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苏水利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传说距今4000年前,大禹治水,疏九江,决四渎,“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尚书·禹贡》)。殷、周时代实行井田制,开始出现原始的沟洫系统和阡陌道路。西周初期,泰伯在梅里(今无锡梅村)建立一个小国,称“勾吴”,曾在今无锡市东南开凿泰伯渎,用于水运和灌溉。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图强争霸,“通商宽农”,加之铁制工具的出现,加速了水利开发,筑堤防,建圩田,开运河,风行一时。史载太湖地区的吴国,“通渠三江五湖”(《史记·河渠书》),先后开凿了胥溪、胥浦、蠡渎等。固城湖滨的相国圩(今高淳县境),就是当时著名的围堤垦田工程。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开挖江南运河,“行百七十里”;时隔九年,为了北进争霸中原,又在长江北岸筑邗城,开“邗沟”,“沟通江淮”(《春秋·左传》),此为南北大运河的发端。

秦汉至南北朝,即自公元前221年到公元589年的810年间,江淮下游社会经济发展较快,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多有战乱,而南方相对安定,人口陆续南迁,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建康(今南京市),江淮下游的农副渔产、水运交通、商业都市等迅速发展,治水兴利活动随之发达起来。

秦汉时期,为巩固东南防务和疆域,加之江苏新兴的盐铁业的需要,水运工程和塘堰灌溉工程迅速发展。秦始皇(公元前246年~前210年)东巡至太湖,“凿丹徒曲阿”(晋《太康地记》),即今江南运河丹徒至丹阳段的一部分,使江南运河由京口(今镇江市)入长江。西汉文帝、景帝时(公元前179年~前141年),吴王濞凿河通运海盐,名运盐河,即通扬运河之初建。东汉元和三年(86年),在徐县北里(今泗洪县南)修复蒲阳陂,“水广二十里,径且百里”。建安元年(196年),陈登在广陵(今扬州市境)修浚陈公塘、上雷塘、下雷塘、小新塘、勾城塘,即著名的“扬州五塘”;并于建安五年筑高家堰,又名捍淮堰,防御淮水漫溢。三国时吴赤乌二年(239年)在句容城西开凿绛岩湖,即赤山湖,引水为湖,灌田“号称万顷”;并使陈勋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自小其(今句容县城东南10公里)至云阳西城(今丹徒市宝堰镇西),上下凡一十四埭,号“破冈渎”,勾通“三吴”(吴郡、吴兴郡、丹阳郡)与南京的水道,是江苏较早的渠化通航工程(唐许嵩《建康实录》)。西晋惠帝末年(306年),在丹阳城北遏马陵溪建练湖,周一百二十里,溉田数百顷。东晋永和年间(345~356年),江北运河改由仪征入长江,“上承欧阳埭,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广陵城”,运河上逐渐出现调节水位的制水工程。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徐州刺史薛虎子曾称:“徐州良田四十万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在此期间,太湖局部地区的塘浦圩田也渐具雏形。

隋、唐至北宋,即自6世纪末到1126年的500多年间,江淮下游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商品流通及漕运增加,刺激了水运交通的发展,围地垦殖也迅猛扩大,古代水利进入兴盛时期,灌溉、排水、挡潮、航运以及水工技术和水利管理都有了长足进步。

围地垦殖带动了灌排工程的发展。隋大业年间(605~617年),拓浚丹金溧漕河。唐代整修的勾城塘、白水塘、元和塘、盐铁塘等,都是较大的水利工程。北宋景二年(1035年),范仲淹任苏州知府,督浚白茆、福山、浒浦、茜泾、七丫等塘浦,并置福山闸。这一时期,太湖低洼地区的塘浦圩田基本形成。在吴淞江南北(主要是北部)已建成“五里七里为一纵浦,七里十里为一横塘”的有规格的塘浦圩田,“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旱则灌之,水则泄焉”。到吴越时,太湖地区已是“低田常无水患,高田常无旱灾”,“数百里之内,常获丰熟”。

