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吴越文化的双峰并峙到统一的江南文化区的形成，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个历史的、渐进的过程，其中还受到大运河文化和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推动。从历史变迁和文化演进的角度，展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恢宏历程，厘清蕴含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该区域一体化的研究、规划、建设和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区划文化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一项国家战略。这个一体化，既是一个历时性的进程，也是一个共时性的展开，更在当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纵深推进；既包括区划管理的因素，也包括经济地理的因素，当然也包括文化等因素。在整体、多元的维度中，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吴文化、越文化、江南文化、大运河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徽州文化、海派文化等特色文化在其中发挥了怎样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从王国到郡县：吴越文化双峰并峙

长江三角洲是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太湖平原（含江苏省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浙江省杭州、嘉兴、湖州，上海市）地处长江以南，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里下河平原和江海平原（含江苏省扬州、泰州、南通、盐城）地处长江以北，是长江三角洲的重要组成部分；宁绍平原及其南沿海岸线（含浙江省宁波、绍兴、金华、舟山、台州、温州）、皖苏沿江平原（含江苏省南京，安徽省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是长江三角洲的外延地区。长江三角洲区域与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基本重合，虽然长江三角洲区域以长江为主要地理标识，江南地区以太湖为主要地理标识，但这两个区域的核心都是太湖平原。

史前的长江三角洲，存在着丰富多彩的文化。三山遗址位于太湖中的三山岛，是一个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表明1万年前就有古人类在太湖一带生活。河姆渡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氏族村落遗址，因首次发现于宁波河姆渡镇而得名，年代为7000年前至5300年前，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及舟山岛。稍后出现的马家浜文化，因嘉兴马家浜遗址而得名，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达钱塘江北岸，西北到常州市一带，年代约始于7000年前，到6000年前左右发展为崧泽文化。崧泽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以首次在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发现而命名。良渚文化上承马家浜文化，年代为5300年前至4300年前，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群。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杭州余杭区瓶窑镇内，总占地面积3平方千米，始建于5300年前。从年代上来讲，马桥文化紧接良渚文化，因这类遗存最早发现于上海马桥遗址中层而得名，年代大致与中原的夏和商相当。马桥文化来源于浙江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继承了少量良渚文化因素，同时还包含了山东地区的岳石文化、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因素。草鞋山遗址位于苏州吴中区，因中心有“草鞋山”土墩而得名，堆积厚、内涵多，从马家浜文化到春秋吴越文化，整个序列几乎跨越太湖地区乃至长江下游一带新石器时代到先秦历史的全部编年。总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史前文化源远流长、自成系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夏、商、周三代，长江三角洲进入了相关历史文献。《尚书·禹贡》记载，禹分九州，其中扬州的地理范围相当于长江三角洲：“淮海惟扬州。……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周礼·夏官·职方氏》也有相近记载：“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薮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锡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鸟、兽，其谷宜稻。”这两部书中的“震泽”“具区”，就是如今的太湖。根据《史记》记载，“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会稽即今绍兴。商代末年，“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勾吴”，位置在今无锡梅村。长江以北地区属淮夷，周成王时，“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

春秋时期，地处长江三角洲中部的吴国率先崛起，向北占领江淮地区，向南在苏州“造筑大城”并迁都至此，此后进一步“南伐越，……破槜李”。槜李位于松江与钱塘江之间，为吴越两国分界处，也是两国争霸的最前线。越王勾践经过卧薪尝胆，灭吴后一统长江三角洲地区，从行政区划方面开启了一体化发展。战国时期，“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长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区属于楚国，余者为东越。

秦代“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长江三角洲分属东海郡（长江以北，郡治郯县，今山东省临沂郯城）、会稽郡（长江以南，郡治吴县，今苏州）。西汉初实行郡国并行制，吴王刘濞“王三郡五十三城”，主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汉武帝建立刺史监察制度，在全国设立监察区，并借用儒家经典内的古代州名。东汉末，逐渐形成州、郡、县三级地方政治制度。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成帝时设103个郡、国，除京畿地区7郡以外，分属13个刺史部。其中，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徐州刺史部的临淮郡（郡治徐县，今江苏省宿迁泗洪）、广陵国（国都广陵，今扬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郡治阴陵，今滁州定远）、丹阳郡（郡治宛陵，今宣城）、会稽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东汉中期，分会稽郡钱塘江以北地区设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今绍兴）。秦汉时期，吴越地区失去独立发展的主权，崇尚自然诗性的吴越文化受到了已经上升为意识形态的中原文化的压制，因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异端”色彩。

