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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与南京*

2024-03-07    莫砺锋

参加这个活动,首先觉得题目起得很好,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这个题目就是对南京进行动态的观察,进行历史的回顾。

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这是一个动态的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到了现在,文学的范围已经大大地扩展,比如今天到会的我在南大文学院的两位同事,毕飞宇主要从事小说创作,张光芒主要从事小说评论,可见现当代的文学,它的主要文体可能是小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南京乃至整个中国最重要的文体无疑就是诗词,所以我们讲古典诗词与南京,可能是切中了南京这个城市的文脉的主要关键,这个题目是起得非常好。

南京有很多的古地名,它的地名历朝都变,假如叫南大历史学院的胡阿祥教授来讲这个话题的话,大概半天都讲不完。如果仅在诗词的范围之内,可能古人说得最多的古地名是金陵,看唐代的诗人也好,宋代的词人也好,凡是在南京写诗词,写怀古主题,多半都叫金陵怀古。但是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的一个古地名,可能是建康。这首先是个人的原因,因为我已经是一个老人,今年74岁,自从进入老年以来,我比较喜欢李清照的一句词,叫做“人老建康城”,我想我就是这样子的,就在建康这个城市里慢慢老去。当然,为什么喜欢建康这个地名?主要也是由于它切合六朝故都的概念。当我们谈论六朝的时候,南京在当时的地名叫什么呢?六朝的第一个朝代是东吴,吴大帝孙权在这里建立都城,他起的地名叫做建业,业是事业的业,他的意思就是要在这里建立王霸大业。

后来三国归晋,吴亡于晋,晋朝统一以后,当然不允许这个地方再叫建业,就把这个事业的业,在右边加了一个耳朵旁。汉字的部首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右边的耳朵旁不是说人的耳朵,它是城邑的邑的一种写法。也就是说在晋朝看来,这个地方不能建王霸大业,也不是全国的首都,它应该是一个地方性的城市,于是叫做建邺。到了西晋末年,由于晋愍帝的名字叫邺,帝王的名字要避讳,所以就把这个邺字改掉了,改叫建康。所以六朝的六个朝代中,从东晋一直到宋齐梁陈,有五个朝代我们这个城市的地名都叫建康,当我们谈到六朝文化的时候,可能最应该用的地名就是建康,那来看看建康这个古代的城市,它跟我们今天讲的诗词到底有什么关系。

刚才前面播的那个宣传片,我觉得很好,内容非常全面,很简明扼要。里面提到了南京在古代文化上的重要的标志、一些重要的著作。对于诗词来讲,可能特别要关注这么几点。第一,在南北朝的时候,以南京为首都的政权是南朝,前面的东吴不算,东吴在三国,那么南朝就是东晋跟宋、齐、梁、陈五个朝代。北方当然有很多朝代,北齐、北魏等等。当时南北对峙,整个中国南北分治,就政治和军事的力量来讲,可能北方更强一点,更占上风一点。但是文化始终是南朝占优势,南朝在文化上始终是傲视北朝的。所以当北朝的一个实际统治者高欢,听说梁武帝在南京城里制礼作乐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他说萧衍老儿在南方制礼作乐,南京,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之所在”,就是中原的士大夫看到南朝文化发达,文化兴盛,他们都很仰慕,觉得这就是正统之所在。中国古代判断一个政权是不是正统,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因素,所以那个时候南朝的文化肯定是压倒北朝,文学上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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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朝天宫(视觉中国 提供)

等到隋灭陈,就是六朝结束,隋朝统一,南北文化开始交融。当然这种交融早在西晋灭吴时就开始了,不过后来又南北分治了。西晋灭吴以后,江东的一些知识分子代表就北上中原,特别是以陆机兄弟为代表。二陆北上洛阳,大得中原士大夫的仰慕,当时以张华为首的洛阳士大夫都认为二陆这两个人不得了,才学超人。这种对南朝文学的仰慕、这种情绪,一直延伸到唐。唐承隋后统一全国,虽然这个政权是从北方兴起的,但是我们看在唐初,朝廷组织编撰的那部《晋书》中间,《陆机传》是唐太宗御笔亲撰的。由一个皇帝亲自来为一个文人写传,这表示了北方的政权对南方文学的最高的礼敬。所以闻一多说得好,整个初唐文学就是笼罩在南朝文学的绝对影响之下,在整个初唐文坛上、诗坛上,南朝文学的影响是占垄断地位的。

