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古时期为什么出现大型公共活动高台?唐代扬州有怎样的城市布局……记者从近日在南京召开的2023年度江苏地域文明探源重要进展汇报会上了解到,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进展。2023年的考古发现,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直至明清时期,遗址类型多样、文化内涵丰富,一批发掘项目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淮安新路遗址发掘的街巷主干道

为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新视角

几千年前,在太湖流域就已经出现了丰富的人类活动。到了新石器时期,太湖流域先后经历了三种文化,即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天墩遗址、寺墩遗址、塘北遗址等为太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天墩遗址的最重要发现为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5300年)时期的大型高台。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邵栋介绍,天墩遗址位于无锡市惠山区钱桥街道苏庙社区。发现的高台之上,有高等级红烧土建筑和墓葬,残存规模仅次于苏州赵陵山崧泽文化1号高台。

远古时期的高台有什么用途?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宝山总结为“高台文化现象”,也就是人类社会文明进程中,为突出显示不同于普通的部落成员而人工堆筑或搭建大型的高台。高台之上可以举行祭祀或娱乐活动,有大型房屋的可以作为上层建筑议事或居住场所,这也是后来贵族宫殿建筑的源头。

塘北遗址出土的部分马桥文化器物

天墩遗址高台有怎样的意义?刘宝山解释:“这是长江下游人类社会开始出现等级制度和文明化进程的有力见证,是考古学文化的‘化石’级材料。目前尚未发现6000年以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公共活动高台,所以崧泽文化的公共活动高台,目前可认为是东方文明特色之一的‘高台文化现象’的源头。”

位于常州的寺墩遗址,发现的重要遗迹不仅包括崧泽文化墓葬区、干栏式建筑遗存等,还有良渚文化砌石遗迹、建筑基址、贵族墓葬区等。南京博物院副研究员于成龙表示,寺墩遗址自崧泽文化晚期向良渚文化时期的文化形态和聚落布局的变迁,生动反映了太湖地区史前社会复杂化的形成、发展,并最终迈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过程。

从良渚文化之后直至春秋时期,中原地区为夏、商、周时期,然而太湖流域在这一时段的文化界定一直比较模糊,对遗物属性的判断也较为笼统。“塘北遗址补充了良渚到春秋中期以前苏州的历史,为苏州先秦时期考古学的研究建立比较完善的时间标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程义阐述了塘北遗址的重大意义。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车亚风介绍,塘北遗址位于苏州市吴中区郭巷街道,遗存主体年代为崧泽文化至春秋时期,又以马桥文化(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而命名)遗存为特色。马桥文化,从年代上来讲,紧接着良渚文化,如果对照中原地区的王朝序列,马桥文化的年代大致与夏和商相当。

“塘北遗址是苏州地区首次发现的连片分布且堆积较厚的马桥文化遗存,发现的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存,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太湖东部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发展序列,为完善环太湖地区青铜时代文化谱系提供了新的佐证。”车亚风同时提出,遗址对研究吴越文化的起源、苏州地区逐渐融入中华民族一体化发展进程等也具有推动作用。

对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研究有特殊意义

一曲《大风歌》唱出了雄视古今的豪迈气概,江苏的楚汉文化博大丰厚,影响久远。一批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江苏汉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特殊意义。

徐州驮篮山遗址位于驮篮山楚王(后)墓的周围区域,2023年的重要发现是揭露一批西汉时期的文物遗存,而且与驮篮山楚王墓陵园有着直接关系。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考古调查勘探部主任王庆光认为,揭露的西汉时期的文物遗存应属于驮篮山楚王墓陵园设施重要组成部分。

据介绍,驮篮山汉墓是徐州地区目前发现所有西汉楚王陵墓中,开凿建造最精细、墓室建筑结构和功能最完善的一座,墓主身份还未确定,大多专家认为是汉代第三代楚王刘戊。“本次考古发掘项目为解决驮篮山楚王墓时代、墓主身份、陵园范围及文化内涵提供重要线索。遗址的发掘,也改变了对徐州楚王墓陵园格局现有的认识,对推动西汉楚王陵寝制度、时代演变规律乃至诸侯王陵墓制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王庆光说。

