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至2015年1月,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馆与中国文物交流中心等单位合作,在该馆举办了《中国明代展:皇朝盛世五十年》藏品展,其中汇集了海内外30余家博物馆及私人藏品,展出了现藏于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画轴。该画作是现存最早描绘明代南京城市风貌的图像之一,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一、图轴基本情况简述

《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画轴,画芯为绢本重彩设色墨笔,纵103.6厘米、横163厘米。参照明代《洪武京城图志》《金陵古今图考》等文献,俯视《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但见南京东接外郭麒麟门,南至雨花台,浩荡长江由西南方滚滚而来,沿着城西侧和北边向东奔流而去,江上船来棹往,对岸有浦口城垣、兵营等。金陵大地山丘起伏、河流纵横,既有城郭、皇宫、皇陵、祭坛、寺庙,也有官署、宅居、园圃、楼台、亭阁、驿馆、桥梁及卫所等,一些地标性建筑上还注有相关文字。

金陵城西石城门口,官员骑马、仆人挑担而出;离江边不远处的方亭内,两位官员聚精会神地围坐对弈,另有二人在旁边观看;江边码头旁停泊着一条官船,船夫正在起锚、升帆,准备离岸启航,船头上有位官员向岸上拱手致意;而一些明朝官员则伫立在岸边拱手送别,身后还有三位仆童分别端盘、持壶、捧盂……在同一画面中如此描绘,似乎还带有某些“江岸送别”的前后连贯性叙事情节。

该图中无款识及印鉴,上方诗堂两侧分别题有隶书大字“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右侧书法的上、下角依次钤有阴文“梅厓”、阳文“云冠翁”印章,左侧书法除有篆笔款识“云冠翁梅厓书”,随后还钤有一枚阳文“伯行”方印。其中“伯行”“梅厓(亦作‘崖’)”系明代鄞县(今属浙江宁波)籍文人方仕的字及号,该画轴因其题笔而得名。此外,诗堂中间另有他人致监察御史金唯深的行书饯别诗:“海域航珍贡帝畿,壮游万里咨轻肥。中朝礼乐歆才望,故国江山耀德辉。鹦鹉洲(注:位于今湖北武汉)边孤树杳,凤凰台(注:位于今江苏南京)下五云飞。俄然为报潮平候,满载恩光向日归。致监察御史、日湖(注:系今浙江宁波别称。宁波曾有日、月二湖,日湖现已干涸)金唯深。”随后盖有一枚阴文印鉴,咏诗右侧另钤有两枚阳文印章。

“朝天客”指古代受命派遣到中国的周边一些藩属国使节团使臣,基本任务是代表本国定期或不定期地来华朝贡,借以寻求中方保护,有时还踏访华夏各地交游等,进一步加强彼此间的经贸、文化往来。以朝鲜国遣明使节团为例,通常就包括正副使、翻译、随从、军官、御医等。明代来华的外国使节、文士、商人及留学生等数量并不算少,常人是不会用“朝天客”来称呼的。而监察御史系明朝都察院官职,基本级别为正七品。从画轴中的诗文等内容来看,该作者并非中国人,所钤印章上的文字笔画亦不符合汉字书写古法,可以判断该诗作者为邻邦来华的“朝天客”,此诗应是其在回国前与金唯深告别时所赠,藉以表达自己内心的眷恋情感。

据清代《〔康熙〕鄞县志》《〔光绪〕鄞县志》等载:方仕(生卒年不详,弘治至嘉靖年间在世)一生布衣行世,曾向同籍书法名家丰坊(1492—1566,世人多称“丰考功”)学艺,方仕“善书能画,有称于时”,亦好交游,著有《图绘宝鉴续纂》《集古隶韵》等。又据当代学者李经纬《中外医学交流史》考述:日本宫廷侍医和气明亲(?—1547)“于日本后柏原皇帝永正(1504—1520)中来中国,向明武宗皇帝献药,与名士书画家方仕(方仕,字梅崖,中国明代画家)交往。当和气明亲回日本时,方仕慕其为人,两人凭借海泊往来之便,时时有书信交流”。日本遣明使策彦周良在《初渡集》之“嘉靖十八年(1539)八月廿四日条下”中记述:“四明(注:今浙江宁波)有(方仕)先生号梅崖、姜一,以书鸣中华者也。其为人和气温然如春在花,可谓名下无虚士矣”。可见当时方仕与日本来华人士交往较为密切,迄今东瀛尚存有他的字画作品。

