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楚人称都城为郢。学界一般认为,从公元前1115年立国到公元前223年灭亡,楚国郢城几经变换。公元前241年,楚徙郢至寿春(今属安徽寿县境内)。寿春为最后的楚郢。

令人不解的,楚郢从陈(今河南睢阳)迁至寿春,新、旧郢之间距离并不远。作为占小半个中国的楚国,为何没有把都城向更远的江东(吴地)迁移呢?而那里似乎更适合与秦国进行周旋。毕竟,“与楚同祖”的越国残余势力在东南地区至少坚持到汉武帝时代。楚汉相争时的乌江亭长和唐代诗人杜牧,甚至惨败的项羽均认为可以以江东为基地卷土重来。秦军攻占寿春27年后,曾为楚军将领的淮南王英布反汉于此地,楚故令尹薛公为刘邦分析英布可能采取的上、中、下三策,每策均有英布将“东取吴”的进攻路线。既然势力远较楚国弱小的英布占据吴地是对抗势力强大的汉廷的必然之选,那么,在秦军尚未吞灭楚国之时,楚国迁都吴地抗秦也有可能是楚国高层的共识。薛公为楚故令尹,了解楚末高层的决策内幕。

考诸史实,楚国确有迁郢至吴城(今江苏苏州)的规划和行动。

楚考烈王元年(公元前262年),春申君初封淮北十二县。15年后(公元前247年),“黄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边齐,其事急,请以为郡便。’因并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这里非常明确,公元前247年春申君被改封到江东(吴地),但直到公元前241年楚郢徙至寿春的6年里,没有任何史料证实春申君曾离开楚郢陈前往过江东封地。

楚徙郢于寿春初年(公元前241年),“春申君由此就封于吴,行相事”。此时,楚国军事形势无疑更加危急,政治外交纷繁复杂,钱粮军糈千头万绪。而担任楚相的春申君,“虽名相国,实楚王也。”如此重要人物,在如此重要关头离开新郢,去此前6年未就封的江东,着实悖逆常理。

据司马迁实地考察,“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司马迁所适之楚显然是东楚,即江东。春申君在江东营建这些城宫时,已是接近80岁的老人,对于事死如生、事亡如存的楚人而言,营建墓室应更亟于宫室。

从上述反常的举动推断出,春申君就封于吴,担负着比营建封地更重要的使命。楚郢徙寿春前,秦军于昭襄王十五年(公元前292年),攻取楚宛地;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三十一年(公元前276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置南阳郡”;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将军摎攻韩,取阳城、负黍。”秦王政五年(公元前242年),“将军骜攻魏,定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初置东郡。”徙郢寿春前,春申君的门客朱英谓春申君曰:“魏旦暮亡,不能爱许、鄢陵,其许魏割以与秦。秦兵去陈百六十里,臣之所观者,见秦、楚之日斗也。”楚迁郢于寿春时,稍有常识的人应可看出,秦军攻陷淮北地以及寿春的日子不会太久。作为楚末最有远见的政治家,春申君应早就看出了秦国的意图和楚国的危险。

从地理方位来看,“寿州、陈、平舆与颍上相距三四百里……许、鄢、临颍是其东境,皆在陈西。”寿春至陈郢三四百里无关无隘的距离对于规避秦国的入侵而言,几无军事价值。无论是顺颍水而下,还是从陆路行军,从陈郢至寿春,也就两天的行程。因此,楚虽都寿春,秦军的威胁,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唐人皮日休批评春申君:“徙都于寿春,失邓塞之固,去方城之险,舍江汉之利,其为人谋下矣。”但寿春滨傍淮水,就运输条件而言,远优于颍水上游陈郢。作为隆兴于江汉地区的大国,楚国不会不细致地考虑河道的因素。从寿春沿淮水东下,可转邗沟入长江。从寿春更可顺淮直下,到达此前越人苦心经营的琅琊。勾践之后,越人在琅琊建都,经营百年之久,这里航海条件非常优越。《越绝书》载:勾践“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初徙琅琊,使楼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松栢以为桴。”直到秦灭六国后,徐福数千人航海,即从琅琊出发。因此,上述两条路线都极易通达江东。

楚徙郢于吴最棘手之事不是营建宫室,也不是长途运输,而是既要消除楚人背后南方越人势力的敌意,更要准备迎击秦王的数十万大军。史载,苏州蛇门,“南面……春申君造以御越军。”吴地关于春申君的传说极多,多与治水有关。治水既可服务于农业,也可用于航运、备战。事实上,楚杀越王无彊后,“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以此看来,越人的威胁并不大,春申君治吴的主要目标是抗秦。