随着海岸线东移,沿海地区相继开发,逐步修建了挡潮御卤的海防工程。早在秦汉时,海州即兴建龙沮堰和韩信堰。隋开皇年间(581~600年),东海县又筑西捍海堰、永安堤、捍海坝、万金坝等,抗御海潮。唐开元元年(713年),在秦汉时期初筑江南海塘的基础上,重筑捍海堤塘124里,完成了长300里的江南海塘。大历年间(766~779年),“于楚州置常丰堰以御海潮”,北宋天圣二年至六年(1024~1028年),范仲淹重筑常丰堰,“东距大海,北接盐城,通袤一百四十三里”,人称“范公堤”。后经数次续建,延至吕四。

隋代为了加强对南方的控制,贯通漕运航道,炀帝于大业元年(605年)征调110万人开挖通济渠。同时,“又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今扬州南)入江,渠广四十步”。大业6年,又发民“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资治通鉴·隋纪》)。先后经过6年时间,在前代工程的基础上,形成了全长5000余里,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的南北大运河。元代建都北京后,于元世祖至元年间(1283~1294年)采取“弃弓取弦”的办法,将大运河改由杭州经江苏、山东、河北、天津至北京,长3500余里。

唐及北宋时期,对南方经济的依赖日益加深,漕运日重。史载每年由运河运往北方的漕粮,唐时达200~400万石,宋时达600~800万石(每石约150斤),“军国大计,仰于江淮”。为了保障漕运畅通,历朝开始不断整治航道,并兴建各种制水通航设施。唐永泰年间(765~766年),利用练湖向运河补水,“自是河漕不涸”。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鉴于大运河绕仪征,多风涛,乃于扬子镇以南开伊娄河,仍由瓜洲入江,并设斗门两座调节水位,“随次开闭”,运河上开始出现简易船闸。元和八年(813年),又开古孟渎,“引江水南注通漕”。宋雍熙元年至天圣四年(984~1026年),真州(今仪征)、北神堰(今淮安)均建有复闸;邵伯建有三门二室的二级简易船闸;江南运河的吕城、京口、奔牛闸旁均建有水澳,供闸室充泄贮水,称为“澳闸”,并在运河下面设置地下涵洞,导水穿运入江,水工技术有了较大进步。

从唐代起,水利法制和水利管理养护也渐趋成规。唐代颁布了《水部式》,这是已发现的最早的一部水利法典,它对河渠、灌溉、舟楫、桥梁、水运及工程维护、丁夫差遣、物料征集等均作了规定。吴越钱氏(907~978年)立国,着力改进水政,在太湖地区设置都水营田使,统一经营治水治田 ,修管结合,并设撩浅军,专事清淤撩草,浚河管闸,立法甚严,是一支近万人的常年专业队伍。宋代开国之初,养护撩浅制度废弃,水利一度失修,造成塘浦残缺,工程损坏,遂于天圣二年(1024年)颁布了《疏决利害八事》,对排水工程的使用管理作了专门规定。熙宁二年(1069年),颁行《农田利害条约》(习称农田水利法),设三司条例司和各路农田水利官,奖励治水,并以钱谷借贷支持民办水利,逐步扭转了工程衰败的局面,民办、县办、州办水利均有较大发展。

南宋、元、明至清代后期,江淮下游水系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一是黄河夺淮长达661年,淮河入海尾闾被夺,水系被打乱,河床淤淀,洪涝灾害剧增;二是长江三角洲东延,太湖地区排水出路改变,加之宋室南渡以后,豪门毁林垦田失禁,导致河港淤淀,排水不畅,洪涝加剧。从此,江淮下游治水重点转入治理洪涝灾害。