为什么当时南朝的文学、南朝的诗歌创作能够领全国之风骚呢?由于南朝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一定会引起文学的高潮。所以当时的南朝,以我们建康城为中心的江南这一带,文学就非常昌盛,在文学上面、诗歌写作上面领先北朝很多。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介绍片中提到了当时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其中有一部就是《文心雕龙》,《文心雕龙》共50篇,其中有两篇是专门谈诗歌写作的一些艺术规律,一篇叫做《声律》,一篇叫做《丽辞》。“声律”就是声韵的声,规律的律;“丽辞”就是美丽的丽,言辞的辞。

这个《声律》和《丽辞》谈的是什么东西呢?它实际上谈的就是后来成为汉语诗歌格律化的两个重要因素。何谓诗词?诗词就是格律化的汉语诗歌,就是用汉字来写诗,要讲格律,要有一个形制上的规定,而不是散漫地随便怎么写。格律两大标志,第一就是平仄律。可能有的朋友喜欢写古体诗词,刚学写的时候觉得很烦恼,为什么要讲平平仄仄啊?一句诗的意思蛮好,结果一查,说平仄不对,人家说你写错了。《红楼梦》里香菱向林黛玉学习写诗,说大家都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这指的是什么?指的就是平仄格律。所谓平仄格律,简单来说就是把汉字的四声,四种声调,有规律地交叉运用在诗歌的写作中间,一句话,一首诗,不同声调的字要有规律地出现,这样就形成一种朗读起来抑扬顿挫的音乐美。不用配乐歌唱,诵读本身就有音乐美,这是把汉字声调作为一种审美潜能予以发挥。

所谓丽辞,实际上就是怎么把诗歌中的汉字运用得更精当,布置得更巧妙,使诗句显得更整齐,更匀称,其中比较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仗,只有汉字才能对仗,拼音文字不可能有对仗,所以我们中国有对联,外国是没有对联的。对仗的性质是什么、对仗有哪些技巧,在刘勰《文心雕龙》的《丽辞》中说得很清楚,它介绍正对是怎样、反对是怎样。

《声律》和《丽辞》是对当时创作实践的理论总结,理论总结一定要有创作实践作为支撑。德国的歌德说得好,理论是灰色的,而创作之树长青,就是文学创作是走在前面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总结的这些规律,实际上南朝诗人已经在暗中摸索,在创作实践中已经总结出了相当好的经验。这首先要归功于南朝的文化发达,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南朝的帝王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诗歌,帝王自己亲自参加诗歌写作,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朝野,大家都注重写诗,平时都来切磋琢磨诗歌的艺术。

到了南朝的后期,朝廷里无人不能写诗。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有一次梁朝,就是宋齐梁陈的梁,梁朝的一个大将曹景宗率领军队去跟北朝打仗,因为南朝跟北朝打仗,军事上经常处下风,但是那次是例外。南朝的梁军打胜了,满朝都很高兴打了胜仗。梁武帝在朝廷里面举行宴会,为曹景宗庆功。当时朝廷崇尚风雅,庆功宴会活动上最重要的一个事项就是写诗,沈约带领了一批文人,大家都来写诗歌颂梁军的胜利。

当时文人写诗有一种特殊方式,叫做分韵,就是对诗歌写作进行技巧上的具体规定,增加它的难度。所谓分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一个韵部,就是韵母相同的一批字,让参加创作的人每人从中挑几个字,一般是每人挑两个字,用作韵脚,因为双句押韵,也就是每人要写四句诗,押两次韵。本来曹景宗是一个武将,他不用写诗,武将就是负责打仗,但是因为这次宴会是为他庆功的,曹景宗很高兴,他就喝得醉醺醺的。他看到沈约领着一批文官在那里写诗,就表态说他也要写诗。

