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丝”）是中国历史上由不同时代的国家力量所主导或由中国与欧亚非等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同参与建构的跨文化成就，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合作、共享的文化传统和文明追求。本文拟通过梳理江苏“海丝”相关文脉资源和空间布局，探讨江苏区域“海丝”文化历史成就，更好地体现“海丝”文化遗产历史、科学、文化价值，以期促进区域间海洋文化的协同发展。

一、海上丝绸之路释义

近年来，由于“申遗”工作快速发展，“海丝”概念的界定众多。毋庸置疑，相关世界遗产内涵及价值的界定与确立是相关文化遗产研究人员的学术表达，以期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框架下塑造话语影响力。关于“海丝”遗产的概念界定与遗产分类仍处于不断探索的再定义过程。“丝绸之路”的概念最初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在其所著《中国》一书中提出，是指中国古代经中亚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通。因产自中国的丝绸是贸易中最具代表性的商品，对世界各国影响巨大，故称此贸易道路为“丝绸之路”。20世纪初，法国学者沙畹提出了“丝路有陆、海两道”，于是出现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两个概念。海上丝绸之路是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的，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在他1967年出版的《探索海上丝绸之路》的专著中初次提及和论述，此后，这个概念被学术界普遍接受。

海上丝绸之路始于秦汉，兴于唐，盛于宋、元至明早期。学术界将其主要划分为“东海航线”和“南海航线”。史实证明，我国的丝绸连同养蚕、缫丝、织绸等生产技术，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通过海路传播到朝鲜，至汉代又从朝鲜传到日本，此即“东海航线”的初步形成。同时，在汉代，丝绸作为商品也传播到东南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此即“南海航线”的形成。海上丝绸之路有很多别称，如“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香瓷之路”等等，这些名称反映了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及文化交流史的若干时空差异及其内涵的丰富多样性。

江苏地处长江下游，濒临海洋，海岸线达954公里。通江达海的地理区位，使得沿江或沿海的南京、扬州、张家港、太仓、南通、连云港、江阴、宜兴等城市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城市。历史时期，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文化遗产类型主要有古城、港口、船厂、寺庙、窑址、墓葬、石刻等遗址遗迹。比如南京的石头城遗址、明故宫遗址、大报恩寺遗址、宝船厂遗址、浡泥国王墓、郑和墓等；苏州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张家港黄泗浦遗址、刘家港、浏河天妃宫、海运仓遗址、古代沉船及相关遗存；扬州的扬州城遗址、普哈丁墓、仙鹤寺、大明寺等；南通的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如皋运盐河遗址等；连云港封土石室墓、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等。江苏“海丝”遗产还包括相关的出土和传世文物，如陶瓷器、金银器、铜镜、玻璃器、书画、玉器、琥珀、贝壳、象牙制品、钱币、瓦当、陶俑、玺印等。从六朝至元明时期的海上贸易活动，江苏的诸多城市一直是始发地或是中转地。其中最突出的是郑和下西洋的路线，郑和航海船队多次从南京龙江关出发，顺流而下出长江口开启远洋航行。

二、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启路段：以徐福航海故事为中心

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制国家开始形成和发展，在新的动力体系下，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相应得到重大提高。这一时期，在国家力量主导和安排下，早期航海活动陆续得以组织和开展。根据记载，从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开始的以相传为琅琊郡（包括今连云港市赣榆区）人徐福为代表的航海事件值得关注。千百年来，“徐福东渡”作为有明确官方记载的大规模海外文化交流事件，其历史人物叙事视角及涉及本土与海外的航行事件的叙事结构，直到今天仍然对研究东北亚地理发现与探索具有深远历史价值。在秦汉时代东亚大历史背景下，海外空间探索直接促进这一时期海上交通运输事业，进而对商贸途径、交通走廊和文化通道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促成了以中日韩为核心区域的“徐福文化圈”的形成。

〔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嘉庆〕《赣榆县志》以及乾隆年间的几种宗谱，都证实了连云港市赣榆区金山镇“徐福村”的存在。结合历史属地、文化传承与遗迹留存，学术界包括地方民俗学研究组织推测此村即为徐福故里。徐福遗产主要有下驾沟、船作坊、启航地等。下驾沟（今夏家沟）传为秦始皇东巡经此驻跸处；船作坊（今王坊）相传是皇（王）家造船作坊即徐福受皇命造船处；今吴公村，相传为“圬工”（捻船工）住地。赣榆附近的海州湾，推测为徐福东渡启航地。