这一时期担任过监察御史职务的有方仕同乡金惟深,而非“金唯深”。据明代《〔嘉靖〕宁波府志》、清代《松陵文献》等记载,金惟深(约1456—?),名洪,字惟深,出生于官吏之家,成化二十三年(1487)考为进士,初任靖江知县。弘治四年(1491)转任吴江知县,弘治九年升任监察御史。正德元年(1506)再任松江知府,三年(1508)由翁理(注:字存道)接任该职。金惟深为人刚正不阿,为官体恤民情,履职较有政声。担任监察御史时曾因裁抑太监刘瑾为非作歹,在松江知府任上便遭其报复诬陷,后被押至北京,终因无罪释放归里,此后不再入官场。当代韩国学者金英淑等人在《<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作者考》中认为:“金唯深”就是“金惟深”。

明·佚名《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画轴(韩国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 馆藏)

另在正德五年(1510),奉化籍画家王谔绘《送源永春(注:系日本遣明副史)还国诗画卷》(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卷中还有杨守阯、屠滽、董錀、金洪、方仕等14位宁波籍士绅为源永春题笔的《送朝天客诗序》《跋》及诗文,而该画卷是由方仕张罗促成的。故金、方二人至少在此时便有交往,但金唯(惟)深很可能已离京还乡了,方仕为该图题笔“送朝天客归国诗章”亦就不足为奇。

二、金陵城乡图景识读

明初朝廷在南京建造的外郭、京城、皇城及宫城,系四重依秩迭套而成。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留都南京再度成为中国南方的政治中心,与北京一样仍存有“六院”等官署机构。

结合明代《金陵世纪》《〔正德〕江宁县志》等历史信息记载,在《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上,南京外郭绘有江东门、外金川门、上元门、佛宁门、观音门等十余座城门。城内郊外,清凉山、四望山、狮子山、鸡鸣山、幕府山、直渎山、钟山、雨花台,以及长江、秦淮河、金川河、直渎、玄武湖、运渎、杨吴城濠、明代护城河及玉带河等历历在目。再据旧时桥梁建设及位置判断,像江东桥、上方桥(注:后改名七桥瓮)、通济桥、长干桥、赛工桥(注:后易名赛虹桥)、三山桥,还有竹(竺)桥、玄津桥、复成桥、大中桥、淮清桥、武定桥、内桥、金水桥等亦依稀可辨。

就京城而言,由该图右下侧朝阳门起始,沿顺时针方向依次绘有正阳门、通济门、聚宝门、三山门、清凉门、石城门、定淮门、仪凤门、钟阜门、金川门、神策门和太平门共13座城门,但在神策门与太平门之间又绘有“北门”(在今解放门旁)。现代学者朱偰《金陵古迹名胜影集》刊有1930年代拍摄的称此为“台城下已塞之城门”图片。[8]当代学者杨国庆认为,从朱元璋建筑明城墙时的工程图纸看,该城门只标注“小门”,可能是为了方便施工人员进出等需要而设置,规制远小于其他城门,而填塞该门的大多是明代、亦有少数清代城砖[9]。至于该门是否为史载北掖门、万春门或金陵门、幕府门等,尚待进一步考证。

