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期,地处淮南的泰州,沦为宋金交战的前线,是宋金两国必争之地。作为最重要的军事设施的城垣也因战事的频仍而屡遭破坏,南宋朝廷为了扼守泰州,对泰州的城防也日益重视,城墙的加固修筑也更为频繁。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巍峨的古城墙也大多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但仍有少量残存深埋于地下或散落于民居之中,引起邑人的不断关注。晚清以来的泰州地方文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次有关州城的考古发掘资料皆录有一定数量的南宋城墙铭文砖,为研究宋代泰州修城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笔者在广泛搜集地方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的基础上,分析泰州已发现的城砖铭文内容,并对铭文城砖的产地来源、烧造及城建年代等问题予以考述。

一、泰州已发现的南宋城墙铭文砖资料

晚清、民国时期的泰州地方文献已有宋代城墙铭文砖的记载。如在泰州地方文献搜集和整理方面有着重要贡献的清嘉道年间邑人夏荃,在其著作《退庵笔记》记载曾发现“后军砖”“泰州”“泰”等城砖;民国时任泰县县立图书馆馆长的夏兆麐,在《泰县县立图书馆金石记目》中记载当时的图书馆里藏有“海陵张四三”“翟四砖”“泰州壬申城砖”“如皋癸酉砖”等宋代城砖铭文十余种;民国时在图书馆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泰州市人民图书馆馆长的陆铨,长期致力于泰州地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其著作《海陵金石记》载有“泰州后军砖”“泰州中军砖”“淮东转运使”“许浦都统司烧造”“泰州壬申城砖”“泰州”“如皋癸酉”“陆授事造甲戌城砖”“甲戌年海陵”“甲戌城砖”“泰兴”“江都县烧造”“海陵何四二”“窑户金六”“如皋陈八”“泰兴第二四”等宋代城砖铭文四十余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人员在发掘泰州城南水关及望海楼涵洞等宋代州城遗存的过程中也曾发现大量的城墙铭文砖。如2006年在泰州望海楼景区宋代涵洞遗址发掘过程中,出土“建康都统司左军”“泰州癸酉”“泰州”“官砖”“江都县烧造”“海陵”“三寸窑”“海陵金念”等铭文砖二十余种共69块。2010年泰州城南水关遗址发掘过程中,也发现了“海陵陆四五”“甲戌城砖”。年泰州古盐运河拓宽疏浚时,一批城墙铭文砖在老高桥附近出土,该批城砖的铭文有“泰州砖”“甲戌城砖”“泰兴”“泰兴第四甲”“海陵姚二姚三”“海陵张四五”“李念八”“海陵”“太平”“东成”“包四”“提举司”“泰”“军官金”“义拨军砖”“天下太平”等。

根据铭文内容的不同,可把已发现的较为完整的城砖铭文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纪年

“甲戌城砖”“甲戌”“陆授事造甲戌城砖”等。

(二)地名

“泰州”“泰州砖”“海陵”“泰兴”“江都县烧造”等。

(三)地名+纪年

“泰州壬申城砖”“泰州癸酉”“如皋癸酉砖”“如皋癸酉”“甲戌年海陵”等。

(四)军事

“泰州后军砖”“建康都统司左军”“后军砖”“泰州中军砖”“马司中军城砖” “许浦都统司烧造”“许浦都统司后造”“泰义后军砖”“军官金”“义拨军砖”等。

(五)机构职务

“淮东转运使”“提举司”等。

(六)窑户

“张四二城砖”“何四二城砖”“张四二”“何四二”“杜四二”“陈四”“大小李陵”“唐廿八”“翟四砖”“窑户朱三三”“窑户金六”等。

(七)地名+窑户

“海陵张四三”“海陵张三六”“海陵汤百五”“海陵张三三”“海陵张四二” “海陵张五一”“海陵朱四一”“海陵刘四二”“海陵何四二”“海陵张四五”等。

(八)吉语

“太平”“天下太平”等。

(九)其他

“官砖”“官”“三寸窑”“泰工”“泰”“太工”“东成”等。

若按砖窑烧造的人员身份不同来分,可分为军队烧造的军窑、官府督办的官窑、民间烧造的民窑三类。上文提及的军事砖应为屯驻泰州的军窑烧造;地名、纪年、地名+纪年、机构职务及“官砖”“官”“官窑李四”等应为官窑烧造;其余大多数的窑户及地名+窑户应为民窑烧造。

