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的春天，严重的民族危机笼罩着中国。在这存亡攸关的时刻，5月4日，北京的青年学生，从古城的四面八方汇集于天安门前，向中国和世界宣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声援五四运动的各界总示威

瞿秋白

在五四运动中涌现出的一大批杰出的爱国志士里，瞿秋白是其中的一员。他“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作为俄文专修馆同学公推的学生代表，率领同学参加了5月4日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

青年瞿秋白

5月5日，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6日，各校代表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大纲，宣布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瞿秋白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作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担任学联评议部的议员。评议部的职责是议决学联的重大事项，议员的产生以学校为单位，不论学校的人数多少，每校出评议员二人。学联成立后，立即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接着，又投入挽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斗争。5月14日，北京政府被迫发表挽蔡指令，同时却下令挽留曾假意表示辞职的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與，还下令镇压爱国学生。这就更加激起青年学生的反抗。北京学联决定从19日起，实行总罢课。

瞿秋白所代表的俄文专修馆和他的朋友郑振铎、耿济之、瞿菊农等所代表的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学校等，组成北京学联的一个单位。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进行爱国活动。青年学生们在爱国救亡总方向一致的前提下，也有意见分歧。郑振铎后来回忆说：“在这个大运动中，青年学生们的思想和态度，也不是自始至终完全一致的。我们有辩论、有斗争、有说服、有打击、有协商。在北京政府的严密控制下，瞿秋白和朋友们的活动越来越富于斗争性和隐蔽性。他们经常在夜晚开会，会前不引人注意地溜进会场，会散后又悄然离去。瞿秋白学会了机警地对付敌人，设法摆脱便衣警察的跟踪。

总罢课以后，瞿秋白率领俄文专修馆的同学，经常活跃在人口稠密的商业区、游览区，开展讲演、抵制日货等活动。6月3日上午，北京20多所学校各派数百名学生上街讲演，瞿秋白和俄文专修馆同学也一起参加。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驱散听讲群众，逮捕演讲的学生。当天，学生被捕者178人，瞿秋白也在其内，直到6月8日才被释放。

参加五四运动，在瞿秋白的人生道路和思想上，是一个新起点。他开始认识到，中国若要实现民族独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必须改弦更张，寻求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的指导。瞿秋白说：“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

史良

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后，迅速波及全国各省市，形成巨大的声势。常州的学生也掀起了规模浩大的罢课运动来响应五四运动。常州的省立第五中学、女师和男师学生代表在县文庙明伦堂开会，正式成立三校学生联合会。史良被推为副会长兼评议部主任。在这场运动中，史良和她的同学们在公园演讲，听众达三四百人，“诸女士演讲甚恳切，听者无倦容”。

青年史良

当时，常州的封建保守势力把女师看成革命大本营，曾策划撤换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校长，停办女师。县知事公署一边备致公函，呈请江苏省教育厅核准，一边把停办告示贴在女师校门口。

史良和同学们非常气愤，把告示撕下后，起草了通电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文稿和《敬告各界》的公开信，又带领同学大闹县署。县署暗中把史良的父亲抓去威胁，史良闻讯，赶到县署，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据理力争义正辞严，迫使县署备车将其父女俩送回家。此事当时轰动了武进县和常州城。据女师校史记载，校长虽未能留住，女师却得以保存。史良领导的护校运动，是争取和维护女性教育权利的斗争，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关于史良在五四运动中的表现，她当年同学或与她熟悉的一些老人回忆起来，都交口称赞说：“史良生活简朴，常穿一件蓝布衫和裙子，头上扎着辫子。她的口才好，人挺能干，在五四时期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带领同学上街查抄日货。史良在学校很朴素，不讲究，她学习成绩很好，班上有40多人，她考试成绩总是前几名，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五四时期史良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闹学潮她是带头人，胆子很大，天不怕、地不怕。她的宣传鼓动能力很强，我们一被她鼓动说服，就跟着她走了。”

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兴起并发展，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西方的各种思想纷纷被介绍到中国，思想界呈现空前活跃的气氛。史良在常州女师读了一些新书报，接触了一些新学说，于五四时期初露锋芒，显示出她超群的胆略和才华。她领导的女师护校运动，实际上是争取和维护女子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女师的护校斗争也是她从事妇女运动的开端。

侯绍裘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爆发后，侯绍裘在学校组织“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成了全校有名的活动分子，被选为学生会本年级的评议员。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时，侯绍裘担任上海学联教育科书记。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又被聘为全国学联的文牍，负责起草宣言、口号、文电等。

侯绍裘

26日，上海学联响应北京学生实行总同盟罢课的号召，领导全上海52所中等以上学校约2.5万多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总罢课宣誓典礼。侯绍裘积极参加罢课斗争的组织工作，精心安排游行路线，起草传单，拟定宣传口号，游行时，他同校学生会骨干一起，带领本校队伍前进。

学生罢课后，侯绍裘尽管社会工作繁多，仍挤出时间上街头演讲。讲演团三五人或十多人一组，选择闹市地区，讲“抵制日货”“青岛问题”“二十一条”“亡国痛苦”等。他爱国感情强烈，讲得通俗生动，特别吸引人。

6月5日，上海“三罢”开始。帝国主义工部局捕房和上海警察厅到处拘捕街头宣传的学生，一天就抓去130多人。侯绍裘积极组织救援活动。一天深夜两点，突然有人来敲门找侯绍裘，原来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在爱国宣传中被警察殴伤，要求南洋公学学生第二天发动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进行声援。

组织游行须做大量准备工作，这时全校同学正在酣睡中，时间紧迫。侯绍裘听来人讲罢情况，立刻唤醒同寝室4位“救国十人团”的成员，赶制全校大游行所必需的大量传单、标语、口号、旗帜等。他们有条不紊地工作着，有的拟稿、书写，有的找材料、制小旗，有的刻写、油印……5个人紧张工作到天亮，终于一切齐备，保证了白天游行的顺利进行。南洋公学学生被捕后，侯绍裘又率领同学去淞沪护军使署向护军使何丰林交涉，救出了被捕同学。

这年暑假，正当侯绍裘迫切需要精神食粮，需要新思想指引的时候，他阅读了《新青年》，“岂知一看之后，如同‘拨云见日’，顿时爱不释手”。《新青年》对侯绍裘世界观的变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三年后，他回忆说：“我现在不得不承认《新青年》一书，于我思想上、人格上的影响最大，别部书没有一部能够及它的。而且至今还信仰它，每逢没有看过它的朋友，便要介绍给他看。”

节编：《世纪风采》2019年第5期，原题：勇立潮头唱大风——革命精英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斗争纪实。

来源：江苏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