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楼梦》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中,元妃省亲的皇家气派被施以浓墨重彩的描绘,读之令人震撼。当她缓缓登场时,眼前所见尽是一片金碧辉煌。

一对对龙旌凤翣,雉羽夔头,又有销金提炉焚着御香;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黄金伞过来,便是冠袍带履。又有值事太监捧着香珠、绣帕、漱盂、拂尘等类。一队队过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抬着一顶金顶金黄绣凤版舆,缓缓行来。

其中的“曲柄七凤黄金伞”尤为引人注目,它是以金黄色缎为面,绣有七只凤凰的曲柄华盖,堪称当时贵妃仪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件礼器。据乾隆十年(1745)颁布的新规,此伞仅用于皇贵妃与贵妃的仪仗之中,这无疑彰显了贵妃的尊贵地位。鲜为人知的是,在清代,特别是乾隆朝以后,诸如这般精美富丽的“龙旌凤翣”,皆出自苏州织造局之手,足以见证当时苏州工艺的卓越与精湛。

一

苏州丝织业历史悠久,积淀丰厚。汉代刘向在《说苑》中提到晋平公(前557—前532)时代的吴人“绣衣而豹裘”,“锦衣而狐裘”,这显示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国便已将精湛的刺绣与织锦技艺用于上层阶级的服饰中。元代至正年间,宫廷特设苏州织造局,专为皇室供应各色丝织珍品。明代沿袭此制,永乐年间则改派太监管理,导致“供给繁苦,民间大扰”,直到崇祯元年(1628)终被废止。

清代在皇家织造体系上继承了明代的传统,在京设立内织染局,同时在江宁、苏州、杭州设织造局,统称为江南三织造。鉴于前朝内监常驻江南骚扰地方的教训,朝廷于顺治三年(1646)罢黜织造太监,转而钦派内务府司员督理织造事务。同年,内工部侍郎陈有明受命主持苏、杭织染之事。他上任伊始,便着手改造带城桥东(今苏州市姑苏区带城桥下塘)的明代嘉定伯周奎故宅,并顺势向北扩展,兴建总织局;又在天心桥东的明织染局旧址重葺增建,亦称织染局。康熙十三年(1674),苏州总织局做了新的布局调整,南部被划为织造衙门,也称织造府或织造署,而原有的作坊则被迁至北部。

江南三织造承办清廷所需的数量庞大的丝织品,种类繁多,包含缎、纱、、绫、纺丝、布匹、绒、线等,以及华美的成品织绣。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特为皇帝一家制作的服饰。顺治初年已有明文规定:“御用礼服及四时衣服,各宫及皇子、公主朝服、衣服,均依礼部定式,移交江宁、苏州、杭州三处织造恭进。”在完成每年皇室所派的织造任务外,它们还得随时准备承接内廷及工部等部门不定期下达的特别指派。对于苏州织造而言,一项重要的差事便是承做卤簿、仪仗需要的绣品。

顺治三年(1646),朝廷订立皇帝卤簿引导之制。初创之际的规制尚显简约,御前卤簿仅包含百余件陈设。此后,参稽宋明以来之旧,卤簿仪制逐渐走向规范化,确立了大驾卤簿、行驾仪仗、行幸仪仗3种形式,各视情况使用。大驾卤簿用以郊祀、朝会及诸典礼,行驾仪仗用以在皇城之内日常出行,行幸仪仗则用以时巡省方。据〔康熙〕《大清会典》载录,此时最高规格的大驾卤簿,其礼器数量已攀升至500多件。

《苏州织造局志》详载了康熙年间苏州织造承办的御用缎匹项目,其中就有与仪仗相关的内容。这些仪仗用品包括绣有寿字的缎匹,为擎执仪仗的校尉特制的驾衣,更有各式典雅庄重的伞器。