上述泰州地方文献收录的和考古发掘出土的宋代城墙铭文砖的文字内容多达一百余种,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但泰州已发现的城墙铭文砖尺寸规格多已不可考,若以望海楼涵洞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南宋城墙铭文砖为标准器,结合上述晚清以来的地方文献和其他考古发现的城砖铭文,可知泰州已发现城砖的年代基本皆为南宋时期。城砖多呈青灰色,质地坚硬细密,掷地有声,质量上乘。因受到长期风雨剥蚀和战争破坏,城砖多已残损,尺寸各异,据较为完整者,推测城砖尺寸范围为:长35厘米—39厘米、宽15厘米—19.2厘米、厚5.5厘米—8厘米。铭文基本皆书于城砖端面,仅“建康都统司左军”砖在侧面,为模印阳文,多从上而下直书或从右至左横书,此外“何四二”“海陵张十乙”呈从左向右反横书,另“泰义后军砖”正反横书皆存。

此外,已发现的铭文砖中数量最多的为姓氏序数砖。此类序数铭文应为唐宋时期流行的行第称呼,民间多“以行第系于名者”。一般来说,行第名之外,也有正式名,但普通的贫民百姓常以行第名作为自己的正式名,其行第名往往就是正式名。如:为人熟知的秦七秦观、柳八柳宗元、李十二李白、白二十二白居易等。此外,宋代以来的著作中,可见的宋人行第名也屡见不鲜。如南宋时期的诉讼判决书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洪迈创作的志怪集《夷坚志》等南宋著作中也存在大量的宋人行第名。另秦观后人秦金等人编纂的成书于嘉靖戊子年(1528)的《锡山秦氏宗谱》记载,宋代以来,秦氏始自宋代诗人秦观,观生湛,湛生南翁。南翁生小十;小十生念八;念八生三十七;三十七生细二;细二生六一;六一生万九;万九生三二;三二生曾四;曾四生瑞五。瑞五秀才婿于锡,族谱以瑞五为始祖。[8]上述秦氏的世系传承,更直观地表明宋代民间以数字命名的现象应该广泛存在。因此,泰州发现的城砖铭文中的大量姓氏序数铭文应为窑户的姓名。显然,铭文砖,特别是姓氏序数铭文砖,是宋代“物勒工名”制度的体现。

二、城墙砖铭文涉及的相关问题

泰州已发现的城墙铭文砖为宋代泰州城史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资料,通过分析铭文城砖的产地来源,得出南宋州城修筑的些许新认识。

(一)城墙铭文砖的产地来源

泰州城墙铭文砖主要发现于望海楼涵洞遗址、城南水关遗址及古盐运河(老通扬运河)老高桥段附近。从已发现的铭文城砖来看,城砖不仅数量众多,铭文内容亦较为丰富,涉及的砖窑也应有多处。

由于泰州目前尚未发现古代砖窑遗址,故具体的烧造地点尚不明确。但海陵、如皋、泰兴三地有着悠久的烧砖历史,明代初年,泰州(海陵)、如皋及泰兴烧造的城砖曾供应南京城的修筑。与扬州宋代城砖产地来源繁多不同,从上述已发现的地名砖,可知泰州宋代城砖的产地多为本州属县,其来源应主要是本州下属海陵、如皋、泰兴三县及附近的江都县烧造。除摊派州县外,泰州驻军烧造的军窑也是泰州城砖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百余种的城砖铭文,也一定程度上表明当时“砖窑百座”的盛况,绝非虚言,烧造泰州城砖的砖窑应该广泛分布于南宋时期泰州下辖的海陵县、如皋县及泰兴县。

