望神州,抒发英雄报国之志,也流露出壮志难酬的无限痛楚。例如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倾吐满腔忠愤,声情激越顿挫,风格沉雄苍劲。辛弃疾《念奴娇·登建康赏心亭呈史留守致道》发思古之幽情,抒写“报国欲死无战场”的千斛闲愁;其《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等词作则通过奇特的想象、叠用的典故,倾吐知音难求的寂寥以及壮志难酬的郁苦。宋末危急存亡之际,文天祥诗作《金陵驿》、词作《酹江月·和友驿中言别》等,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渝的民族气节,为宋代诗歌奏响了慷慨悲壮的绝唱。

元朝时期,白朴、张翥、虞集、张可久、乔吉、萨都剌等著名文学家都曾游览金陵,创作了大量描摹风景、抒写隐逸、咏怀古迹的文学作品,形成独特的艺术风采。白朴的《水调歌头》(苍烟拥乔木)、《沁园春》(我望山形)等词作发古今兴废的浩叹,渗透着自身人生衰残的枨触。卢挚的散曲小令《折桂令·金陵怀古》点化刘禹锡、杜牧诗句,将凄迷景致与沧桑历史有机结合,流露出深沉的黍离之悲、山河之恸。萨都剌的《满江红·金陵怀古》《念奴娇·登石头城》等词作呈现出雄浑劲健、兴寄高远的风格特色,代表了元代怀古词的最高成就。

明初文士高启变革元末柔媚靡弱之气,首开明诗沉雄浑雅的风尚。他的长诗《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创作于明代开国之际,通过对古都金陵几度兴废的追怀,表达出对大明一统中国后四海一家、永期太平的美好愿望,于苍凉沉郁之中饱含跃动的激情。南京人易震吉是明代词史上少有的专力为词且存留词作最多的作家。其《秋佳轩诗余》存词1184首,遍咏金陵各处名胜风物,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为明朝词坛的金陵之咏彰显了独特的艺术风韵。

清朝康熙时期,王士祯游宦江南,其《秦淮杂诗》等作流露出浓重的感伤意绪,引发了江南明朝遗民的情感共鸣,赢得诸多文士的共同推誉,遂为文坛盟主。纳兰性德曾经作为御前侍卫扈从康熙南巡。他以独特的身份和视角审视金陵古城,怀念当年的李后主,引发出繁华易逝、盛时不再的无限慨叹。乾隆时期,诗人袁枚寓居随园,过着名士风流的生活。其所著《随园诗话》强调诗人创作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要素,并由此阐述“性灵说”美学思想,被奉为诗学圭臬。

三、骈文与散文

南京在六朝骈文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南朝齐代孔稚珪的《北山移文》是其中的代表作。北山,即南京东郊的钟山。作品采用檄移的文体,借山神的口吻,对那些初以隐居自高,后竟变节游宦的人物加以口诛笔伐。文章描摹钟山清新幽静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正如钱钟书所说:“以风物刻划之工,佐人事讥嘲之切,山水之清音与滑稽之雅谑,相得而益彰。”清人许梿评价此文曰:“此六朝中极雕绘之作。炼格炼词,语语精辟。其妙处尤在数虚字旋转得法,当与徐孝穆《玉台新咏序》,并为唐人轨范。”此外,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的《与宋元思书》等骈文皆富有艺术魅力。

梁武帝为教育子辈,命文士周兴嗣将从王羲之书写的碑文中拓出的一千字编撰成合辙押韵并有意义的文句。周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千字文》构思精巧,条理连贯,文采斐然,运用对仗工整、琅琅上口的韵语,介绍了有关自然、社会、历史、地理、道德、教育、人物掌故等方面的知识,其知识性与艺术性堪称双绝,成为中国教育史上问世最早、流传最久、影响最大的蒙学教材。它还远播海外,在日本、朝鲜等国广为流传。