仪仗用四则圆金正寿字一疋,计十身,每身长四尺二寸,工二十日。

驾衣,计每件长二十四尺,五身二十尺,袖四尺,工七日。

九龙伞一把:九龙伞顶,计二幅;工二十八日,二幅。九龙伞簷,计三层;工二十七日,一层。

四季花伞一把:四季花伞顶,计二幅;工二十四日,二幅。四季花伞簷,计三层;工二十三日,一层。

芳草伞一把:芳草伞顶,计二幅;工二十四日,二幅。芳草伞簷,计三层;工二十二日,一层。

伞衣一方,工一日。例用四块。

飘带每条,工一日。例用四条。

对照〔康熙〕《大清会典》,大驾卤簿的伞器有以下几种:黄曲柄龙伞(即九龙曲盖)4把、黄直柄龙伞8把、红白青黑直柄龙伞各2把,俱彩织九龙云纹;黄白黑直柄花伞各2把,俱彩织四季花纹;黄红青直柄瑞草伞各2把,俱彩织瑞草;紫红方伞各4把,四角线绦结4挂。以上各伞俱垂3檐。两书在伞器的称谓上虽略有不同,但通过对比描述可知,《苏州织造局志》所述的九龙伞,就是《大清会典》中的黄曲柄龙伞与各色直柄龙伞;而前者的四季花伞、芳草伞,则分别对应后者的各色花伞与瑞草伞;至于伞衣和飘带,显然是组成方伞的部件。也就是说,苏州织造局的职责囊括了皇帝卤簿内所有类型的伞面。

王翚等绘《康熙南巡图》第七卷无锡至苏州(局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博物馆 藏)

乾隆十二年(1747),工部行文苏州织造办理卤簿大驾事务。除了前文提及的40把伞器外,还有黄缎绣双龙扇等共计40把,金节2对,青龙、白虎、朱雀、神武幢各1首,黄麾1对,传教旛2对、告止旛2对、信旛2对、政平讼理旛1对,要求在文书到达之日起两个月内统行办齐,解送至工部。与康熙朝相较,苏州在卤簿绣件的织作范围上有了显著的拓展,扇器的全部品类,金节、黄麾及幢旛中的部分物件,也一并纳入其制作范畴。

二

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国力的昌盛,清朝统治者开始致力于国家礼制的规范化、系统化,以彰显皇家的威严与风范。乾隆十三年(1748),清廷对卤簿制度进行了重要的改革,将原有的大驾卤簿重新定为法驾卤簿,行驾仪仗更名为銮驾卤簿,行幸仪仗改为骑驾卤簿。这三者合起来,共同构成新的大驾卤簿,主要在皇帝大朝会与南郊大祀时使用。法驾卤簿则适用于次一级的典礼,如祭祀方泽、太庙、社稷、日月、先农等坛庙,以及历代帝王、先师等庙宇的仪式。而在庆典朝贺时,法驾卤簿会被郑重地陈设在太和殿庭,以供百官瞻仰。銮驾卤簿、骑驾卤簿仍然在内外巡幸的场合使用。如此形成定制,为后世所沿用。经过此次增删厘定,卤簿的规格与品类数目陡增,特别是级别最高的大驾卤簿,即使不计算乐器,其礼器的数量也超过了700件。

在伞器方面,法驾卤簿中,增设翠华盖二、紫芝盖二、黄九龙直柄伞四、青赤二色四季花伞各二,裁减黄红青直柄瑞草伞各二;扇器的改动更多,新增寿字扇、孔雀扇、雉尾扇各八、红单龙扇四,减黄双龙扇四;幢、旌、纛、旗等类也都有所添加。此外,幢、旛、旗、扇四类中,原工艺是销金的,均改为彩绣。

这样的改定,自然需要重新制作相关的物品,即便上一年刚刚更新了卤簿的绣面。苏州织造图拉在京期间,便接到了新制的大驾卤簿手卷画样。他返回苏州后就依照这份画样,以及工部发来的数目清单和定制尺寸摹放绣办。随后,造办处又行令苏州,绣制五辂(帝王卤簿车乘,即玉辂、金辂、象辂、革辂、木辂)上的容盖、飘带,以及装饰用的太常旗,共五分;还有大礼轿、金辇、玉辇的容盖。工部再次发文,指派绣制皇太后、皇贵妃、贵妃、妃、嫔所用的金节、伞扇等仪仗器物,共计十六分,这些都要严格遵照工部发给的花样及定制要求完成。

昔日,后宫仪仗皆由京师匠人制作,但自此刻起,金节、伞扇这些绣品悉数交付给了苏州织造局。显然,在这一精细的技艺领域,京城的工艺水准已难以满足乾隆帝那挑剔而严苛的审美标准。于是,他的目光转向了技艺更胜一筹的苏州织造局。