从该图中还可窥见明代南京皇城、宫城等,在京城正阳门正北侧中轴线上,依秩绘有皇城大明门(即“洪武门”),宫城承天之门(即“承天门”)、端门、午门、金銮殿以及皇城北安门等建筑。而大明门至承天门间的南北向道路为千步廊,两侧为中央官署区,东侧绘有工部、兵部、礼部、户部、吏部、宗人府及东城(兵马司)、金吾前(卫)、太医院、占(詹)事府、翰林院等;西侧则绘有太常寺、后府、前府、右府、左府、中府(即“五军都督府”)及钦天监、旗手卫、锦衣卫、通政司、□铺(注:疑似“仪礼司”或驿馆等。图中其他尚未辨清的地标暂略。以下“同”)等。明代南京皇宫乃北京皇宫之建设蓝本,人们比照该图所绘与今北京故宫遗存,亦可看出相互间确实存在不少关联。

该图所绘京城中的其他主要地标,从右(东)向左(西)、从上(北)到下(南)大致分布如下:皇城东侧有牧马所、□(銮)驾库、□(关)王庙等;西边有国子监、鸡鸣寺、□□(注:疑似“钦天”或“观象”)台、十庙、内守备(衙)、鼓楼、钟楼、中馆□(驿)、北城兵司马(注:或为军储仓)、吉祥寺(或为“金陵寺”)、(小)教场、汉(王)府、羽林右(卫)、会同馆、上元县(署)、中城(兵马司)、武学、清凉寺(或为“永庆寺”)、文思院、□(应)天府(署)、龙江右(卫)、行人司、都水司、洞神宫、旧内(注:亦称明初“旧大内”,正门标识“旧内门”)、承恩寺、礼拜寺(注:系伊斯兰教“净觉寺”前身)、朝天宫、鸿胪寺、金吾右(卫)、金吾左(卫)、□(疑似“帅”)府、留守前(卫)、文星(孔夫子)庙、(应天)府学、徐(达)府、太仆馆(注:南京太仆寺位于今安徽滁州,此系其在南京的临时公署)、江宁县(署)、鹫峰寺和东花园等;而北边则有兴善寺(后更名“香林寺”)等。

南京外郭与京城间的区域主要地标,沿顺时针方向东边绘有灵谷寺、蒋(子文)庙、皇陵(注:含明太祖孝陵、明太子朱标东陵)、下马(碑)和孝陵卫等;南侧有天坛、神乐观、地坛、玄真观、大教场、养□(虎)仓、报恩寺、天界寺、南城(兵马司)、春牛□(疑似“厨”)、高□(座)寺和永□(福)寺等;西边有老人仓(亦名“存留仓”)、普惠寺、西城(兵马司)、天□□(妃宫)、静海寺、龙江坛(系据史推测)及沿江船厂、码头等;北侧则有(牧马千户所)草场、嘉善寺(注:系据史推测)、三塔寺(注:系据史推测)、(玄武湖)黄册库,(太平门外)都察院、刑部、大理寺(注:即“三法司”)以及京畿道和大墙等。而鼓楼以北及沿江一带,还散落着一些水陆兵营以及宣课司、江东□(驿)等。

从绘画风格方面来看,该图借鉴“舆地图”“一河两岸”样式的构图表现方法,画家将工笔、写意与界画等技法相结合,用笔工致细腻,重彩设色渲染,其中官署、王府、国子监、卫所、教场、仓库、馆驿等建筑墙面皆以白色敷染,以区别其他类建筑。而图写金陵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致时则采用国画艺术中的舍次求主、“表情达意”等功能的丹青表现方法,加之有些建筑相距偏近,在图中无法按原先位置来描绘,致使所绘景物与实际所处位置有所差异。从历史价值角度来看,该图所绘可谓洋洋大观,与南京地方旧志、清代《古今图书集成》等历史信息记载均较相吻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代南京城市的空间布局、山水形胜颇为壮观秀美。历代统治者对朝野建筑都有一些较明确的规制要求,但随着沧桑变迁许多建筑现已不存,从该图中人们仍可窥见明代金陵山川地貌、建筑形制及人物服饰等,诸如城郭、宫阙、官署、宅居、园圃、楼台、亭阁、驿站、寺观、坛庙、牌坊、华表、石狮、照壁、桥梁、码头、船舶、仓库乃至军营卫所等。像明代南京皇宫背靠钟山、南临秦淮水,沿中轴线由南向北进入皇城洪武门、宫城承天门后,依秩为端门、午门、奉天门、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后廷、御花园,出宫城玄武门后便到达皇城北安门(注:俗称“厚载门”,今讹名“后宰门”),而中轴线两侧则分布有文华殿、武英殿、东宫和西宫等,该图只选绘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建筑予以表达呈现。再如皇城西安门外的九门十柱冲天式牌坊,明代南京“旧内”及钟楼等皆已圮废,而鼓楼上的楼阁系康熙年间重建,但规制及体量却明显次于该图所绘景致。