明朝中期王守仁心学的传播,对社会文化思潮的发展产生了很大推动作用,诸多思想家、文学家都深受王派心学影响,在南京创作了独具个性的文学佳作。王守仁晚年为宦南京期间,把自己教人成就道德的方法概括为“致良知”,作出了很大的理论建树。李贽一生中曾经三次到过南京,他的哲学名著《藏书》即刊刻于南京。公安派代表作家袁中道与李贽交往颇密,在诗文创作中显露出独具慧眼、独抒性灵的精神情趣。竟陵派领袖钟惺遍游金陵各处风景名胜、历史遗迹,其《秦淮灯船赋》将秦淮河上灯船盛会光怪陆离、流光溢彩的景象描写得备极形致,为人们还原明代秦淮文化的繁盛情状提供了生动真实的材料。谭元春最喜林木清幽之景,先后撰写过三篇在乌龙潭的游记,调动多种艺术感受,细致描摹富有神奇魅力的风景之美。

清朝时期,大批安徽桐城文人寄居南京,形成了清代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桐城派鼻祖方苞虽祖籍桐城,但其家族早已迁居南京。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主讲江宁钟山书院,进一步发展了桐城派的理论主张。其后继者“姚门四大弟子”中,管同、梅曾亮均为南京人,进一步推动了桐城派古文的后期发展。

清道光五年(1825),魏源来到南京,定居乌龙潭畔“小卷阿”;鸦片战争后,着手编撰了《海国图志》,系统论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具体对策,体现出经世致用的思想,为国人睁眼看世界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对此后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以至辛亥革命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小说与戏剧

南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六朝时期,涌现出以东晋人干宝《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想象丰富,光怪陆离,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其中的诸多生动故事,为唐代传奇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神话戏《天仙配》等后世许多小说、戏曲,都提供了丰富素材和创作借鉴。南朝宋代临川王刘义庆招揽门下文士编撰的《世说新语》则是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该书记载自汉末到东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反映他们的性格特征和精神面貌,倡导魏晋名士风流,叙事栩栩如生,文笔简练生动,成为笔记小说的先驱,也是后代小品文创作的典范,对后代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南朝梁代文人殷芸所著《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小说”为书名的短篇小说集,开始以虚构的情节塑造历史当中的真人形象,成为我国小说创作的一大突破。

明末文人凌濛初多次旅居南京。他是中国创作拟话本小说最多的作家,所著《初刻拍案惊奇》与《二刻拍案惊奇》赋予旧材料全新的生命,具有很高的思想和文学价值。

清朝康熙年间,《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多年担任江宁织造,兼有学者、文人的气质,深得康熙皇帝恩宠。曹雪芹幼年生活在南京,对金陵故家钟鸣鼎食的昔日富贵充满着留恋;然而百年家业的衰败更令其感慨万端。他对南京的记忆和眷恋之情,都或隐或显地表露在《红楼梦》的创作原型、主题取向、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等方面。可以说,《红楼梦》当中贾府的兴衰史,就是作者曹雪芹自己家族在南京的兴衰史。

清朝安徽文人吴敬梓中年移家金陵,倾慕这里的山水之胜和人文气息,与当地文士广泛交游酬唱。他更将自己对世态人情的种种感悟,凝聚在讽刺小说巨著《儒林外史》当中,批判黑暗社会,揭示儒林士子的人生悲剧和扭曲灵魂,暴露酷吏、劣绅和假名士的丑恶本质,也表达出对于理想人格的朦胧向往与追求。

明清时期,南京的戏曲理论与创作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就。朱权的曲学巨著《太和正音谱》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曲论著作,在曲谱的发展史上影响深远。朱有燉一生创作了大量杂剧,是明代杂剧承前启后的重要枢纽,被视为明代戏曲的巨擘。徐霖长期生活在南京快园,他的传奇《绣襦记》是中国戏曲史上南戏向传奇过渡期间的一部重要作品,描写细致完整,艺术成就甚高。何良俊多年为宦金陵,其《四友斋曲说》对戏曲理论的建树具有突出的价值。他依据“本色”的核心标准,评骘元曲诸家,强调戏曲自身的体性特征,开启了此后沈璟“格律”学说的先声。潘之恒晚年侨寓金陵青溪。他一生爱好戏曲,并通过《亘史》《鸾啸小品》的撰著,建构起一套包括戏曲表演论、戏曲导演论、戏曲鉴赏论的完整的戏曲表演艺术理论,总结出具体、深刻的表演艺术规律,对中国戏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南京是汤显祖的第二故乡,他先后在此游学、为宦长达十年时间。他深受达观大师和李贽的影响,思想通脱自由。其传奇名作《牡丹亭》认为天地间存在着一种超越生死的男女至情,这种至情应该冲破禁锢人性的黑暗现实,由此反映了重情反理的思想,体现了作者对美好理想的执着追求。