二、从江东到江南：统一的江南文化区的形成

三国时，孙策平定“江东六郡”。所谓“江东”，是一个地理概念，指的是长江自九江流往南京一段以东地区。江东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策·楚策》：“且王尝用滑于越而纳句章，昧之难，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君用事久，多失礼于王兄弟，兄弟诚立，祸且及身，奈何以保相印、江东之封乎？”这两处江东，指的都是春秋战国时长江以南吴国之地。秦末项羽“避仇于吴中”，斩会稽郡太守，从苏州起兵，留下了“江东子弟”“江东父老”等典故，说明汉代以来用江东指代春秋战国时长江以南吴国之地已属经常。东晋南北朝时中央政府定都江东之地，又常称江东为“江左”。江东或江左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基本重合，主体都是长江以南吴越故地。

东吴时长江三角洲地区隶属扬州，分属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今绍兴，后分出临海郡、建安郡、东阳郡）、丹阳郡（郡治宛陵县，今宣城）等地。西晋时，长江三角洲以长江为界，江北属徐州（州治彭城，今江苏省徐州）的广陵郡（郡治广陵县，今扬州）、临淮郡（郡治盱眙县，今淮安盱眙），江南属扬州（州治建邺县，今南京）的丹阳郡（郡治建邺县，今南京）、宣城郡（郡治宛陵县，今宣城）、淮南郡（郡治寿春县，今六安寿县）、庐江郡（郡治舒县，今六安舒城）、毗陵郡（郡治丹徒县，今镇江）、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吴兴郡（郡治乌程县，今湖州）、会稽郡（郡治山阴县，今绍兴）、东阳郡（郡治长山县，今金华）、义兴郡（郡治阳羡县，今无锡宜兴）、新安郡（郡治始安县，今杭州淳安）、临海郡（郡治章安县，今台州）。

东晋实行双州郡制度，即实州郡和侨州郡，首都建康（今南京）附近侨州郡最为集中。南朝将东晋的侨州郡实施土断，使其州郡领有实地。但随着每次北人南迁﹐又形成新的侨州郡，过一段时期又分割原州﹑郡土地以为领土，于是州郡越来越多﹐而且还出现两郡同治一县和两州同治一郡的双头州郡。据《通典·州郡典》记载，东晋时南方有10多个州，刘宋、南齐时增至20多个州，到南梁后期增至107州。据《南齐书·州郡志》记载，南朝后期郡达380多个。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扬州（州治建业，今南京）、徐州（州治彭城，今徐州）、南徐州（州治京口，今镇江）、南兖州（州治广陵，今扬州）。刘宋时，分扬州之会稽、东阳、新安、永嘉、临海五郡为东扬州（州治山阴县，即今绍兴），东扬州后还改称扬州、吴州。

江南是一个地理概念，泛指江之南，常指长江以南地区。《左传·昭公三年》有“王以田江南之梦”的记载，此处的“江”即长江，“梦”即云梦泽，所谓“江南”指的是长江中游以南地区。秦汉时期，江南包含长江下游以南地区，甚至开始指向吴越故地。李斯《谏逐客书》云，“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金锡历来被视为吴越地区的土贡。《史记·始皇本纪》记载，“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荆”指楚国，“江南地”也包含故吴之地。《吴越春秋》记载，“周元王使人赐勾践，已受命号去，还江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之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之上，诸侯毕贺，号称霸王”，此处的“江南”，就是传统的吴越之地。《后汉书·循吏列传·任延传》记载，东汉初年，“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此处的“会稽”也是传统的吴越之地。《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愿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此“江南”即指东吴。《宋书·孔季恭传赞》称道“江南之为国盛矣”，“江南”已指“自晋氏迁流”后的东晋、刘宋。