《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作为具有视觉性的历史叙事记录,为世人了解明代南京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景致提供了比较形象直观且颇为难得的图像印迹。即使针对相关学术研究、保护历史人文风貌包括文物复建工程等,该图亦具有重要的图像史证价值和学术参考意义。同时,它还见证了明朝时期中外人士间的一段跨国情谊。

三、相关问题学术研讨

《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因无画家款识,给人们深入开展研究带来了不少困难,故而留出了一些推测想象的空间,主要焦点在于该画作者究竟是谁、赠诗人为哪国人、图中反映了怎样的内容、该图又是如何流传到现今典藏处的。

当代韩国学者吴映玟在《图像中的现实与想象—朝鲜时代燕行之路的时空表达与视觉呈现》中认为:该图“与后来以朝鲜使臣或画员画家为主来进行使行记录画创作不同”,作者应为中国画家;该画轴中“有明朝监察御史金唯深所题写的饯别诗”、梅厓(方仕)的题笔,而“画作上并没有画家署名,或许画作本身也出自金唯深或是梅厓之手,但是,更加有可能的是,明朝画院中的某位画家创作了这件作品”。

当代韩国学者朴现圭在《<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的制作时代与朝天客的分析》中认为:由于该图绘有明代景泰二年(1451)建造的承恩寺等,故创作年代大约在“1451年(景泰二年)至17世纪前半期期间”;又因明朝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该图所绘景致“并不是京师(北京),而是应天府(南京)。”“该图的主体可能与现在的收藏处(韩国)不一致,主人公朝天客不是朝鲜使臣,可能是第三国的使臣。在图画制作的当时,朝鲜使臣们通过陆路前往的地方只有京师(北京),而且并未通过海路前往应天府(南京),朝天客乘坐的船不是朝鲜的传统船舶,是明朝官府人员乘坐的(驿)站(客)船”。

金英淑等人认为:“根据金洪和方仕的出生年月,以及金洪当上监察御史的时间,推测出此画的制作时期大概在1495年到1534年间……画中的朝天客是朝鲜使臣,朝天客于1495年到1506年间出使明朝,通过以前出使朝鲜的宁波人金湜为媒介结识了金洪,与之进行笔谈。这一过程中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离别时互赠、礼品等”;后来金洪委托方仕绘制了该图,“然后委托出使到北京的朝鲜使臣送给朝天客”。

另据清代《〔康熙〕鄞县志》等载:鄞县籍金湜(生卒年不详)字本靖,号太瘦生、朽木居士,正统六年(1441)中举,曾任中书舍人、太仆寺丞。天顺八年(1464)明英宗驾崩,宪宗继位后他被敕赐一品服,奉命出使朝鲜。“朝鲜雅尚汉文学,凡中国使者至,必求词翰”,金湜“即席数十篇”相赠……回国后他便辞职归里,后来屡征不起,“居家二十年足不履公府,虽亲党庆唁,多谢不往”,惟与名士结诗社为乐,著有《皇华集》《朽木集》等。世人誉称金湜诗、书、画“三绝”。