乾隆十三年(1748)七月,皇帝颁谕旨晋封摄六宫事皇贵妃等五位妃嫔,并定于次年举行册封典礼,为此需提前筹备新封妃嫔的各项礼仪器具。十二月,工部将嘉贵妃、令妃、舒妃三分仪仗内应用的金节、伞扇等项,通计大小28件,派发苏州。第二年绣件织成,运抵京师,工部随即派员验收。经过仔细的核查比对,他们认为与去年办理过的对应绣品相比,这次的绣活在料工方面稍显粗糙,不如那时的精细,因而令织造据实核减费用。对于此类特办之项,审核查验向来严格至极。不仅要求成品的花样、尺寸必须完全符合规定,对缎纱质量、绣技等也有很高标准,任何细微的不足都不能含混过去。

九龙曲盖(故宫博物院 藏)

作为皇权的至高象征,庄严奢华的卤簿、仪仗,在主人辞世后,依然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它们先是在葬礼上陈设,最终又以祭品的形式被焚化,追随逝者而去。乾隆帝驾崩后,在初满月时焚銮驾卤簿一分,又在梓宫起送裕陵前一日的祖奠礼上焚法驾卤簿,待到正式入葬裕陵地宫前一周的飨奠礼上又焚化了骑驾卤簿。乾隆帝的几位皇贵妃亡故后,对于丧礼上华贵气派的仪仗陈列,他犹嫌不足,命另行补造18件,加设供用。这些增饰的伞扇活计,均被火速发往苏州如式赶制。以乾隆四十年(1775)令懿皇贵妃薨逝为例,苏州织造局承做了8件织绣:红缎宝相花伞1对、黑缎宝相花伞1对、红缎瑞草伞1对、红缎雉尾扇1对。当令懿皇贵妃的金棺送往裕陵之时,她的全分仪仗58件并加增的18件仪仗,都随往陵寝。在其出殡前,要搭盖明黄凉棚,陈金器,设仪仗76件;入葬之日,亦是如此。当祭奠仪式结束后,这些仪仗便随着纸钱一同被焚化,表示它们完成了守护与追随主人的使命。

三

道光中后期,国势日衰,财政困顿,为了节省开支,道光帝不得不在仪仗的制造规格上进行缩减。据〔光绪〕《大清会典事例》记载,道光十六年(1836)为新封的彤贵妃、佳嫔成造仪仗,原本应使用纯金与镀金的地方,俱改用黄铜。道光二十八年(1848),从帝后到妃嫔,以上标准全面施行,并进一步规定仪仗内铁鋄金物什,均改鋄银。咸丰帝即位后,在遵循其父道光帝旨意的前提下略微点缀了些金饰,将大驾卤簿内的8件金器改用铜镀金,并保留了铁鋄金什件。咸丰二年(1852)册立皇后及册封两嫔,皇后仪驾内的金器8件与嫔彩仗内的镀金银器6件,都依照大驾卤簿之式,一律改为铜镀金。但从现存档案记录来看,只有皇后用的礼器镀了金,而妃嫔们,包括后来晋封的懿贵妃,用的还是铜器。咸丰十一年(1861),慈安太后、慈禧太后上台后,她们乘用的仪驾也延续了咸丰帝制定的规则。

尽管在材质上做了妥协,但皇室对织绣的品质要求却并未降低,依然指定来自苏州的绣面装饰仪仗。咸丰二年(1852),时任工部尚书的翁心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六月)十七日……得礼部知照,于十月内行册立中宫礼,所有仪仗内绣片,发马递行知江苏织造,限四十日送京。

廿九日……再行文江苏织造催绣片,限于八月内送京,前已行文数次矣。

(九月)八日……午刻笔帖式奎芳以明日奏折来,恭阅(一催苏州织造绣片,一请派承修文庙工程大臣)。明日加班奏,并以封奏一件面付之并递。

时为十月立后大典筹备之际,仪仗自然是重中之重。六月中旬,工部即传知苏州织造赶制绣面,所给时间仅有匆匆40日。在十几日内,又屡番下文催促,苏州织造表示无法如期完成,工部只得将期限宽延到八月末。及至九月,绣品依然迟未见交付,而次月就是大典了。无奈之余,翁心存不得不书写奏折,当面向皇帝汇报请示。

