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工 地 管 理

大中型土方工程,往往动员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在组织出工、施工管理、生活供应、安全卫生等方面,都有大量复杂的工作,稍有不慎,轻则延误工期,重则造成人身伤亡,酿成灾祸。如隋炀帝开凿南北大运河,先后募集上百万人,死伤甚众。清代靳辅治理黄、淮、运时,原疏请从几省募夫13万人,朝廷怕引起骚乱而未准,后减少到4万人才准开工。

民国23年(1934年)治理废黄河、开挖中山河工程,成立导淮入海工程处,动员淮阴、高邮等12个县民力16万人(最多达24万人),分10个工段。段工务所以工程师或副工程师兼段长,并视工程繁简,设副工程师或佐(助)理工程师3~4人,工程员2~3人,监工员若干人。在淮阴、涟水、东坎三处设材料站,并组织巡回医疗队,医疗队设队长1人,医师1人,司药、助理各1人,救护车1辆,以备巡回各工段之用。为宣传导淮意义,组织宣传队,设队长1人,助理2人,放映员1人,利用广播放映设备到工地巡回宣讲。

建国后,大中型水利工程施工,各级党委、政府专门组织施工机构,选派领导干部亲自带领民工上工。在民工出发前,深入乡村宣传教育,提高民工治水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民工上工后,组织民工编队,安营置灶,划段开工,搞好工地生活供应、医疗卫生、电讯交通、文化生活等,以保障工程的如期完成。有些工程在工地上还结合进行时政宣传、文化学习和民兵训练等活动。

1949年冬,苏北导沂工程是淮阴专区接连5年遭受水灾情况下兴建的。苏北导沂整沭工程司令部、政治部和专署、县区乡政府以“扒河为自己、扒河不受淹、扒河度灾荒”的口号,层层开会进行宣传,采取自报互评,骨干带头的办法,动员民工上工。工地还举行开工典礼,苏北区党委领导亲自参加,号召民工“多挖土方、多苦工资、节约救灾”。各县、区、乡分别成立总队、大队、中队,配备行政和技术人员,以中队为收方发粮单位。在冬、春两期工程中,开展多挖土、多省粮和立功竞赛运动,提出“一天两方不落粮,一天三方可渡荒”的口号,工地制订了评选模范单位的五个条件,扒河模范的六条标准和“民工须知”等。在医疗卫生方面,贯彻“卫生预防为主,急救治疗为辅”的方针,制订了公共环境卫生、个人饮食卫生等公约,防止了疾病的产生和蔓延。中央内务部对导沂工程民工的卫生防疫工作十分重视,派出中央防疫第三大队到工地进行防疫治病工作。工程临近结束时,司令部又作出严格执行工程标准、结算粮草经费账目和从下到上进行总结的三项决定,保证工程保质保量的按时完成,并做到工完账清、钱粮到人。

1958年水利建设高潮时期,不少工地开展反浪费、反保守、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如淮沭新河二河段工地,采取插红旗、攻擂台、夺帅旗等形式,激励群众士气,工效有较大提高。由于当时受浮夸风的影响,有的地区提出放卫星、夺冠军、推百车、干十方,有的县提出“五天一大干,日干三万方(全总队),正常一天一万五千方”等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在学先进、赶先进、超先进的鼓励下,各地都对施工工具进行各种改革,提出运土车轮化、轨道化的口号。江都县在铁斗车和两轮平车的基础上试制了四轮平车,全县共做四轮平车4089辆,铺铁轨11万多米。在“大跃进”形势下,由于工程规模过大,动员民力过多,经费器材十分紧张等原因,一些工程被迫中途下马,形成半拉子工程,遗留问题较多。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9年的淮河入江水道工程,施工场面大,动员人数多。工程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工程指挥部下,按部队建制组织施工机构,县设工程团,以下设营、连、排,民工称水利战士,民工上工下工有的采取部队行军拉练形式。同时按照省革委会的指示,“自始至终抓紧革命大批判”的要求,提出“用斗批改精神指导淮河入江水道工程,把水利建设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并在学大寨的口号下,对民工劳动报酬推行评工记分制,批判定额管理为“管、卡、压”等极左口号。

1982年,京杭运河续建工程开工。省政府成立“江苏省京杭运河续建工程指挥部”负责施工。对里运河水下中埂切除,采取打坝断航,人工开挖施工。工地推行生产责任制,实行工日钱粮大包干,节约归己。具体做法是“五统、五包”,即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验收;包任务,包质量,包工期,包粮煤,包经费。断航施工,牵涉面大,经水利、交通、物资、商业、公安、粮食、卫生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保证了工程顺利进行。由于各方主动合作,使20多万民工集中在狭长工地上没有发生大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