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古有“五口通江”之说,“口”即是运河的通江水道。大京口、小京口、甘露口、丹徒口和越河口,并称“五口”,构成了镇江大运河丰富的文化遗产群。其中,大京口曾为江南运河的主要入江口,内接京口闸,外接京口港,是历代漕运交通咽喉。

水闸是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防洪排涝,调整水资源的重要职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船闸并最早营造多级船闸的国家。公元423年,扬州附近运河建造的两座斗门成为京杭运河工程上最早的闸门。公元984年,北宋营造的真州闸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复式船闸,比西方建造的荷兰船闸要早约400年。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在复式船闸发明后的100年时间里,淮扬运河、江南运河上的堰埭几乎全部改成了船闸。

京口闸位于长江下游南岸、镇江城区西北的古代通江运河上。该段运河的通江口即为大京口,是大运河江南段和长江的交界口,京杭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就从这里开始。元代《至顺镇江志》载:“京口闸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口一里许,莫究其所始。唐撤闸置堰,开元中(714—741)徙漕路由此。”

京口闸又名大闸、头闸、潮闸,是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也是重要的标志性水利设施。唐开元二十二年(734),京口大闸的位置开始建埭。宋治平四年(1067),废埭建京口闸。闸有水门,能够依需启闭,方便通航,但通行时造成的实际问题无法解决。比如,当江潮与河水落差不大时,可以直接开闸过船,但受江潮与河水变化的影响,河水易从闸门流失。再比如,堰能蓄住河水,但过闸时,必须用牛绞车才能将船从堰顶翻过,费时费力,尤其在江水与河水落差较大时,每次通行都是一次毅力的挑战。

为了解决江水河水落差大、运河与长江之间的通航问题,北宋元符年间,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主持修筑了闸埭合一形式的京口澳闸系统工程,闸室南端为埭,北端为闸,以引潮蓄水和通船。京口复式船闸,自北向南一字排列,包括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及上闸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澳为水库,同时在附近设置蓄水设施积水澳和归水澳,用来调节船闸水位。京口澳闸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风等多种功能,是宋代运河水运工程的璀璨明珠,也是中国运河史上的一大杰作。

在枯水期,长江的水位远低于运河,船从长江进入京口闸后,闸门放下,旁边的水澳放水,抬高闸内水位。通过五道闸四次注水、放水,船被慢慢抬高,爬完四级“水台阶”,船就能安然进入运河了。

复式船闸使货船在河道中像上台阶一样行走,而京口闸5道船闸则是这种技术的集大成者,这种原理,至今仍在葛洲坝和长江三峡等水利设施的通航中使用。

南宋时期,京口澳闸失修待废,镇江太守史弥坚重新整修澳闸,使之焕然一新,四方公私之船入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杭州),盖甚便也”。

2011年8月—12月,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镇江中华路京口闸遗址进行考古勘探,探明了京口闸遗址大致范围及相关的文化地层、遗迹分布情况。依据考古勘探所得信息,揭示出唐代堰(闸)、北宋至明清时期京口闸东闸体及码头、石岸、碑亭、道路、河道、河岸等遗迹,并出土了一批唐代至民国时期陶瓷生活用具、祭祀供器等遗物。遗存脉络清晰,内涵丰富,保存较为完整,证实了京口闸是大运河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京口闸遗址全长54米,平面大致呈束腰喇叭口形,南北走向,北通长江,南接运河。闸口由闸身、闸墩、绞关石等几部分组成。闸身采用规整条状石块交错叠砌,闸身自下而上逐渐收缩,每层收缩2厘米。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唐代闸(堰)及北宋至明清时期的京口闸东闸体,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它们的建设都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技术。

大运河是镇江的母亲河,孕育了两岸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繁荣。京口闸见证过数不尽的繁华,却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20世纪20年代,长江积沙淤涨延伸,大京口淤塞。民国江苏省政府迁驻镇江时,大京口被填埋成为中华路,而京口闸也由此正式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