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止金兵南进,决黄河南流,夺泗入淮,以水代兵。绍熙五年(1194年),黄河大决于阳武(今河南省原阳县境),主流循道南下,由封丘至徐州入泗水,自淮阴以下全面侵占淮河入海故道。从此,黄河夺淮,淮水受阻。当年即大筑里运河扬、楚之间的堤堰、石、斗门,名“绍熙堰”,是里运河邵伯以北有堤之始。此后,黄河迁徙无定,决溢频繁。淮水潴积形成洪泽湖、高宝湖,沂泗潴积形成骆马湖、南四湖以及沂沭河下游两岸的洼地湖泊。明弘治七年(1494年)堵塞了黄泛北流决口。次年于黄河北岸修建西起胙城(今河南省延津县境),东抵徐州,长360里的太行堤,逼使黄河全流入淮,逐渐形成现今废黄河一线。随着黄河河床淤高,淮河壅阻,黄淮交袭泛滥,造成田舍毁灭,“百里无烟”。

明万历六年(1578年),潘季驯总理河道事务,提出“蓄清刷黄”、“束水攻沙”的治理方略,大筑高家堰,蓄高淮水以敌黄水,以期“全淮毕趋清口,会大河入海”;并从万历八年起,不惜“日耗斗金”,用巨资在洪泽湖大堤迎水面加筑石工墙,抵御风浪。但终因淮不敌黄,黄水倒灌清口,淮水西淹泗州,东决高堰。万历二十三年,杨一魁继任总理河道,改用“分黄导淮”的方略,从桃园开挖300里黄坝新河,分黄入海;在高家堰上建减水坝,分淮水经里下河地区入海;又开高邮茆塘港、邵伯金家湾,导淮入江。清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高堰决口32处,运堤决口30余处,“高、宝、兴、盐为巨浸”。康熙十九年,黄淮并袭,洪泽湖暴涨,沿淮商旅繁盛的泗州城终于没入洪泽湖。此后,靳辅治河11年,主要是堵决浚河,兴修两岸千里长堤,并在黄河南堤、洪泽湖大堤、运河东堤多处建造分洪、减水的归海闸坝。雍正、乾隆年间(1723~1795年)又逐渐将运河堤上的归海坝下移至高邮以南,并先后扩大凤凰河、壁虎河等归江河道,增加入江泄量。咸丰元年(1851年),洪泽湖水位猛涨,洪水冲开洪泽湖大堤的礼河坝(今三河口),由三河下泄经高宝湖南下入江,从此淮水以入江为主。直至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河南省兰阳铜瓦厢(今兰考县境)决口北徙,黄淮分离,结束了黄河夺淮长达661年的灾难历史,在苏北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水患局面。

太湖下游古有“三江”排水,至公元8世纪前后,东江、娄江相继湮灭,仅靠淤垫的吴淞江为排水主干,东南、东北各有36条港浦相辅排水。从8~12世纪,海岸线向东延伸20多公里,吴淞江尾闾延长,流缓易淤;加之上游围垦失禁,各排水河道均严重淤塞,东南诸浦也因防御卤潮而捺断。北宋时,对吴淞江进行过两次裁弯工程,未见大效。从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到淳熙元年(1012~1174年),对东北诸浦先后进行了15次疏浚,但旋浚旋淤,难以奏效。明永乐元年(1403年),夏原吉开始实施“掣淞入浏”、“浚范家浜引浦入海”的方略,先后浚治夏驾浦、顾浦等,导吴淞江水经刘家港出海,浏河一度成为太湖泄洪的一条干道。并在吴淞江下游开范家浜接黄浦江,导淀泖涝水入海,不到半个世纪,浏河又淤塞,而黄浦江自然冲刷成深阔大港,形成“以浦代淞”的排水格局。