笔者从事理逻辑等角度认为:该遣明使赠予金唯(惟)深的诗文时间不应晚于上述画作及方仕的题书完成时间,大致在金洪履职监察御史的1496至1506年间,故该画绘制时间不可能早于1496年;又因图中标绘的三山街礼拜寺为明太祖敕建,宣德五年(1430)因火灾被毁又予重建,嘉靖年间(1522—1566)才由“世宗肃皇帝敕名净觉寺”,故该画绘制年代不应晚于1566年。由于金唯(惟)深、方仕的卒年以及相互交往细节不详,人们暂且无法确定该图及方仕书法创作的确切时间,但推考两人的寿命大小,该图绘制时间应早于1566年。再从上述图文叙事来看,该遣明使应来过南京,亦可能是与金洪在此分别后回国的。而“朝天客”在南京觐见明代皇帝只能发生在朝廷迁都北京前,此图不可能反映的是该遣明使来南京朝贡的情形。明代迁都北京后,该遣明使若来自朝鲜亦是由陆路前往北京,其间再赴中国南京等其他地区,通过水路所乘的恐应是明朝驿站的船舶,故该图所绘的并非朝鲜来华海船应属正常。至于韩国学者吴映玟认为该图的饯别诗系明朝监察御史金唯(惟)深题写,似乎理解有误。

清·陈文述《秣陵集》中的《明都城图》

当代学者李定恩在《韩国绘画史研究资料简介—以收藏与网路资源为中心》中记述:韩国首尔国立博物馆现藏有部分中国文物及日本近代绘画,“这大部分是日据时代收集或收藏的作品,因为当时朝鲜总督府美术馆有收集所谓的‘东洋美术’”。1916年日本实业家久原房之助向该馆捐赠了一批相关文物,这“原本是京都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瑞(1876—1948)的收藏品,大谷光瑞在1902—1914年间,三次派遣了探险家到中国新疆一带收集文物”。金英淑等人的文章尽管简述了该图的创作与流传过程,但并未举出更为确凿的史证来予支撑,该图的具体流传脉络亦未指明。若仅依据中朝交往的一些史实及该画现藏于韩国,便认为当时赠诗者应来自朝鲜使臣,似乎带有推考的成分。至于朴现圭提出的某些观点,在新的史料暂未发现时或有一定的道理。该“朝天客”会否来自日本等其他国家呢?其实当时方仕、金唯(惟)深与日本来华人员已有交往,家乡宁波就是明代东方大港……另外,有的朝鲜学者倾向于认为此画出自朝鲜宫廷画家之手。还有的中国学者认为:此图描绘的应该是在南京为官的明朝官员离任,同僚前往送别,同时命画师作此画为纪念。但因方仕不会无缘无故地题笔“送朝天客归国诗章”,故该见解尚有待商榷。

如果此图系作者联想到该国使节以往赴明初都城南京朝贡的情形,并借此追记以营造气氛,旨在进一步反映两国交往已有相当一段时间,然而画中却描写了明代中叶南京才可能出现的一些建筑,如建于天顺五年(1461)的鹫峰寺等。画家若对明初以来南京城市变迁状况不甚清楚,仅凭个人闻见或想象所为,该舛误是有可能出现的。否则人们便无法诠释上述问题发生的原因了,但这仅属对该画作或为类似“待漏图”等的推测。

在相关图文史料缺乏的基础上,人们从丹青笔性及技法风格等方面尚无法确认该画作者究竟是方仕、金唯(惟)深还是其他中外画家。目前该图轴系由方仕、“朝天客”的书法与无款画作一同装裱而成的,且较符合韩国装裱的风格样式[18],但暂时无法判定是否为原始装裱。该图在后世流传中若因其他某些人为因素将上述书法与原本无关的绘画重新装裱而成的,这或将成为另一个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送朝天客归国诗章图》所描绘的明代南京城市风貌景致都值得人们珍视,相关研究工作并不会戛然而止。

(作者简介:周安庆,南京历史人文研究学者,南京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原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书画艺术评论、南京文化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