琅琊郡作为秦三十六郡之一，治下涵盖了今连云港行政区域的大部。琅琊郡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1987年，连云港考古人员在东连岛村灯塔山羊窝头北坡海岸发现了羊窝头刻石。1998年，又在东连岛村苏马湾海边发现了苏马湾刻石，确定为有确切纪年的新莽时期（9—27）东海郡与琅琊郡界域刻石。[1]东连岛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内容明确、有确切纪年的汉代涉海界域刻石，也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以石质为载体划分海域权属的实物标识，是当时政府对海域的控制权和海洋利益裁定的根据，对认识汉中央政权于对外交往中处理海域权属的管理问题有特别的意义。

在“海丝”这一国际交通体系中，海域海权观深刻影响到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方式。作为体现汉代海域观念的罕见遗存，连云港东连岛界域刻石则反映了在“海丝”初步成形的时期，中原统一王朝在对外交往中的海权观。石刻铭文中“东各承无极”所体现的海域海权观与国际观，对最终演变为对亚洲影响甚巨、成熟于隋唐时期的朝贡贸易制度有一定影响。

三、江苏海上丝绸之路的初步发展：以六朝都城建康为中心

在连云港市东连岛村灯塔山羊窝头北坡海岸发现的东海琅琊郡界域刻石（贺云翱 提供）

南京地当江海之要冲，是连接“南海线”和“东海线”的核心城市之一。凭借特殊的地理空间优势和突出的古代都城政治地位，南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南京先后成为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六个王朝的都城。这一时期，借助于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和南方地区深厚的造船和航海技术优势，东亚、东南亚甚至波斯、罗马等国都从海上与定都南京的诸政权发生外交联系和文化交流。

南京石头城遗址位于今南京市清凉山、盋山、红土山一带，在六朝时期具有重要军事及交通地位。自2008年以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和南京市考古院合作，先后多次对石头城遗址所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勘探和局部试掘。石头城遗址出土的“石頭”铭文城砖印证了六朝石头城城址的位置所在，也是六朝石头城的唯一出土文字实物见证。[2]石头城临江一面有重要的水上码头“石头津”，它位于石头山南侧与秦淮河汇入长江之间，其地处江滨，水运便捷，是秦淮河和长江交汇处对外航运的主要码头之一。六朝时期，石头津已经成为都城建康的重要交通口岸。这一时期南京作为都城，是当时中国海外开拓和交往的始发点和中心地，是技术、思想、礼制等经由海路对外传播的中心，也是海外诸国由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外交、经贸、文化、宗教交流的终端和在中国境内二次传播影响的中心所在。作为一个国际港口，石头津影响广泛，在当时是长江中下游地区远洋航行的起点，是海内外船只的停靠重地和长江沿线的航行中心。

南京出土的东晋墓葬中常见有胡人形象，可见当时有外国人居住在建康城内活动。东晋象山王氏家族墓地7号墓中出土了来自南亚地区的嵌金刚石金指环，1号墓中出土了来自东南亚国家的鹦鹉螺杯。此外，这一时期南京地区的大型墓葬或者遗址中还经常发现一些珊瑚、琥珀、绿松石等装饰品，以及来自罗马、波斯的玻璃器，来自波斯的萨珊银币等。南京六朝时期“海丝”相关遗存还有见证航海活动决策或接待外国来使的都城遗址及建康宫遗址等。这些考古出土的文物和遗迹都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南京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代中外交流的深刻关系。

六朝时期的中国南方政权尤其重视海洋体系的建构、海上交通的推进、海上交流的展开，借助于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和深厚的造船、航海技术优势，建康都城推动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当时从海上来到建康的使臣多达60多批次，涉及国家有位于海上丝路“南海线”的扶南国、林邑国、师子国、天竺国、诃罗单国、波斯国、婆达国等和“东海线”上的高句丽国、百济国、新罗国、倭国等。由此，海上丝绸之路从汉代的南海合浦、广州一带向北延伸到位于东海区域乃至长江下游的南京，真正开辟了中国最早的海洋时代，奠定了东吴建业都城（今江苏南京）、东晋及南朝的建康都城（今江苏南京）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不朽地位。

四、江苏海上丝绸之路在唐代的成就：以扬州、如东掘港和黄泗浦为中心

隋唐时期，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及相关支线运河的延伸拓展是江苏海上丝绸之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大运河运输体系连通海港和海洋，使得运河沿线的城市成为“海丝”的重要参与者。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海洋贸易不仅带来了广泛的人员交流，而且还深刻影响并塑造了江苏沿海区域的聚落发展。沿海、沿江城市及其经济腹地的可持续联动发展是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的重要保障，见证了历代政府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谋划和管理。同时，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文明要素传入中国，在产业、技术、生活、艺术、审美、信仰等各方面与中华文明交流、交融，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