在江淮下游进行流域治理的同时,逐步进行了区域治理,太湖河网也渐趋完善。明清期间对南北大运河淮北段进行了改道工程,先后开挖了南阳新河、泇河、中运河,使运河与黄河分离。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疏浚胥溪河,以通漕运。又于二十六年开凿天生桥河,沟通石臼湖地区至京都南京的内河航道。从南宋到清代,苏北海岸线向东延伸60多公里,历代多次增建海堤,并在长江两岸修筑江堤,在江南沿海加筑海塘,至清末,沿江沿海的早期堤防初步联线。

晚清、民国期间,内腐外患,经济日下。连年水旱灾荒促使各方有识之士奋起疾呼,但水利建设断断续续,无大作为。这个时期不同于古代水利的主要特点是,沿江沿海逐步引进西方近代水利技术,开始进行了一些规划设计、水文观测、地形测量等工作,修建了一些中小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水工建筑,并开始使用机电动力进行农田排灌。

清咸丰五年黄河北徙以后,各方志士对治淮极为关切,“复淮故道”、“导淮入江”等各种议论迭起。同治六年(1867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初设导淮局。民国2年(1913年),北洋政府续设导淮局,委任张謇为督办,发表了《导淮计划宣言书》及《治淮规划概要》,主张淮河洪水“三分入江,七分入海”。民国8年,又提出《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改为“三分入海,七分入江”。张謇为导淮奔走20多年,终因社会和历史原因,计划难以实现。民国18年,国民政府成立导淮委员会,于民国20年提出《导淮工程计划》,主张淮河洪水以入江为主,泄量为6000~9000立方米每秒。当年大水以后,又增补《淮河入海水道工程计划》。民国22~25年先后疏浚了张福河、六塘河、废黄河,并在废黄河下游入海一段改道开了“中山河”,建了杨庄活动坝,并在运河上修建了邵伯、淮阴、刘老涧船闸;沿海废灶兴垦,兴建了一些挡潮排涝闸;在太湖地区疏浚了白茆塘并建闸。民国24年8月,在洪泽湖三河口开始兴建三河活动坝,后因抗日战争爆发,于民国26年停工。这些单项工程,使局部地区的排水、航运困难有所缓解。

由于引进近代技术和设备,提水工具和测验手段也开始改进。清光绪三十二年至三十四年(1906~1908年),武进、无锡等县先后开始使用戽水机,或用煤油引擎拖带龙骨水车。民国7年夏,常熟县农民集资从上海仁昌洋行买来一台小型抽水机,在大河乡平家村双墩坝试车灌水,热闹如庙会。民国13年,在武进县开始建起小型电力灌溉站。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缓慢发展,到1949年,全省有机电灌排设备3225台,6.2万马力(4.56万千瓦),排灌面积227万亩。这些设备,85%集中在太湖地区,除庞山湖、练湖农场灌排站和零星小型电力灌排站以外,大多是戽水机商所私有的流动船机,而全省绝大部分地区还是靠风车、牛车、人力车进行农田灌溉。与此同时,自记水位计、测量仪器、挖泥机船等也开始在个别地方应用。民国4年,张謇在南京创设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着手培养水利技术人才。

晚清、民国时期水利滞修,又遇气候异常,导致灾害连年。民国20年,江淮沂沭泗洪水并发,运河堤溃决,从淮阴到扬州,纵横三四百里,一片汪洋。民国18年和民国23年大旱,洪泽湖、高邮湖、洮滆湖干涸见底(《民国江苏水利月刊》)。民国27年6月,国民政府为阻止侵华日军西进,炸开河南省中牟县花园口黄河南堤,纵黄水遍地漫流入淮,再次造成黄河夺淮达9年之久。民国28年8月,风暴潮突袭沿海大喇叭口、双洋一带(今射阳县境),海潮内浸,卷走13000多人。到新中国建国前夕,沂沭泗流域已连续5年大水,遍地灾荒,民不聊生。



  注:①黄河夺淮的开始时间,黄河水利委员会定为南宋建炎二年,治淮委员会定为南宋绍熙五年。江苏属淮河下游,因此,按治淮委员会确定的黄河夺淮时期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