驮篮山遗址出土的陶灶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六朝遗存丰富而战国两汉时期遗存较少,南京江宁华西村战国至六朝墓地考古填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墓葬资料空缺。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许志强介绍,南京江宁华西村战国至六朝墓地位于江宁街道江宁河南岸,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陆续在项目区域内发掘古代墓葬1015座,出土器物近6000件(组)。战国汉六朝墓为此次发现之重点,计有战国墓59座、西汉墓406座、东汉墓112座、六朝墓111座,共出土各类器物5700余件(组)。这是南京乃至整个江东地区较为罕见的古代大型公共墓地。

许志强总结了此墓葬的多重价值:“本次发掘的数百座战国两汉墓葬,可反映南京在孙吴建都之前的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面貌,是反映江东地区战国汉六朝时期历史发展的直观‘剖面’;也揭示了楚文化在江东地区的发展过程,为研究楚人东迁、楚文化的扩展,乃至楚国经略江东地区的历史过程提供重要资料;同时展现了南京地区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对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实证价值。”

为研究古代城市形态及沿革提供宝贵材料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历史悠久,兼具地方行政、经济、军事的主要运作功能,受到各代统治者的重视。2023年一批遗址的发掘为深入认识古代城市形态及其沿革提供了宝贵材料。

扬州市邗江区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位于扬州城遗址的蜀冈古代城址南城门至东南拐角以南,遗址的发掘,对唐代扬州城格局得出新的认识,即唐代扬州子城南城墙和罗城北城墙是两道城墙。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睿介绍,唐代扬州城址分为子城和罗城两部分。子城在蜀冈上,罗城在蜀冈下。

唐代的子城和罗城是否相连,以前有不同认识。此次发掘推进了唐代扬州子城南城墙和罗城北城墙相互关系的认识,为深入研究唐五代至南宋时期的扬州城市形态及其沿革提供了宝贵材料。

五代十国的杨吴和南唐时期,扬州先后成为割据政权的首都和东都。结合现有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推测桑树脚大型建筑基址群区域内的遗迹或与唐大云寺—开元寺、唐末杨行密舍宅为寺的光孝院、杨吴南唐宫署、宋至清代铁佛寺和宋代光化寺有关,正是探寻杨吴和南唐时期遗存的重要地点。

同时,桑树脚遗址区域内相关遗存可能还与历史时期的多条运河关系密切。该遗址的发掘将为探寻春秋吴邗沟、汉代运盐河、隋唐大运河(淮南运河)等运河过扬州段的河道位置提供了线索,也是大运河考古和江苏地域文明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江宁华西村西汉墓出土的陶冥币(“金饼”)

从扬州桑树脚遗址可见古代城市的布局,而位于淮安市淮安区的新路遗址则是一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助理馆员王梦珊介绍了遗址的特征:遗址内最重要的发现为一条宽约4米的道路(L1),砌筑规整,做工考究,呈西北—东南方向贯通整个发掘区。在道路两侧分布两条排水沟,排水沟南北又各有一条辅路,共同组成了整个遗址区的主干道系统。以L1为中轴,两侧分布有房址。

“这处典型的街巷类遗址,形成于明代晚期,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体现着当时繁华的商业气息和社会生活。”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祁小东分析,该遗址是继泗州城遗址、板闸镇遗址和庆成门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保存完好、规模较大的同类型遗址,反映了河下地区明清之际商业中心由西向东空间不断拓展的趋势,即由窑沟市、新路遗址到现今河下古镇。遗址对研究淮安地区明清漕运史、运河开发史、黄淮变迁史、城市发展史、古建筑、社会生活史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是明清时期淮安作为“运河之都”最重要的见证。

此外,南京西街遗址继发现“长干古城”后再出重磅消息,发现了六朝梁代的国门,即都城的南大门;江苏溧阳古县遗址的发掘,首次较为完整地揭露了六朝时期县城遗址的结构布局。

盐业是江苏古老而又十分重要的产业,江苏盐业考古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盐城缪杭遗址和后北团遗址,为研究唐宋时期和明清时期海盐的生产工艺提供了珍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