同指吴越故地，相比较而言，汉代以来常用“江东”或“江左”来称呼，而不是“江南”。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更多意义上是文化的，而不是地理的。由于社会长期稳定，人口大量聚集，经济持续发展，再加上六朝建都于此，江南地区成了人文的渊薮。时人对人文江南有着生动的写照：“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汉乐府《江南》）“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谢朓《入朝曲》）“江南地方数千里，士子风流，皆出其中。”（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二）“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此时的江南，不仅地域上与长江三角洲基本重合，而且文化上形成了一个统一区域——江南文化区。“江南本身是南朝文化的产物，它直接开放出中国文化‘草长莺飞’的审美春天。在它的精神结构中充溢的是一种不同于北方政治伦理精神的诗性审美气质。也可以说，尽管和北方与中原一样共同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的混乱与蹂躏，但由于它自身天然独特的物质基础与精神条件，因而才从自身创造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前者的审美精神觉醒。它不仅奠定了南朝文化的精神根基，同时也奠定了整个江南文化的审美基调。”

隋文帝废除郡置，改为州县二级制（苏州、杭州等城市由此得名），并将繁华的“六朝古都”南京毁为废墟。隋炀帝效法秦皇汉武，又将州改为郡，并恢复监察区设置，长江三角洲地区隶属扬州，分属江都郡（郡治江都县，今扬州）、丹阳郡（郡治江宁县，今南京）、毗陵郡（郡治晋陵县，今常州）、吴郡（郡治吴县，今苏州）、余杭郡（郡治钱塘县，今杭州）、遂安郡（郡治雉山县，今杭州淳安）、会稽郡（郡治会稽县，今绍兴）、东阳郡（郡治金华县，今金华）、庐江郡（郡治合肥县，今合肥）、同安郡（郡治怀宁县，今安庆怀宁）、历阳郡（郡治历阳县，今马鞍山和县）、钟离郡（郡治凤阳县，今马鞍山凤阳）、宣城郡（郡治宣城县，今宣城）等地。

明确的“江南”概念是从唐代“江南道”开始的。唐初将郡又改称州，实行州县制。唐太宗按照山川形势、交通条件，将全国分为十个“道”，按需要设监察性的官吏。长江三角洲地区以长江为界，江北属于淮南道（道治扬州），江南属于江南道（道治越州，今绍兴）。唐玄宗将江南道分为江南东道（道治苏州）、江南西道（道治洪州，今江西省南昌）、黔中道（道治黔州，今重庆市），其中江南东道就是吴越故地。安史之乱后，江南东道又析为浙江西道、浙江东道（时有分合，合则称两浙）节度使和福建观察使，其中，浙江西道（道治润州，今镇江）管辖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今杭州建德）等地；浙江东道（道治越州），管辖越州、明州（今宁波）、婺州（今金华）、台州、温州等地。除了浙江西道、浙江东道管辖有关州外，长江三角洲地区还有隶属江南西道的宣州（今宣城）和隶属于淮南道的滁州、和州（今马鞍山和县）、濠州（今滁州凤阳）、庐州（今合肥）等地。“‘江南’概念清晰明确的内涵开始形成，广义或狭义的江南概念就是在江南东西道范围的基础上形成的。”此后，“江东”“江左”等地名逐渐不再为人所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江南”。

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盛唐时期江南地区（“吴越”）终于获得了与中原地区（“京洛”）“同台登场”的机会：“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京洛。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物，谁论世上名。”（孟浩然《自洛之越》）唐宋时期，人文江南逐渐成为士人心目中的一片乐土：“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张籍《相和歌辞·江南曲》）“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忆江南三首》）“人谓尔从江南来，我谓尔从天上来。”（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萧萧。”（皇甫松《梦江南》）“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韦庄《菩萨蛮》）“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泊船瓜洲》）“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王观《卜算子·送鲍浩然之浙东》）“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范成大《吴郡志》）自南京、扬州之后，苏州和杭州也发展成为人文江南的代名词。隋炀帝三下江南，清康熙和乾隆分别六下江南，江南文化的魅力可见一斑。