城砖属于较为沉重的建筑材料,若以陆路运输则极为不便,依托天然或者人工的河道,选择舟船以水路运输则更为便捷。由于城砖的烧造需较大的生产工作区域,砖窑可直接设在河道附近。此外,河道附近的泥沙细腻纯净,便于取用、塑形及拉坯,是理想的制砖原料。因此,在河道沿岸地区设置砖窑,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砖料的选取、制作及烧造,都事半功倍十分便利。同时泰州城也位于古盐运河畔,故砖窑的地点应为便于连通泰州城的河道沿岸地区。

泰州城与如皋县城皆为古盐运河(今老通扬运河,下同)沿线城市,可通过古盐运河相连通,故如皋县的砖窑应主要分布于古盐运河如皋段的沿岸地区。泰州城与泰兴县城相连通的河道应是古北新河。北新河,即今两泰官河,北源于古盐运河,由鸭子河、大泗庄入泰兴境,经李秀河至泰兴城,是泰州与泰兴之间最主要的通航河道。古北新河很可能南宋时就已存在,故泰兴县的砖窑应主要分布于古北新河泰兴段的沿岸地区。

据前文可知,南宋时期泰州下辖的海陵、如皋及泰兴三县皆有砖窑分布,但海陵为泰州的“倚郭”县,距离泰州城最近,海陵县的砖窑分布应该最多。有研究者认为海陵县的“窑多在今九里沟窑湾村。”九里沟,是一条位于州城西部连通古盐运河距离州城约九里的河道,其位于距离州城较近的西郊,交通便捷,在此河道沿线附近设置砖窑的可能性很大。

此外,连接泰州城河东北的古老东河至串场河的古泰东河沿线附近也应该有砖窑分布。2011年南京博物院等考古单位对泰东河工程河段沿线施工范围内的10处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多处唐宋时期的遗址,如此密集的遗址分布,可知古泰东河在唐宋时期就是一条繁忙的河道。位于古泰东河边上的溱潼村(宋代属海陵县)地势低洼、四面环水,蕴含着丰富的黏土资源,也就拥有了制作砖瓦的理想原料,因此,河网纵横、水运便捷的溱潼就成了烧砖造窑的理想之所,有着悠久的砖瓦生产传统。如今的溱潼镇仍有晚清民国时期的老砖窑存在,有的至今仍在烧砖,且砖的质地上乘。可以想见南宋时期,与泰州城通过古泰东河相连通的溱潼村,应该也分布着砖窑。

(二)城墙砖铭文对泰州修城史料的补充

北宋时期泰州大部分时间下辖海陵、兴化、泰兴、如皋四县。南宋时期宋金对峙,泰州位于边防前线,随着战争的拉锯,泰州政区的变动较为频繁,淳熙四年(1177),兴化再次改属高邮军后,直到南宋灭亡的100余年间,泰州下辖海陵、如皋、泰兴三县,基本未见变动。泰州已发现的地名砖铭文未见兴化,仅可见下辖的海陵、如皋、泰兴三地,故推测此次运用大量城墙铭文砖修城时的泰州应已不辖兴化,此次修城的时间应为南宋时期,且在淳熙四年(1177)之后。

考古发现也验证了此次修城的时间为南宋时期。在泰州望海楼宋代涵洞的发掘过程中,曾发现红烧土层,且被涵洞打破,并在红烧土层下发现五代瓷片,发掘者认为红烧土层形成于宋代;并根据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和乾道元年(1165)泰州曾发生过两次“民舍几尽”的火灾,推测红烧土层应该形成于南宋时的这两次大火。此外,该批铭文砖均出土于望海楼涵洞遗址北段涵洞,根据用砖规格的不同及砌筑方式的差异,涵洞遗址可以分为两期,南段涵洞年代早于北段涵洞。因泰州城南水关遗址也发现了与涵洞遗址同样的城墙铭文砖,故这次包括北段涵洞和城南水关修建在内的较大规模的修城时间应在火灾(1161或1165)之后。