（一）扬州唐城遗址

扬州城建城历史悠久，至今已有2500余年，历史上曾被称为邗城、广陵城、江都城、扬州城等。扬州在古代南北交通和漕运中具有重要地位，伴随大运河等交通大动脉的发展与完善，扬州成为唐代“交、广、明、扬”四大港口之一，是南北粮草、盐、钱、铁的运输中心和海内外交通的主要口岸。其海路交流通道包括连通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东亚地区的“东海航线”和连通东南亚及印度洋、波斯湾地区的“南海航线”。

扬州唐城遗址以蜀冈上、下分为衙城和罗城，规模仅次于其时的京城长安、洛阳遗址。蜀冈上城址考古发现遗物年代最早为战国时期，晚至宋元时期，其中隋唐时期和宋代遗物最为丰富。蜀冈下城址从中晚唐开始直到近代，历代城址的护城河保存完整，并与人工开凿的运河相通，形成扬州城完整的给排水和运输水系，至今仍发挥重要作用。古运河由南向北到罗城南门后折向东，至康山（城的东南角）又直折向北到黄金坝，然后向东经湾头与京杭大运河、古代通扬运河交汇。此外，经考古清理，宋西门遗址还发现有元代阿拉伯文石碑[3]。

唐代，扬州本地并不产出瓷器，但作为物资集散地和对外交往的窗口，扬州城遗址出土大量陶瓷器及瓷片，包括长沙窑、越窑、巩县窑、邢窑、定窑、吉州窑、寿州窑、宜兴窑、繁昌窑、耀州窑、磁州窑、临汝窑、宣城窑、钧窑、建窑等，几乎涵盖当时分布在长江沿岸、运河沿线及沿海区域的大多数窑口产品，其中唐青花瓷、长沙窑及越窑产品等远销海外。在印尼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上出土6万多件唐代长沙窑瓷器，专家们认为该船的始发港就是扬州。此外，扬州还多次出土从西亚等地输入的孔雀蓝釉陶器和玻璃制品，与南亚、西亚、东非、北非国家同时期一些著名城市和港口遗址出土的中国外销陶瓷标本的类别非常相近，足见唐代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扬州国际贸易之繁盛。

（二）掘港国清寺遗址

如东国清寺遗址出土的莲花纹瓦当（贺云翱 提供）

南通东濒黄海，南临长江，海岸带面积达1.3万平方公里。境内河流纵横，通扬运河、通吕运河、如泰运河将南通与扬州、泰州等地连接起来，促进长江北岸地区海洋商贸往来。2017年9月，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及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对南通掘港国清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4]发现包括唐宋时期国清寺大殿建筑基址3处、灶房和附属遗迹4处、水井3口和1条环寺庙的围沟。遗址出土“国清”“方丈”“库司”等墨书款瓷器，证明这里曾是唐宋时期国清寺所在。遗址出土陶瓷器标本来自浙江、江西、安徽、河北、江苏等地的不同窑口，主要有宣州窑、越窑、龙泉窑、湖田窑、吉州窑、景德镇窑、寿州窑、定窑、磁州窑、宜兴窑等，反映出唐宋时期地处滨海地带的国清寺及掘港镇与外地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近年，南京大学考古人员又在如皋市考古发现隋唐“掘沟”运河遗址及徐家桥遗址。

唐开成三年（838），日本请益僧圆仁、圆载等随第19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在扬州海陵县掘港镇登陆，在当地守官的安排下，于掘港国清寺休整，在寺内小住半月，后又从隋炀帝主持开挖的“掘沟”运河前往扬州乃至长安。圆仁归国后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在海陵掘港国清寺的相关活动。国清寺遗址的发现恰恰验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性，对于研究和见证日本遣唐使历史及古代中日文化友好交流史具有重大意义。如东国清寺遗址及如皋掘沟遗址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重要见证地和遗产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在江苏的新证据。

（三）黄泗浦遗址

黄泗浦遗址位于张家港市杨舍镇庆安村与塘桥镇滩里村交界处，紧邻古代长江入海口，有着“江尾海头”的地理优势。《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唐代鉴真和尚于“天宝十二载（753）十月二十九日戌时，从隆（龙）兴寺出至江头……乘船下至苏州黄泗浦”，即鉴真第6次东渡是从这里启航。根据史书记载，日本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与鉴真从黄泗浦一起返回的就是第11次遣唐使。