三、从西东到南北：大运河文化的脐带效应

江南地区形成统一的行政区和文化区，还依赖于大运河的互联互通；更进一步说，江南地区的得名不仅源于江南道的设置，更直接受“江南河”即江南运河的影响。大运河如同脐带，连接起长江三角洲地区纵横交错的如同毛细血管一样的河网，从而使江南地区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长江三角洲以平原为主，海平面很低造成水域面积很大。纵横交错的河网、湖荡，与平原上散布的大小孤丘相组合，将该地区分割成无数个大小不一的地理单元格。这些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不仅限制了本聚落的发展，还阻碍了聚落之间的交流，因而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方式来打破这种“自然的障碍”，去获得更大的发展。考古发现，良渚古城遗址已有11条坝体共同构成的水利系统，兼具防洪、航运、灌溉等综合功能，是世界上最早、规模最大的水利系统。

大禹治水时，“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太伯奔吴后，凿伯渎以灌溉、排洪。据《越绝书》记载，吴国开“吴古故水道”连接苏州和扬州，从而沟通了太湖和长江流域，还开“百尺渎”连通钱塘江“以达粮”，这是江南运河的前身，此外还开胥溪连接太湖和长江、巢湖、淮河，以连接中原地区；越国疏浚“山阴故水道”，横穿山会平原连接东、西小江，这是浙东运河的前身。《左传·哀公九年》记载“吴城邗沟通江淮”，这是里运河的前身；其后，“吴王复伐齐，阙为阑沟于商、鲁之间”，进一步连接济水直达中原地区。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视东南，“凿丹徒曲阿”，开辟了从镇江至丹阳的运河，“入通吴、会”即苏州和绍兴（《南齐书·州郡志》）。西汉时，吴王刘濞开凿“茱萸沟”，连接扬州与泰州，方便海盐运输（《太平寰宇记》）。东汉马臻兴建鉴湖，连接起钱塘江与东海，西晋贺循在此基础上开挖西兴运河，“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宋书·孔季恭传赞》）。据《建康实录》记载，孙权“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同吴、会船舰，号破冈渎”。后来梁武帝开凿“上容渎”，“在句容县东南五里，顶上分流，一源东南三十里十六埭，入延陵界；一源西南流二十五里五埭，注句容界。上容渎西流入江宁秦淮。后至陈高祖即位，又堙上容而更修破冈”，从句容到南京先后两次连接秦淮河，沟通起长江和太湖、钱塘江。

隋炀帝一方面“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一方面“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形成了一条以洛阳为中心，北通涿郡、西连长安、南至余杭的全国性水运大动脉。其中，里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自北向南，相互连接，贯通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使区域内各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促进了整个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皮日休《汴河怀古二首》）。到了中唐，江南不仅从传统意义上长江以南地区的统称演化为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专称，还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分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江南文化区。

到了北宋，长江三角洲地区已成为全国的粮仓，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誉。五代十国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杨吴（后为南唐）和吴越国，其中杨吴定都广陵（今扬州），南唐定都江宁（今南京），管辖苏州（不含）以北地区；吴越国定都杭州，管辖苏州（含）以南地区。南唐和吴越国在动乱时期社会相对安定，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明显南移。北宋定都东京（今河南省开封），东京位于大运河和黄河的十字交汇处；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临安位于大运河和钱塘江的十字交汇处，都是大运河沿岸的重要城市，这标志着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经从传统的长安、洛阳向东南地区转移。

宋代继续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同时改“道”为“路”，作为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州（府、军、监）的一级监察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淮南路、江南路、两浙路，后江南路分为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路分为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分为两浙东路、两浙西路；具体包括淮南东路（治所扬州）的扬州、泰州、真州（今扬州仪征）、通州（今南通）、滁州等地，淮南西路（治所寿春，今淮南寿县）的庐州（今合肥）、和州（今马鞍山和县）、濠州（今滁州凤阳）、舒州（今六安潜山）等地，江南东路（治所江宁，今南京）的宣州（今宣城）、太平州（今马鞍山当涂）、池州等地，两浙西路（治所临安，今杭州）的平江（今苏州）、常州、镇江、嘉兴、安吉（今湖州）、建德（今杭州建德）等地，两浙东路（治所绍兴）的绍兴、婺州（今金华）、庆元（今宁波）、瑞安（今温州）、台州等地。