泰州地方志书的记载,也为此次修城时间的确定提供了可能。最早的泰州地方志书为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的〔淳熙〕《吴陵志》,随后在淳祐年间又修纂了〔淳祐〕《吴陵志》,亦名《海陵志》,这两部宋代州志在明末清初散轶。[20]据明清州志等泰州地方文献“依宋志订”“按宋志载”“引吴陵志”诸语,可知明清州志应是源流于这两部宋代州志。因此,现存明清州志皆未载北宋泰州城的兴圮修废情况,说明北宋朝廷受“强干弱枝”“守内虚外”政策的影响没有建筑泰州城,应该是可信的。南宋时期的泰州城则先后大修过四次,初修于建炎年间,重修于开禧、嘉定年间;三修于宝庆、端平年间;四修于淳祐年间。

目前泰州已发现的纪年城砖铭文包含“壬申”“癸酉”“甲戌”三个年号,这三个年号是连续的,南宋时期的“壬申”“癸酉”“甲戌”三年,有高宗绍兴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152—1154)、宁宗嘉定五年至七年(1212—1214)、度宗咸淳八年至十年(1272—1274)三种可能。参阅泰州地方志书,城建时间超过三年,并与之时间相符合,可能最大的应为重修州城时的嘉定年间。据〔崇祯〕《泰州志》载:“开禧丙寅,权守赵逢始修筑,守翁潾、守何剡继之,六七年间纔甓二里余。朝以委提举茶盐事施宿,申免耗盐袋本钱一年,买木于袁买灰于湖,置窑百座。乞镇江军併庸夫重甓其表。视旧增五之二。”可知,始于开禧二年(1206)的这次修城,起初进展十分缓慢,六七年时间仅筑城二里许。为加快进度,南宋朝廷特命管理茶、盐事务的提举淮东常平茶盐公事施宿(1164—1229)负责督修。用一年的耗盐袋本钱作修城经费,购买木、灰等原料并建造了专门烧制城砖的砖窑百座,在镇江军的人力支持下,才将州城修好。虽然地方志书对这次开禧嘉定时期的州城重修之事有所记载,但仅知其开始于开禧二年(1206),何时结束却并未记载。据已发现的纪年砖,可知此次修城主要是集中在嘉定五年至七年这三年间。又因未发现嘉定七年后的铭文砖,故推测此次州城的修筑应在嘉定甲戌也就是嘉定七年(1214)结束。

此外,因望海楼涵洞遗址南端涵洞也打破红烧土层,但被北段涵洞叠压,且与北端涵洞发现大量铭文砖不同,南端涵洞并未发现铭文砖,表明南端涵洞应与北端涵洞的建造时间不同,南端涵洞修筑的时间应在两次火灾(1161或1165)之后,修建北段涵洞(1212—1214)之前。在此期间,见诸记载的有关水关、涵洞的修筑主要是淳熙十年(1183),知州万钟曾在城墙上辟建东、南、北3座水门。另在此期间,淮南东部的泰州曾屡遭水患的侵扰,如绍熙五年(1194)五月的“泰州大水”,开禧元年(1205)九月的“汉淮水溢”,开禧三年(1207)的“江浙淮郡邑水”等。虽受灾最为严重的地方有所不同,但地处里下河地区的泰州地势低洼,频发的水灾实难避免,故急需开辟更多将城内积水排出城外的排水设施,望海楼南端涵洞很有可能就是在水灾后修建。不久之后,在1212—1214三年间施宿主导的大规模重修州城时又扩建了北端涵洞。因此,望海楼南端涵洞的具体修建时间,淳熙十年虽重点为修建水门,似也有于此时顺带修建南端涵洞的可能;但开禧二年(1206)至嘉定五年(1212)这个时段的可能更大,也就是在开禧、嘉定年间重修泰州城时,施宿被委任督修之前的这段时间。

一块城砖,一段岁月,大量铭文城砖的发现,为泰州古城的历史找到了弥足珍贵的物证。随着以后更多南宋城墙铭文砖的出土,铭文中蕴含着的历史和价值将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与研究。如今,泰州古城墙仅剩东南角的一小段残垣,还矗立在望海楼景区内,见证着这座千年古城的沧海桑田。

(作者简介:周金波,泰州市博物馆考古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