尽管现存典籍对楚国营建“吴郢”无确切记载,但从史料及考古器物方面仍能看出其清晰的脉络。考古学者实地勘测后认为,吴故都呈“亞”字形,周长达37里161步,是楚都郢的翻版,与郢“堪称是姊妹城”。根据《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文献的记载,春秋晚期伍子胥修建了城墙和城门。但考古证据显示,“尚难以将苏州城城墙的时代上推到春秋时期”“楚文化进入长江下游地区当是起自吴楚长达百余年的战争,大规模进入应是随着楚灭越(公元前334年)(现学界多认为楚灭越在公元前306年——引者注)而进入的。”楚灭越后,吴城成墟,春申君是首位大规模重修者。

根据这些考古资料可以断言,春申君确实在吴墟复制了楚郢。按照礼制,“公之城盖方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天子当十二里。”如此大于天子之城数倍的吴城,绝非卿大夫春申君自用以贻祸,而是作为楚都以备秦。

楚国末期形势图

袁康等述:“今宫者,春申君子假君宫也。前殿屋盖地,东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盖地,东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户霤高丈二尺。库东乡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户各二。南乡屋,东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户四,下户三。西乡屋,南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檐高五丈二尺,霤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结合司马迁等人实地考察和其他史籍记载,此处所述春申君宫室之宏伟壮丽极为可靠。如此规模的治水、筑城、营宫,仅就经济成本而言,绝非一臣子所能承受,基本是举残楚之力。根据周礼,公“宫方九百步”;侯、伯“宫方七百步”;子、男“宫方五百步”。按周代“每五步得三丈,每百八十丈得一里”计,春申君宫周长合541步。考虑到袁康为东汉人,东汉尺大于周尺,春申君宫与周礼规定的侯、伯宫相差无几,远大于子、男宫。此宫不应为卿大夫或其子所居,更不可能是违反常理的“春申君所造”的其子“假君宫”。春申君以原楚郢为标准营建吴墟,城的规制远大于周代王城,而宫室则小于周王王宫、甚至略小于侯、伯之宫,这些宫室显然是春申君为楚君所备。楚君虽僭称王,实为子爵,在战时营建的吴城宫室小于“伯”宫,则合于“子”宫规制;而吴城规模大于周代王城,则是备战所需。

所谓“春申君以其子为假君治吴”之说,钱穆已作辨析,认为不可信。实际上,春申君子假君居所是在吴城外20里的鸡陂,后更名黄堂。

但《越绝书》所载假君之事,非空穴来风。袁康乃会稽人,与吴地属同一地域;生活时代属东汉前期,离春申君时代亦近。说明至少东汉以前吴地一直盛传春申君为其子建宫之说。

比较合乎逻辑的历史真相,显然是春申君表面上大张旗鼓地以乃子假君营建自己的封地作掩护,实则上秘密地营建楚国国都。毕竟,在寿春王畿的楚军与秦军酣战之时,营建江东楚都的真实消息极不利于楚军士气,更不利于与秦人进行政治斗争,也不利于与其他东方五国的外交活动。正因为江东楚都系秘密营建,春申君不久又被李园伏杀,且楚军在江东坚持的时间较短,是以史籍中不见“吴郢”的记载。

江东地区所遗其他史迹构成了楚末秘密营建吴都的证据链。

无锡历山,“春申君时,盛祠以牛,立无锡塘。去吴百二十里。”据《礼记》:“诸侯之祭,牛,曰太牢;大夫之祭牲,羊,曰少牢。”“盛祠以牛”显然是诸侯礼,而非春申君所适用。这里所说的“春申君时”,没有明确指出是春申君本人,说明主祠者具有诸侯或代表诸侯的身份。

那么,春申君处处以楚君规制营建吴墟,是否私心自用,存僭代之意呢?从现有史料来看,春申君曾竭力避嫌。史载:“娄门外马亭溪上复城者,故越王余复君所治也,去县八十里。是时烈王归于越,所载襄王之后,不可继述。其事书之马亭溪。”据学者考证:“这是指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国为避秦军攻楚都郢,迁都于寿春之际。考烈王将顷襄王之史事,带至于越,刻载马亭溪。”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正是春申君就封于江东之时,把楚国最近发生(往往是最重要)的国史刻载于马亭溪,一方面,说明楚考烈王极为清楚寿春不是可以久守之都,江东才是更为安全之地。春申君就吴,不仅仅是为自己营建封地。另一方面,春申君把楚国信史刻载于马亭溪,实是公开剖白无僭越之意,以消除楚王疑虑;抑或是楚王有意让他为之。

1973年12月,在原江苏无锡县前洲公社前洲大队高渎湾芦塘里,出土三件带有“我陵君”铭文的铜器。铜器铭文乃战国文字,提及了楚考烈王熊完(公元前262年—公元前238年在位)和楚幽王熊悍(公元前237年—公元前228年在位),学者推断这批铜器作于楚亡国的最后18年。我陵君作此铭文的寓意,与春申君马亭溪刻史或有相似之处。