元代实行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将全国分为中书省直辖区、宣政院辖地以及10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省下有路、州（府）、县，路归省管；府和州有的归路管，有的归省管，还有的州归府管；县有的归路管，有的归府管，有的归州管。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属河南江北行省（治所汴梁，今开封）和江浙行省（治所杭州），具体包括河南江北行省的扬州路、庐州路（今合肥）、安庆路等地，江浙行省的镇江路、集庆路（今南京）、常州路、平江路（今苏州）、嘉兴路、湖州路、杭州路、建德路（今杭州建德）、绍兴路、庆元路（今宁波）、婺州路（今金华）、台州路、温州路、太平路（今马鞍山当涂）、宁国路（今宣城）、池州路和直隶的松江府（今上海市）、江阴州（今无锡江阴）等地。

由于我国地势西高东低，大江大河往往向东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大运河自北向南连接起淮河、长江、松江、钱塘江流域以及洪泽湖、太湖水系，还有黄海、东海，最终形成一张无比巨大的水道大网，大量的人流、物流通过水道汇聚江南，并辐射全国。“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是自西向东的汇聚；“汴水扬波澜，万里江南通”（岑参《送张秘书充、刘相公通、汴河判官便赴江外觐省》），是自北向南的汇聚；“扬州常节制淮南十一郡之地，自淮南之西，大江之东，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之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其下。舟车南北，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之七”（沈括《平山堂记》），是我国西、东、南部汇聚扬州后的向北运输。沿着大运河，自北向南分布着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湖州、杭州、绍兴、宁波等城市，在其外延的还有南京（通过长江和运河支脉与大运河相连）、上海（通过长江、松江与大运河相连）等城市；在大运河和淮河、长江、松江、钱塘江、东海的相交之处，往往形成更加繁华的城市。元代，意大利旅行家兼商人马可·波罗在游历大运河时写道：“这条交通线，是由许多河流、湖泊以及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组成的。这条运河，是根据大汗的旨意挖掘的，其目的在于使船只能够从一条大河转入另一条大河，以便从蛮子省直达汗八里，不必取道海上。这样宏伟的工程是十分值得赞美的。然而，值得赞美的不完全在于这条运河把南北国土贯通起来，或者它的长度那么惊人，而在于它为沿岸许多城市的人民造福无穷。沿着运河两岸，也同样筑有坚固、宽阔的河堤，使陆上交通变得十分方便。”

四、从南京到上海：海上丝绸之路的盛世重光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面朝大海，背靠由大运河、淮河、长江、松江和太湖、钱塘江等巨大水系连接起来的腹地，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人口汇聚，城市繁荣，社会安定，因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廊道。

据《艺文类聚》记载，西周成王时“于越献舟”，献舟的路线，已经是取道东海，渡黄海，泛渤海，入黄河，进渭水。春秋末期，吴越与同样擅长航海的齐国之间已经有了相对固定的航线：“徐承帅舟师将自海入齐，齐人败之，吴师乃还”（《左传·哀公九年》）；范蠡辅佐越王灭吴后，“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勠力，父子治产”；“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徙都琅琊，起观台，周七里，已望东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琅琊地处胶州半岛，与齐相接，是越国的域外飞地，以“戈船”相通。秦始皇“出游”东南，“还过吴，从江渡海。并海上，北至琅琊”，从吴地到琅琊，走的也是这条海路。由于越闽长期占据东南沿海，再加上线路比较绕远，汉代海上丝绸之路走的是更为直接、以徐闻和合浦等为起点的南海航线。

魏晋南北朝时期，六朝古都南京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和抵达港，法显从长安出发，经陆上丝绸之路到达南亚诸国，又从海上丝绸之路回到南京。唐代，由于“安史之乱”及经济重心逐步南移等原因，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取代陆上丝绸之路，成为中外贸易交流的主通道，其中扬州更是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港口城市，日本的“遣唐使”等由此经大运河北上，鉴真由此六次东渡终于抵达日本。宋室南迁后，明州（今宁波）位于浙东运河的出海口，是通往日本和高丽的朝廷特定港口，因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东海航线的中心。元代开辟了从平江（今苏州）刘家港到海津镇（今天津）之间的海道漕运。明代郑和七下西洋，率领船队从南京出发，也是在苏州的刘家港集结，远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访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刺、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地，已知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不仅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船只和海员最多、时间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纪末欧洲地理大发现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在世界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光辉篇章。