梁武帝怕曹景宗出丑,说武将就不要跟文官比写诗了,武将就只管喝酒就行。要在平时,曹景宗肯定也就算了,但他喝醉了,所以他说,他也要写。然后皇帝就说:那你去写吧,沈约不是在分韵嘛,就分给他两个韵。沈约一查,说他们已经把韵部中的字都分掉了,只剩下两个字了,曹景宗要么就用这两个字为韵脚。剩下那两个字呢,一个是竞,竞争的竞,还有一个是病,生病的病。应该说,这两个字都比较难押。作为一句诗的最后一个字,这个竞争的竞,生病的病,很难押得好。结果曹景宗就去写诗了,过了一会他居然交卷了,他写了这四句诗:“去时儿女悲”,就是他带领军队出征的时候,因为打仗难免要死伤,所以军人出征时,他的家属,兄弟姐妹都来送行,悲悲切切。“归来笳鼓竞”,回来的时候因为打了大胜仗,大家很高兴,敲锣打鼓,庆祝胜利,笳鼓竞就是锣鼓声此起彼伏,非常热闹。“借问行路人”,他作为主将,带领军队得胜回朝,骑在马上问路旁的行人。“何如霍去病”,他这个人跟汉朝的名将霍去病比怎么样啊?他像不像霍去病啊?把这四句话连起来念一遍:“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真是写得很好,就是当场写出来的诗啊。临时分到这两个字作韵脚,又不能预先准备。这说明什么,连武将写诗都写得那么好,可见南朝整体上的诗歌水平非常高。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诗词格律的要求就提出来了。

简单地说,《丽辞》的内容,也就是对仗,后来并没有成为严格的格律,它主要是一种技巧,现在大家如果写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一般来说中间两联要对仗,但是你万一不对,问题也不大,大家也不会说你的,那是一种技巧。但是平仄呢,是一定要讲的。所以到了南朝的后期,以沈约为代表的这些诗人就开始从理论上来探讨我们汉字的不同声调,怎么才能把它安排得很匀称,有规律地交叉出现,形成声调铿锵之美。他们当时采取的方法主要有两点。

第一,二元法。中国古人的思维,从思维方式来讲,有一个很大的特征,就是二分法,天下万事万物分成阴阳两大类。汉字本来有四声,甚至还有更多不同的声调,现在为了要有规律的来体现,你就把它们经过二元化分配,分成平声和仄声,非平即仄,非仄即平,这样才可能有规律的交叉。

第二,沈约当初从负面来考虑的,他就是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不讲规律,假如你乱用汉字的声调,比如很多平声字连在一起,很多仄声字连在一起,写出来的诗歌朗读效果就很不好听。那么怎么避免呢?他提出来了一整套的理论,叫做“四声八病”,就是汉字有四声,假如你搭配不当,就形成八种病,所谓的蜂腰、鹤膝、大韵、小韵,这里就不细讲,非常的繁琐。沈约提出来四声八病,它是从负面来考虑,就是说这样写不好,那么反过来思考、换位思考,就是正面应该怎样写。可以说南朝诗歌经过几百年的努力,暗中摸索,已经从反面应该怎么避免写得不好,从避免八病的角度,把这个平仄规律呼之欲出了。到了隋唐时期,诗人们进行换位思考,把八病变成正面的平仄规律。所以我们说诗也好,词也好,它的基本格律就是在南朝产生的。从地域的角度来说,格律就是在我们建康城诞生的。这不是指南朝诗歌而说的,而是整个中国格律诗的诞生地就在南京。汉语诗歌的格律化,就是在南京奠定基础的。

到了唐代,南京已经下降为一个地方性都市,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地位当然不能跟长安相比,但是在文学上,在诗歌上,跟长安相比毫不逊色。《唐诗三百首》不是学术上最有意义的一个诗歌选本,但是它是最约定俗成的一个唐诗选本。现在掌握的唐诗选本一共有800多种,当然有很多是非常学术性的,但是就家喻户晓的程度来说,或者从受普通读者欢迎的程度来说,没有哪一个唐诗选本比得上《唐诗三百首》,所以凡是选入《唐诗三百首》的,就表示这是从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开始,直到现在为止的两个半世纪中全部读者的集体选择。这是一个最好的唐诗选本,选进去的都是名篇。我们看一看《唐诗三百首》里的诗歌,写长安的诗或者写到长安的诗,跟写南京的诗或者说写到南京的诗,数量上不相上下。

当时的长安毕竟是首都,天下的士人要想做官,都要奔赴长安。但就诗歌而言,南京不亚于长安,而且我们发现在《唐诗三百首》里出现的写长安的诗,往往是咏朝廷的宫殿、帝王活动的场所,往往写的是帝王将相,目光盯着社会上层。而写南京的诗,里面出现了很多南京城里的小地名:朱雀桥、乌衣巷、台城,都是我们老百姓能随意去的地方,那里的建筑并不是宫殿,而是六朝的遗址。更令人惊讶的是,南京有一条寻常巷陌,就是现在还在城南的那条长干里。以长干里为题的唐诗,《唐诗三百首》里就选入三首。大家想一想,唐诗三百首,一共三百首,写长干里的就有三首,整个大唐帝国在300年间出现的好诗,南京长干里诞生的就占1%,这个比例非常惊人啊!而且三首长干里诗在《唐诗三百首》里都是好诗,这就说明在唐代诗坛上有一片肥沃的沃土,就是南京,唐代诗人在南京诗兴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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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秦淮河(视觉中国 提供)