另外,我陵君一件铜豆铭文的首句释文为:“郢卶(?)府所造”。李学勤断言,铭文中的“郢”,“楚都,此处当指寿春”。李说令人不敢苟同。铜豆为非常普通的器物,非宝鼎重器,未必要从旧郢恭迎。春秋战国时,江东冶铸技术非常发达,制造这类铜器易如反掌。楚把都城所徙之地皆称为“郢”,但在楚都迁寿春之时和之前,楚国根本无“卶府”机构。最早释读铭文的学者,在“卶”后面加“(?)”,说明对此字并无把握。仔细观察铭文拓片,我们发现字迹尚较清楚。原释读者把该字的左边识为“多”,完全正确,与金文“多”的字形非常相似。铭文中的“卶”或为“誃”,而“誃”意为“离别也”。周景王时有誃台、赵国李牧被诛前曾出誃门。“誃”或“卶(?)”均可作“移”或“迻”的假借字。“郢誃府”(或“郢移府”,或“郢迻府”)显然是指楚国迁徙到吴地的府门,这些铜器更应是我陵君时代在吴地所造。我陵君是继春申君之后楚国在江东的又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史籍中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尽管他距司马迁时代只有七八十年,后者仍无从知晓,概因我陵君事迹主要发生在江东残楚抗秦之时,文献无载我陵君的原因,与未载“吴郢”类似。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强起之,使将击荆。取陈以南至平舆,虏荆王。秦王游至郢陈。荆将项燕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淮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昌平君死,项燕遂自杀。”《史记集解》:徐广曰:“淮,一作‘江’。”梁玉绳认为:“‘淮南’为‘江南’之误” “秦王游至郢陈,荆将立昌平君为荆王,反秦于江南。二十四年,王翦、蒙武攻荆,破荆军,虏荆王,昌平君遂自杀。”尽管项燕和昌平君在江南反秦之说存在争议,但残楚其他将士在江南反秦则是凿凿事实。

王翦虏负刍后,楚国余部把江东作为反秦的最后基地,王翦又在江东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的征战。残楚将士在江东抗秦,必另立新王,其都城只能是吴城。

20世纪50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苏州真山墓葬群进行发掘。在D1M1墓中出土了镌有“上相邦玺”的铜印。从墓道的形制来看,则属于战国晚期楚国贵族墓葬。考古学者甚至怀疑墓主为春申君。史载春申君墓已有武陵说、江阴君山说、南昌水山说、潜江说、曹县说和寿州说等。春申君殁于寿春棘门之变,当以寿州说较可信,不可能葬于苏州。最准确的判断是,D1M1墓主是地位不低于春申君的楚王室贵族,证明残楚曾在江东立国,是以立有相邦。而江东没有发现楚王墓,除考古概率外,概与《史记》所载的楚王被虏或被杀相关,或是楚王遁逃他境。

古代江西有楚王谷。据说,“昔秦始皇并吞六国,楚康王昭为秦将王翦所窘,匿于此。”同时,在吴地留有周康王的许多遗迹和传说。“金山卫,相传周康王筑城以镇大海。金山,海中山也。”苏州府曹桥有周康王庙。周康王从未到过吴地,抑或秦时人们有意以“周康王”指代“楚康王”,以避秦廷刑祸。

建安七子之一的徐幹云:“楚春申君亦好宾客,敬待豪杰,四方并集。”春申君在江东广招豪杰、游侠,显然是为抗秦而准备。《越绝书》载:胥女南小蜀山,“春申君客卫公子冢也。”“土山者,春申君时治,以为贵人冢次,去县十六里。”路丘大冢,“春申君客冢。”春申君治吴仅3年,没有为自己修墓,却为不同的人预备如此多的墓冢,事非寻常。其最可疑者为贵人冢。首先,这些“贵人”不是春申君的门客,门客有专门的路丘大冢。其次,“贵人”也非别国贵族,别国贵族应像卫公子一样,别置墓冢。那么,这些“贵人”只能是迁都到吴地的楚室贵胄。在秦军南征时,不少楚室亲贵或战死,或被剿杀。

不过,更多的楚军旧属留在了江东地区。后来,项梁江东首义,起八千精兵;项羽至乌江,愧见江东父兄。然项氏麾下却鲜见江东籍亲信名将,考项氏核心将领,多为忠于楚国的楚军旧属。

综上所述,现有资料表明,秦灭楚前,楚室以封春申君于吴墟之名,潜营新郢。负刍之后,残楚势力在江南地区再立楚王,或利用了昌平君和项燕的名号。都城即是春申君悉心营建的“宫室盛矣”的旧郢翻版吴城。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2期所发表的《楚末潜营吴都与项刘部属考辨》一文的节录,本刊作了修改。

(作者简介:马俊亚,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