明代沿袭元朝的行省制，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承宣布政使司下设府和直隶州，府以下有县和属州，各直隶州以下有县，形成了一个省府州县四级制与省州县三级制并存的格局。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以应天府和老家凤阳府为核心，打造了一个直接向中书省负责的政区（中书省废置后改为直属六部）——京师，俗称“直隶”，下辖应天府、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市）、常州府、镇江府、庐州府（今合肥）、安庆府、徽州府（今安徽省黄山）、宁国府（今宣城）、凤阳府、太平府（今马鞍山当涂）、池州府和徐州、滁州、和州、广德州，后又将湖州、嘉兴两府还属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朱棣迁都燕京后，改京师为南京，直隶变成了“南直隶”，是今江苏省、安徽省、上海市的前身。浙江承宣布政使司下辖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绍兴府、宁波府、台州府、温州府、金华府、衢州府、严州府（今杭州西南部）、处州府（今丽水），是今浙江省的前身，此后浙江行政区划基本不变。长江三角洲分属南直隶和浙江承宣布政使司，是郑和下西洋的大本营。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一方面促进了经贸发展和民生富庶，另一方面也给国家统治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比如国家安全、海盗、商品经济冲击小农经济等问题，为此，开海、贸易，抑或禁海、安全，逐渐成为一个大问题。宋太宗最早“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元代出现过四次海禁，明代为抵御倭寇海禁政策愈加严格。宋、元、明代实施的海禁，不是禁止海外贸易，而是禁止民间海外贸易、维持官方海外贸易，且为阶段性的，时禁时开；清代海禁越来越紧，最后只留下广州海关允许西方人贸易，闭关锁国影响最大，故此“海禁”一词多指清代海禁。

清代改明代的承宣布政使司为行省，省下设道、府（州）、县。先是以南直隶原辖区域改设江南省，后分江南省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其中，江苏省辖江宁府（今南京）、淮安府、扬州府、徐州府、苏州府、松江府（今上海市）、常州府、镇江府和通州、海州、太仓州，两江总督署驻江宁，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安徽省辖庐州府（今合肥）、安庆府、徽州府（今黄山）、宁国府（今宣城）、凤阳府、池州府、太平府（今马鞍山当涂）、颍州府（今阜阳）和广德州、滁州、和州、泗州、六安州，安徽巡抚衙门驻安庆。江苏、安徽实质上实现分省，但在官方文书上，江南省才是正式的政区名。此后安徽省的行政区划基本不变。此时长江三角洲分属江苏省、浙江省和安徽省，受海禁政策影响很大，海上贸易传统中断。

1840年，英国舰队从海上入侵，并进入长江，封锁大运河，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南京条约》。由于长时间的闭关锁国，加之西方列强的海上入侵，我国充满奇情壮彩的海洋文化，被恐惧性地遮蔽掉了，不仅逐渐丧失了海洋冒险精神，还一度十分恐惧海洋。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析置江苏省江宁县设立南京特别市，析置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设立上海特别市，直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称院辖市，镇江从而成为江苏省省会。上海由于拥有通江达海之利以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支撑、海上丝绸之路传统的延续，迅速发展成为连接中外的重要枢纽、一个国际性大都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京成为江苏省省会，江苏省所属的位于上海地区的郊县相继划入上海市，使上海市的面积扩大10倍以上。改革开放后，长江三角洲各地利用自身优势竞相发展，探索出“小岗村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浦东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改革开放新路，引领全国的发展。与此同时，国家非常重视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并注重发挥上海市的领头作用。