以大诗人李白为例。李白实现政治理想的地方当然首选长安,他也曾两入长安,但是我们看李白在长安过得怎么样?他政治上很不得意。他虽然到了长安,当了唐玄宗的御用诗人,但在长安写的诗有太好的作品吗?《清平调》三首描写杨贵妃如何美貌,虽然也被选进《唐诗三百首》里,但是普通读者看来,这不是李白的好诗,这是他的败笔。那么李白的好诗写在哪里呢?当然是写在南京。李白在长安,虽然表面上很荣耀,很风光,但是他心里是不得志,是委屈,是失意,所以当时他的祖叔李阳冰说得很清楚,说李白在长安虽然得到一个“谪仙人”的称呼,但是当时朝野之列写李白的“谪仙人”诗有几百首,主题都是“言公之不得意”。所以李白在长安是不得志的,他是满腹失望地离开长安的,但是到了南京就不一样了。

李白七次来到南京,他反复来到南京,离开一阵以后又回来了,他对南京依依不舍。李白在南京写了非常多的好诗,诗中表达了他的感受,他对南京这个地方的感受,跟他在长安写的诗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唐诗三百首》里选了一首短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他在南京的一个小酒馆里喝酒。说春风一吹,飘来柳花的香气。美丽的江南姑娘端上新酿的酒,请他品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金陵的一些年轻人来为我送别,要走的和不走的,大家都是一杯杯的一饮而尽。“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请你问问南京城外滔滔东流的长江,我们的离别之意跟长江比,到底谁短谁长呢?他对南京是满怀深情。

李白在南京写的诗,不但有个人抒情的好诗,还有写民间风情的好诗。刚才提到的三首《长干行》,其中的一首就是李白写的。它描写在我们长干里的一对青年男女,是唐代的一对小儿女,生活在长干里,他们之间的爱情过程。“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开头六句,已有两个成语产生了,一个是“青梅竹马”,一个是“两小无猜”。我们现在描写一对男女恋人,从小就很亲密,后来产生爱情,还有更好的词语吗?除了青梅竹马和两小无猜就没有了,它是典范性的写作。而且这首诗不但在中国传颂一时,中国历代的读者都喜爱,最早受到西方读者喜爱的唐诗也就是这一首。我问过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教授,我说对你们美国的一般读者来说,最有名的唐诗是哪一首?他毫不迟疑说,是《长干行》,当然他说的是由美国现代派诗人庞德(Pound)翻译的这首《长干行》。庞德把《长干行》翻译成英语,然后在英美的广大的读者界,人人都喜欢。宇文所安的原话是“everyone loves it”,每人都喜欢这首诗,可以说唐诗最初走向西方世界,就是源于南京产生的这首《长干行》。所以从唐诗的角度来说,南京也确实是诗歌之都,在唐朝也是仅次于长安,跟长安不分上下的重要的诗歌沃土。

那么到了宋代又如何呢?也是一样的。刚才的短片中介绍了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辈学者唐圭璋主编的《全宋词》,这本书把宋朝的词全都收在里面。翻开《全宋词》,宋初出现的第一个大词人,就是在南京城生活了40年的李后主。李后主最好的词都写于入宋以后,南唐灭亡了,他被俘虏到了汴京。他在词中怀念他在南京的生活:“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他怀念南京,怀念美丽的江南。李后主这个词人,他虽然政治上相当昏庸,是个亡国君主,但是作为一个词人,真是一流词人,是大宋王朝的第一位杰出词人。我作为现代南京的一个市民,每次到河南出差,都想去寻访一下李后主的遗址,代表故乡人民表达对他的哀思。李后主的词堪称宋词的一个光辉起点,一下子把宋词的艺术水平提到那么高。