光绪朝一次造办大驾卤薄,由苏州织办的绣片,有伞面、扇面、幢衣与宝盖、旛身、旌身、节衣、氅身、麾身、旗面,共计79项292件。仍以伞器为例,涵盖了法驾卤簿与骑驾卤簿在内的全部伞面56件:

黄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曲柄伞面四件;紫罗缎绣紫芝盖面二件;绿素缎绣翠华盖面二件;黄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直柄伞面十二件;青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伞面二件;红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伞面二件;白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伞面二件;黑罗缎织五彩金云九龙伞面二件;青黄红白黑五色罗缎织五彩金四季花伞面十件;青黄红白黑五色妆缎伞面十件;红紫二色素罗缎方伞面八件。

苏州还要提供御用的各色罗缎、素缎、云缎、素绫、纺丝、片金、熟绢、绢线、绒,每种均注明对尺寸、斤两的细致要求。在这之中,明黄绒的需求量竟高达2760斤,令人咋舌。与此同时,杭州织造也负责办理各色纺丝、熟绢,与苏州织造的该项差务丝毫不差。特别是,苏、杭两地分别置办明黄纺丝832匹,这一数量远高于其他丝织品的用量。

四

慈禧太后生活奢靡,讲究排场,原有“寒酸”的皇太后仪驾怎能让她满意?在她60岁生日时,别出心裁地创造出“骑驾”的概念。

光绪十九年(1893)的一份奏折记述了为慈禧太后的六旬庆典筹办仪驾的事宜。因皇太后仪驾已有两套,足够使用,无需另行制作。若有损坏或旧损之处,只需修缮整齐即可。为了这次典礼,特意预备了骑驾,骑驾中的礼器数目需在原有仪驾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此外,骑驾还需配备乐器,由銮仪卫列出清单交予工部制造。所有参与骑驾的校尉,均需身着石青云缎地金寿字驾衣。经工部与銮仪卫商议,决定皇太后骑驾中的旌节、拂尘、立瓜、卧瓜、吾仗、各色旗等,都按照仪驾的尺寸制作,不必改小。但各色伞扇则计划比仪驾的尺寸缩小二寸,这样在马上执持时更为方便。另外还强调,苏州织就的绣片、缎纺和寿字袍等,务必质地纯厚,颜色鲜明,并限文到60日内完工。

慈禧太后此次所造之物虽名为骑驾,但又有别于清帝的骑驾卤簿,主要表现在数量和品种上,较之清帝的骑驾卤簿要少,但比仪驾又多,是在仪驾的基础上成倍添加而成的。值得注意的是,骑驾卤簿原本为皇帝行幸时专用,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慈禧太后开创了皇太后使用骑驾的先河,将自己的地位凌驾于历朝太后之上,昭示着她可匹敌九五之尊的无上荣耀。在光绪三十年(1904)慈禧70岁生辰时,朝廷依旧为典礼预备了皇太后仪驾和骑驾。苏州织造局为她绣造了仪驾和骑驾内的各类织绣,其中仪驾有23件。

旌节二首;黄缎绣九凤曲柄伞一把;黄缎绣五彩宝相花伞四把;黄缎绣龙凤团扇四把;红缎绣龙凤团扇四把;黄缎绣双凤雉尾边方扇四把;红缎绣双凤雉尾边方扇四把。

骑驾之中,除了黄缎绣九凤曲柄伞独占一席之外,其余六项均比仪驾多出一倍,总数达到45件。再加上仪驾、骑驾所需的缎、绢、绫、纺丝、线等,共耗费工料银近13000两。此外,苏州织造还置备了执差校尉所穿的天青织云缎地满绣金寿字袍363件,还有纺丝、妆缎、片金等搭配的织品,总的花费近70000两。

在王朝日薄西山的余晖中,慈禧太后依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奢侈作风。对于身份标志的仪驾与侍卫驾衣,她要求极尽精巧华丽之能事,以无尽的金银堆砌出末世的虚华景象。然而,这种表面的辉煌终究难以掩盖王朝衰落的真相,几年之后,清朝便在历史的洪流中黯然落幕。

苏州织造局,这个曾织就皇室无数华裳的机构,也随着王朝的终结而沉寂。但那些出自苏州的仪仗织绣,仍静立在故宫博物院的展厅中,向游人们展示着细腻的绣工和华美的图案,诉说着历史的兴衰与变迁。

(作者简介:九君,原名王唯炜,经济文化史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