明清时期的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应天府（江宁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和太仓州等“八府一州”，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地带，也被视为狭义上的江南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一体化发展也是以此为核心地带，并逐渐向外围扩展。1982年12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并规定上海市作为整个经济区的中心。这是国家在战略层面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第一次尝试。该经济区包括上海市和江苏省的常州、无锡、苏州、南通，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共10个城市，总计区域面积7.4万平方公里。其中位于传统意义上核心地带的南京、镇江不在其列，拓展进来的是宁波、绍兴和南通。

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下发，把“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决策。2010年5月，国务院批准实施《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规划范围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区域面积21.07万平方公里。与上海（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相比，区域总面积扩大3倍，核心区在原有10个城市的基础上，增加了6个城市，即江苏省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舟山、台州。

201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相比，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一体化范围进一步扩大，一是新增了安徽省，二是明确以上海市为核心，三是新增了10个城市，即江苏省的盐城、浙江省的金华和安徽省的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2018年11月，习近平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规划范围扩展到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面积达35.8万平方公里；将《长江三

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中的“核心区”改为“中心区”，并增加1个城市即浙江省温州，面积达22.5万平方公里；将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提升到包括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在内的区域全方位一体化，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更加突显对外开放度，强调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提升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2020年8月，习近平在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指出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放在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全局中进行统筹谋划，扣紧了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随着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丝绸之路已经发展成为“重建文化认同，连接古今中外”的新文化符号。“一带一路”尤其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提出，让我国重新认识海上丝绸之路，重新发现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代表的充满奇情壮彩的海洋文化，从而进一步探索海洋，并进而创造21世纪新的海洋文化。长江三角洲作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上海市作为沿海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T型结构汇聚点和长江三角洲洲头，集“黄金海岸”与“黄金水道”优势于一身，应该乘势而上，大有作为。

五、从“文化龛”到“区域特色文化品牌”：一体化发展的精神血脉

我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众多地域文化融合而成的。地域文化作为我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有着自己的土壤，也有着特有的生长模式，在不间断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区域特色文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这是国家在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区域特色文化建设要求。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扎根长江三角洲地区，对内是促进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文化之脉，对外有着极其显著的文化品牌效应。

史初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在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格内。一方面创生地的主体文化可以独立生长，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外来文化过度蔓延所带来负面的影响，因而聚落规模一般不大，且文化特征的差异相对明显。童恩正指出：“（由于）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的文化龛中（culturalniche）。”这样的文化，通常被称为“水文化”，崇尚自然、灵动。刘师培从地缘方面找寻个中原因：“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王国维从人性方面予以考察：“南方人性冷而遁世，北方人性热而入世；南方人善玄想，北方人重实行。”梁启超则从历史发展方面进行总结：“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

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最早出现的区域文化类型是越文化和吴文化。“越之于吴，同土连域”，“吴与越同音共律，上合星宿，下共一理”，习俗上都是“文身断发”，属于百越文化。后来逐渐产生分野，越文化是中原地区夏文化和越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吴文化是中原地区周文化和吴地土著文化结合的产物。夏文化由禹开创，禹为人“敏给克勤”，即头脑活、能吃苦、时刻不让自己闲着，这种品质传给他的后世守墓人也就是越文化开创者无余即为“质朴”，在越王勾践身上还有“卧薪尝胆”的坚忍。勾践采用“计然七策”中的五策而国富，采用文种“九术之策”中的“三策”而灭吴，范蠡将“计然七策”“用之家”而富甲一方，都体现了越文化重经济功用的特点，当然越文化还传承了夏文化信鬼神等传统。当传说中孔子想用“奏雅琴”对越王“述五帝三王之道”时，勾践的回答最能体现东汉末年越人对自我文化的认知：“越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从，悦兵敢死，越之常也。”

周文化由后稷开创，后稷“好耕农”，农业为经济之本，自然有德于民，这是周礼之端，这种品质传给他的后人也就是吴文化开创者太伯，就是礼让王位，“荆蛮义之”。吴文化是周文化和吴地土著文化的结合，集中体现在季札身上：季札三次礼让王位，“弃其室而耕”，很有先祖风范；季札观乐，体现出他对周代礼乐文化的精通，“渊”“泱泱”“荡荡”“沨沨”“深”等评语的使用，也体现出吴地水文化对他的影响；季札挂剑，“心已许之”，至死不渝，是魏晋风度的滥觞。子游是吴人，从孔子学，问孝，论事君，在武城用礼乐化育士民，在周礼方面用功颇深，被誉为“文学子游”。崇尚礼乐，耕读传家，是吴文化的优良传统。