阮大铖是明末成就最高的戏曲名家,早年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其《石巢传奇四种》剧情曲折,结构严谨,曲词典雅,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

明朝南京文坛也涌现了陈铎、金銮等散曲名家。陈铎是审音南北、词曲兼工的大家,其《滑稽余韵》采用当时的口语,明白通俗而又幽默风趣地再现了明朝中叶金陵城内三十多种店铺的经营和六七十类手工业工人及其他劳动者的生活,描绘出风貌各异的人情世态和风俗画卷,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史料价值。金銮的散曲以萧爽清丽著称,但也不乏俳谐之趣。明代戏曲理论家何良俊评之曰:“南都自徐髯仙后,惟金在衡最为知音,善填词,其嘲调小曲极妙,每诵一篇,令人绝倒。”

清初戏剧家李渔寓居南京,巧筑芥子园,经营书铺,创作了戏剧理论名著《闲情偶寄》,以及《比目鱼》《凰求凤》等作品,还自建家班,巡回演出,成为当时颇具影响的文化盛事。

清初文人孔尚任多次寻访南明遗迹,经过十多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终于撰成了传奇名著《桃花扇》。作品以南明灭亡的历史过程为背景,以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姬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总结出深刻的历史教训。作品展现金陵风物,歌咏秦淮风情,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

五、对外文学交流

唐朝金陵中外文学交流成果丰硕。晚唐时期,新罗人崔致远入唐求学,曾在溧水任县尉五年。他汉语娴熟,刻苦好学,与杜荀鹤、罗隐等唐末文人交游甚广、酬唱颇多。他将自己在中国生活期间所作诗文汇辑成《桂苑笔耕集》20卷,成为朝鲜三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个人著作集,被尊奉为韩国汉文学的开山鼻祖,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的称誉。他在担任溧水尉期间,以文会友,创作了《中山覆篑集》5卷。“中山”是溧水县的别号,该书是韩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个人文集。他还写下了长诗《双女坟》以及传奇作品《仙女红袋》,情节离奇,辞藻华美,后收入《新罗殊异传》中,被视作“聊斋先河”,广为流传。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来到南京,他在《中国札记》中写道:“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这方面,确实或许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与它匹敌或胜过它。它真正到处都是殿、庙、塔、桥,欧洲简直没有能超过它们的类似建筑。在某些方面,它超过我们的欧洲城市。……在整个中国及邻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利玛窦初到南京时,住在正阳门(今光华门)西营内。他所带来的西洋印制的书册和以自鸣钟为代表的西洋器具,都令人大开眼界。李贽在南京游历期间,曾与利玛窦相识并三度相会,切磋讨论,其《焚书》卷六收录了《赠利西泰》诗:“逍遥下北溟,迤逦向南征。刹利标名姓,仙山纪水程。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先驱,李贽对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具有较为理性的自觉认识和宽和心态。

纵观“十朝古都”南京的古代文学,总体呈现出四个鲜明特征,即都城生活气象、江南旖旎风情、外生包融结构、感伤怀旧格调。千年南京文学,就是一条美不胜收的艺术长河,也为我们展开了各具魅力的绝美屏风。我们可以从六朝文学当中看到萧散、华美的艺术风韵,从唐宋文学当中看到李白的潇洒、杜牧的风流、李煜的清雅、王安石的忧患、辛弃疾的悲愤,从明清文学当中看到方孝孺的骨鲠无畏、清初遗民的亡国之戚、孔尚任的血溅桃花、曹雪芹的红楼一梦、吴敬梓的市井风情、袁枚的性灵放任,……所有这些,都足以让人流连忘返、无限感怀。这些文学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充分印证了南京作为“世界文学之都”的崇高地位和不朽价值!

(作者简介:高峰,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