黄泗浦遗址东区为“东市”，主要为与港口生产、生活设施相关的码头区，这一区域发现的房址规模较大，且经过整体规划。同时发现灶坑、仓廒较多，反映当地人口数量多、贸易交流频繁。此外，考古钻探表明，除遗址最南端的古河道外，还有3条与现黄泗浦河道垂直相连的古河道，形成密集的水路交通系统，由此可以推断遗址所在地是唐代一个重要港口及货物集散地。[5]遗址西区为“西市”，文献记载的尊胜禅院就位于西区，出土了一批南朝到唐宋时期与佛教相关的器物，包括莲花纹瓷盘、莲花纹瓦当、石佛像残背光、鸱尾形器物以及刻有佛教用语的文字砖等。[5]

黄泗浦遗址发现瓷器数量总计达到50000余片，包括越窑、长沙窑、寿州窑、磁州窑、湖州窑、宜兴窑、邢窑、钧窑、建窑、吉州窑及龙泉窑等著名窑口产品。其中又以越窑青瓷为最多，也有大量宜兴窑青瓷、景德镇青白瓷及长沙窑瓷器，这四大窑系的瓷器均是唐宋时期常见的外销瓷，证明了黄泗浦遗址在“陶瓷之路”上的重要地位，为了解古代黄泗浦港的贸易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唐代中后期，苏州的丝绸贸易往来仅次于长安，而苏州丝绸的对外贸易主要是经黄泗浦港出口。[6]宋代对黄泗浦的疏浚工作，从侧面佐证了古代黄泗浦的通航能力。

五、宋元时代的江苏“海丝”：以太仓港为中心

太仓自古海运便利，元至元十九年（1282），朱清、张瑄开辟海上漕运，即以太仓和刘家港为起始地。至正二年（1342），设立庆元市舶司分司，庆元即今宁波地，时太仓归属庆元市舶司管辖，这一时期太仓港成为漕运万艘、行商千舶的贸易大港。

考古发现的樊村泾元代遗址位于太仓市城厢镇樊泾村，遗址被古樊村泾河道分为东、西两个区域，考古发现的建筑基址分布有序，应有过统一的规划与布局。东区房屋基址规模较大，主要为仓储区及其相关遗存，发现大量瓷片堆积迹象，考古人员推测出土的瓷器应是作为商品贩卖的外销瓷。樊村泾遗址发掘提取的瓷片以元代中晚期龙泉窑青瓷片为主，另有少量元代枢府款青白瓷、青花残片，以及明清时期青花瓷残片。其中龙泉窑青釉“至元四年”铭文碗底的发现，为遗址及遗物断代提供了重要参考，是江南地区元代考古的重大新发现。西区为前店后坊式商住区域，应为当时居住生活区遗存。两区建筑遗存紧邻致和塘南岸，且在两者之间的古樊村泾与致和塘交叉处有河湾驳岸的迹象，可知古致和塘是当时重要的水路交通路线，推测在当时此处为码头以及方便船只停靠之所。

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是一处重要的瓷器仓储遗存，是除龙泉窑址考古之外规模最大的一处龙泉窑青瓷标本出土遗存。历史记载表明，古庆元港是元代龙泉窑出口的重要港口，太仓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的建筑基址和仓储遗存表明，该遗址应为一处运销瓷器的成熟港口，或者就是元代庆元港分港。此外，樊村泾元代遗址出土的瓷器产品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出水的瓷器窑口与器类大致相同，因此有专家推测新安沉船很可能是从太仓出发的。

六、明清时代“宜兴窑”产品走向世界

宜兴因水因陶瓷业而盛，吴国时伍子胥主持开凿的胥溪运河和越国大夫范蠡主持开凿的蠡河，直到明清时期仍然是宜兴丁蜀区域各类陶瓷产品贸易运输的主要通道。水利交通资源不仅为宜兴带来商品贸易和产业发展之便，更具连接大运河和沿海港口等交通优势，与更广阔的区域发生经济社会联系，借此实现了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使内陆的宜兴融入了世界交通贸易体系中，成就了宜兴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陶都”和“制壶之都”的地位。宜兴作为陶瓷器产地，其产品及其相关货物的贸易路线，以及附加工艺美术交流与传播等共同组成其“海丝”文化遗产的内涵结构、时空演变和价值系统。