在后来的宋词发展过程中间,虽然没有太多的名篇产生在南京,但是南京产生的宋词有它特别的亮点,就是为婉约词风占据主流的宋代词坛注入一股清风。在北宋,整个词坛上仍以写男欢女爱、樽前席间的内容更为流行。北宋除了苏东坡以外,最早的豪放词的诞生都是由于地缘的关系,范仲淹的《渔家傲》就是成于西北的庆州,他驻守西北,在边疆前线对抗西夏,有了边塞经历才产生一首豪放词。南京不在边地,然而王安石的《桂枝香》,其副标题就是金陵怀古。“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一下子就把原来充满宋词的柔媚情调一洗而空,变成一种非常旷远、非常高古的一种情调,为宋词增添了建康的阳刚之气。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宋词最大的转变就是由婉约为主变成豪放婉约平分秋色,这个转变的轨迹点就在南京。世居洛阳的词人朱敦儒,在洛阳写词说“且插梅花醉洛阳”,仍是一派婉约情调。但是靖康之变以后,他南渡江南,来到南京,登上南京的城楼,写了一首《相见欢》:“金陵城上西楼,倚清秋。万里夕阳垂地大江流。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词中表现出对国家局势的关切,对南宋抗金事业的朦胧希望,风格也变成沉郁苍凉。

再往后,词坛上就出现了辛稼轩。英雄诗人辛稼轩挟带着北国风霜和沙场烽烟奔入词坛,他在南京登上赏心亭,写出著名的《水龙吟》:“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所谓“登临意”,就是一位爱国志士报国无门的满腔悲愤。辛弃疾正值壮年,却壮志难酬,空度年华,故岁月流逝的感受格外深切。他在断鸿声里登上名胜赏心亭,那潇洒明净的秋色并未引起愉悦感,反而觉得像美人螺髻般的远山向人献上的只是愁恨。他拔剑细看,猛拍栏杆,但是有谁理会其中的一番心意?此词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登览词,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伤秋词,它是一位爱国志士在清秋时节登高远眺故国江山所发出的深沉感慨。虽然当时“无人会,登临意”,但千载之后它仍然感动着无数读者。

到了南宋末年,崖山沦陷后,文天祥与邓剡被元军同舟押解北上。六月行至建康,文被拘于驿中,邓则因病寓天庆观就医。到了八月,文天祥单独被押北上,临行前作《念奴娇·驿中言别故人》:“水天空阔,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蜀鸟吴花残照里,忍见荒城颓壁。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那信江海馀生,南行万里,属扁舟齐发。正为鸥盟留醉眼,细看涛生云灭。睨柱吞嬴,回旗走懿,千古冲冠发。伴人无寐,秦淮应是孤月。”此时南宋灭亡已经半年,故国的江山社稷已不复存在。建康乃江左名都,宋室南渡之初,这里曾是建都的备选地点。况且自古以来,长江向被视为抵御北军南侵的天堑。文天祥在建康面对着滔滔东流的长江,心中百感交集。当年东吴的大将周瑜曾经凭借东风火烧赤壁,以少胜多,击退强敌。如今长江依旧,自己与战友们也堪称世间英物,却未得天助而眼看国破家亡。“恨东风”一句,真乃血泪所成!连年兵燹,江山破碎,连建康这样的大都会也惟剩荒城颓壁,在残照里传来声声杜鹃。“铜雀”二句连用两个与亡国相关的典故,字句对仗精工,语意却悲愤历落。上阕自抒怀抱,下阕转入告别友人。文、邓二人是在抗元斗争中走到一起的亲密战友,“鸥盟”指赤诚无猜之盟友,“留醉眼”指虽经国家倾覆仍然隐忍不死,“涛生云灭”指时局之变化莫测。全句意在与战友互相激励,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国家继续奋斗。文天祥明知被押北去凶多吉少,于是说假如身入元廷,就要像蔺相如“睨柱碎璧”那样以必死之志压倒敌酋的凶焰。假如不幸捐躯,就要像诸葛亮那样死后仍能逼退敌军。无论是生是死,怒发冲冠的浩然正气都会永垂千古,这是文天祥表示宁死不屈的庄严誓言。此词正如陈子龙所评:“气冲斗牛,无一毫萎靡之色。”这是宋代豪放词中不可多得的杰作,它为南宋爱国词史画上了光辉的句号。这首词写于南京,可见南京在宋代词史上的重要地位。

总而言之,无论是唐诗还是宋词,南京都当得起“天下文枢”这个称号。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前辈胡小石先生说得好,南京就是一座诗城。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这就是南京文化史上最显著的轨迹,因此,我认为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

*本文是根据莫砺锋教授在2023年10月19日中国地方志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南京:从天下文枢到世界文学之都上的主旨演讲录音整理而来,并经其本人审定补充。

(作者简介:莫砺锋,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古籍整理与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