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现象，清末以来老宿迁传统文人的字号中，多带个“庵”字。

陈书樵，字舒翘，号退庵。

徐慕农，字蜷庵，晚号老农。

窦燕客，字一山，号倦庵。

时间再追得远一些，还有：

张忭，字怡仲，号渫庵。

王相，字惜庵，别号倦圃。

臧纡青，字牧庵。

庵，一写作“厂”，音“安”。《释名·释宫室》，草圆屋谓之庵。如此，庵，是草房。较之矫饰的深宅大院，是陋室。

孔子云，必也正名乎？名，是大事。字号，虽区别于名，但附在名后，也绝不是随意取来。取字号，往往为表德、明志。所谓，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号以明志、斋室寄情是也。

那以“庵”做字号，引申出来的“德”与“志”是什么？质朴？本真？抑或，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重精神轻物欲？

王相的“庵”

王相的“庵”，在富贵街。王家的宅院，是大宅院，前有坊，后有楼，葳蕤的一大片院落。说它是小草房，肯定不对。那王相的“志”呢？是不是就是修屋筑楼，像时下这一批精神空洞的你我一样只为“住大房子”？那也肯定不是。

王相被后世宿迁人追慕，原因在于：其一，是藏书之巨，有藏书40万卷。其二，在于著述丰富，学识过人。再者，就是德望声誉之隆。《宿迁县志》：“邑内有灾拯救如不及，皆亏己以成之。”救灾、行善、修桥、铺路。还有，就是琴棋书画诗歌词赋无一不能。

在王相这么大的院子中，王相最爱惜的是哪间哪栋？追查一下，或许是“百花万卷草堂”与藏书楼“池东书库”了。百花万卷草堂，名唤草堂。草堂，即庵。在此中藏书、著书、印书，不知老之将至，对于一个读书人而言，是人生快事。这里寄托着他内心的坚守和一生的志向。

徐慕农、窦燕客的“庵” 

王相之后，徐慕农，窦燕客的“庵”在哪儿？

蜷庵，从字面上看，是小房子，空间狭窄。放了书籍、字画、自己的爱好之物，或者床铺、桌椅、吃饭的家当之后，人便只能是蜷缩了。

倦庵，从字面看不出“庵”的大小。但去过窦老在东大街的那间小店的人都会说，那个地方，也就是转身之地，一眼可尽。店里再放些字画、胡琴（晚年窦老以修胡琴、写真为生），窦老坐在其中，也是另一个“蜷庵”。窦老在其诗文中有更形象的比喻——蜗庐。

如此，蜷庵、蜗庐都是写实的，都是小房子。要是往明志上讲，也说不通，硬要说通，那就是“君子固穷”？可是，“穷”不是他们的志向。这与他们的书法、篆刻、诗歌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意趣、气度、学识也不相符合。而且他们后来都做了政协委员，汲汲于地方文化的抢救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徐慕农画像（1962年2月，画家卢沉作品）

据我后来的走访，两位先生的“庵”，和王相的“庵”有一些关联。

首先，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两位先生生前都极慕王相学问。其二，“百花万卷草堂”和“池东书库”都是这两位读书人的精神朝圣之地。其三，民国时期，王家败落之后，“池东书库”40万卷藏书散佚流出，两位先生都做过倾囊购买的收藏者。并以得到王相藏书为豪……

蜷庵，蜗庐，虽然狭小，但山不在高，水不在深。“庵”中有他们最可贵、最珍视的东西在，陋室就不陋——那些从王相的“庵”中流出来的珍品入住到他们的“庵”中。三“庵”在精神上是衣钵传承。我想，两位同样饱读诗书的蜷庵、倦庵，此际虽身处小房子间，蜷缩终日，无转身之地，亦不改其乐。

陈书樵的“庵”

陈书樵先生字号当中的“庵”，是不是也有这一层意思，不知道。但我相信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宿迁人，陈先生对王相的“庵”，不可能不动心，不可能不起追慕之心。而且陈书樵先生和徐慕农、窦燕客同在书法上有造诣，彼此之间必然是精神相吸。

关于陈书樵先生的“庵”，除了精神上的溯源，这一次让我感兴趣的，还有现实中的“庵”——陈书樵先生是教书先生，他在东大街教书，却没有自己的恒产，一辈子都是在不断地租赁中设下他的“庵”。在他的“庵”中，除了一幅孔子像，自己的教学之书和写字之具，其他可能都是别人的。

宿迁东大街

退庵学塾，又名陈氏私塾，初在淮安清江夫子庙，1939年陈书樵回宿城东大街赁屋设馆，历经三次变迁。1939年至1945年在永大茶庄，1947年至1948年在陈家丝线店（即华丰绸缎店），1950年至1958年在元余绸布店。其规模最少时有学生16人，最多时有学生26人，学生学资为每月半升或一升粮食。陈先生在宿迁的弟子众多，我在走访的过程中，就遇到了4位。他们对老师的学识人品很认可，七八十年之后提及老师，还是恭恭敬敬的。

其中两位学生，一位90岁，一位83岁。一个是陈先生在永大茶庄坐馆时的学生，时间是1939年前后；另一个是在东大街马墓享殿（祖祠大殿）坐馆时的学生，时间在1959年左右。两位学生所学的时间都不长，但提起陈书樵来，都是毕恭毕敬，称赞其旧学深厚。但给他们印象最深的两件事却跟学问无关。

宿迁东大街航拍图（老照片）

一个是说，宿迁第一次解放时期，也就是1945年。当时新政府成立不久，运动很多，动不动就要给青年开会，请他们到镇公所开会，到中山堂开会。这样，陈先生的学生就时常来不齐，自己也没法教了。于是，陈先生就不再是坐馆的先生了，而是跑腿的先生，他一个一个去家里去会场“请”学生，把学生请到他的“庵”里。

另一个是说，陈先生在马墓教书的时候，他的“庵”已经走样。因为不再是旧式的私塾，不给拜孔子了，孔子像自然就没有了。四书还有人读，只是读不到全本就开学了。那些学生，先是东大小学、宿迁中学的学生，然后才是他的学生。学校开学了，自然都要去上学校。这一走，就彻底空了，他的这个“庵”就“退”到了底，成了暑假补习班，或者书法兴趣班了。

那时，家长的思想也已经与时俱进了。上学校，读教科书，拿完小、初中文凭。文凭是个凭证，也是工作的通行证。没有凭证，学问再大，也难找工作，找工作也难定级。还有，学校里的学科丰富，培养的目标明确。陈先生的“语文”还行，当然也限于文言文和作文。“数学”，小学阶段也还行，算盘能教，初中阶段也能出几道从“九章算术”上化来的应用题。但终归是术业有专攻，不如学校里老师讲得透彻。至于俄语、自然、科学，就不再是老先生的“术业”的范畴了，于是学生自然而然就少了。

据说，1959年之后来陈先生这学得最多的是“认字”，字是陈先生自己写的，一笔好字。写好了一个一个裁剪出来，然后拿出一个字，告诉学生怎么念。读一声，回一声，记住了，再看下一张。一肚子的学问，最后成了教人认字的先生。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呢，孩子也都去上学了。这回“请”也“请”不回了，学生都关在学校里、教室里，只有自己退了。“退庵”因此而来。

作者介绍

姚大伟    鲁迅文学院青年作家班学员，著有《2018：新盛街笔记》《骆马湖：1958年移民笔记》《2024：东大街笔记》，其中，《2018：新盛街笔记》获江苏省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