“宜兴窑”[7]是江苏乃至中国重要的陶瓷业窑口，它是指宜兴地区从先秦至今所存在的陶瓷生产工艺及产品系统，包含青瓷系、紫砂系、均陶系等不同工艺体系或窑址群遗产体系。明清时期宜兴主要生产紫砂陶、均陶和日用陶，陶业经济繁荣，拥有了独特的专业完整的产业链，陶器流通广泛。宜兴窑中有外销记录的窑址主要有筱王村窑群、蜀山窑群、白塔村窑址、黄龙山窑群等。

宜兴丁山、蜀山一带是明清时期宜兴重要的陶器产区。古窑址数量达四五十处，遗存丰富，足以说明当时陶窑的规模之大，产量和品种之多，烧制技术之成熟。值得注意的是前墅龙窑，该窑创烧于明代，延烧至今，是宜兴地区仍以传统方法烧造陶瓷的唯一一座古龙窑，被称为宜兴最后的活龙窑。

明代晚期至清初，欧洲兴起“中国热”，中国饮茶方式向海外传播，带动了中国陶瓷茶具和茶叶的外销。宜兴陶器顺应不同海外市场需求，利用运河、太湖、长江等便捷内陆运输条件，经海上丝绸之路销往各国，尤其是紫砂陶器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销往东南亚的紫砂功夫茶壶发展了当地的饮茶文化，销往欧洲的茶壶被作为欧洲皇室和上流社会客厅最珍贵的陈设品，一度成为欧洲各国陶瓷制作的临摹典范，并促成当地红陶茶壶的创制。清初康熙年间始，蜀山窑烧造的产品通过丹麦东印度公司相继运输至法国、丹麦、葡萄牙、荷兰、德国、英国、俄国、日本、泰国等国家，日本著作《茗壶图录》里搜集大量宜兴紫砂陶资料，也印证了宜兴紫砂形成的“海外竞求鸣远碟”的盛况。海外沉船及“海丝”航线遗址中普遍出现大量宜兴酱釉陶器及紫砂茶器，如“泰兴”号沉船（1822）、“戴安娜”号沉船（1817）、小值贺岛前方湾海底（12世纪中期至13世纪前期）、福建平潭县海坛岛西北的小练岛东礁村沉船遗址（元代）等都有相关发现。这些窑址、航线、港口遗址、沉船及其出土文物印证了明清以来宜兴外销陶业和“海丝”航线的兴盛，宜兴作为“中国陶都”参与了明末清初全球贸易的兴起和繁盛进程，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

值得注意的是，宜兴受区域地理环境、王朝政策调整、腹地开发程度等自然、人文因素的综合影响，窑址及其附属产物也随之波动。唐代大历五年（770），唐王朝选择地处江苏宜兴与浙江长兴接壤的顾诸茶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座官办“贡茶院”，开创了官办贡茶的新纪元，贡茶院的设立反映出宜兴唐朝茶产业的发达，也进一步促进了该地区茶文化的发展与盛行。唐以后，历宋、元、明、清各代，宜兴所产“阳羡茶”一直位居全国“贡茶”之列，而茶叶与紫砂壶等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流通物资。

当然，明代早期的南京，也是极其重要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心城市，它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开世界史上人类大航海时代的先河。在南京保存着打造郑和航海“宝船”的工厂遗迹等，“宝船厂”作为明代早期南京制造大型航海船舶的船厂遗址，是郑和下西洋所用船只的重要建造场所，船厂现存规模巨大的“作塘”以及经考古揭露的种类多样的船舶构件和造船工具及设施，是15世纪初世界大型木构航海帆船制造最高技术水平的有力证明。

古代东、西方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以商贸为依托，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跨区域跨国交流发展，构建起世界民族与区域国家的大历史体系。海上丝绸之路历经2000多年，覆盖大半个地球，是体现人类创造力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线路遗产载体。它揭示了东西方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动、共存共荣的历史过程，保护和复兴历史遗留下来的珍贵海丝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

（作者简介：贺云翱，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所长；陈思妙，南京大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所世界遗产部主任，助理研究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连云港市重点文物保护研究所.连云港石刻调查与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贺云翱,王碧顺.江苏南京六朝石头城遗址[J].大众考古,201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扬州蜀岗古代城址考古勘探报告[M].科学出版社,2014.

[4]贺云翱,王碧顺.江苏如东掘港国清寺遗址[J].大众考古,2018.

[5]高伟,等.张家港市黄泗浦遗址：再现长江入海口唐宋时期的港口集镇[N].中国文物报,2012-02-10.

[6]苏简亚,主编.苏州文化概论[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 

[7]贺云翱.“宜兴窑”初论[J].东南文化,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