战国时东越、西汉时吴国、三国时吴国、五代十国时吴国和吴越国等王国的先后出现，吴郡、吴县、越州等行政区划的长期存在，吴派、越派等思想和文化派别的不断涌现，都是吴文化、越文化生生不息的重要体现。

在吴文化和越文化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出一种跨越吴文化和越文化的更大类型的区域文化——江南文化。江南文化的发现，一方面源于江南人对家乡的回望，一方面源于域外人对江南的体验。西晋时，“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此后“莼鲈之思”被传为佳话。唐代，杜荀鹤《送人游吴》写道，“君到姑苏见，人家尽枕河。古宫闲地少，水港小桥多”，此后“小桥流水人家”成为江南的代名词。域外人尤其是北方人到了江南，很容易发现江南文化的独特之处。白居易任职杭州和苏州、苏轼任职杭州时留下的优美诗篇，尤其为人所称道。

大运河不仅促成了统一的江南文化区的形成，还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大运河文化，从而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种重要的文化类型。大运河为人工河，主要用于漕运，其疏浚和漕运皆由中央政府负责，因而也被称为“官河”；在运河上走船，虽然没有大风大浪的袭击，但每道船闸都是一个关口，有着更加复杂的“人际关系”。维扬文化就是大运河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由于明清两朝将漕运总督府和河道总督府设在淮安，再加上扬州的盐商闻名天下，因而发展出一种极其丰富、精细乃至豪奢的消费文化。清代薛福成《庸庵笔记》记载的“河工之宴”，“食品之繁，虽历三昼夜之长，而一席之宴不能毕”。各色人等的汇聚和南北物资的会通，还促进了以“码头”为中心的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四大名著的作者大都生活在大运河之滨，大运河也为明清小说增添了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

徽文化源自徽州（今黄山）。它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崛起于北宋后期，发展于南宋，鼎盛于明清，主要包括理学、建筑、工艺、徽剧、徽菜等方面。徽文化随徽商进入长江三角洲地区，与江南文化之间相互渗透，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程朱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及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均为徽州篁墩，形成了著名的新安理学，重视伦理纲常，倡导读书穷理。徽派建筑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为典型，“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江南民居深受其影响。宣笔、徽墨、宣纸、歙砚被誉为“文房四宝”，更是江南才子们的挚爱。在吸收弋阳腔和西秦腔等基础上，到清代中期，徽剧风靡全国，形成了一个唱、念、做、打并重的剧种，“四大徽班”由扬州进京，把徽剧推向顶峰；道光年间，徽剧与汉剧结合，产生了京剧。海派文化是近代在上海地区产生的一种极富特色的区域文化。上海本为吴地，吴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战国时春申君黄歇疏通河道，抑制水患，黄浦江得名“黄埔”、上海市简称“申”源于此，从而打下了楚文化的烙印。此后上海地区长期处于江南文化区。北宋时上海地区设置市舶务，到元代发展成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影响很深。清末上海成为首批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西方各国纷纷入驻，全国特别是江南地区人口大量汇聚，随之带来各种各样的文化。“海者，泛滥无范围之谓”（徐珂《清稗类钞》），海派文化的产生，是中外文化杂糅的结果，其实质是新兴的工商城市文化，与传统的乡土文化截然不同。海派文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洋气”，追求新鲜、时尚、先进的文化特别是西洋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成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第二个特征是“上善若水，海纳百川”，扎根传统文化，尊重多元文化，城市空间的多元划分也有助于不同文化的共存；第三个特征是“契约”精神，崇尚理性的商业文化，具有职业精神。当前，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红色文化已经成为上海的三大文化之根。

“从空间与时间的两个维度来看，江苏地域文化应该分为吴文化、金陵文化、维扬文化、徐淮文化、苏东海洋文化等五个文化区域。”浙江省域文化，可以分为吴文化、越文化、瓯文化等三个文化圈，其西南山区也深受徽文化的影响。安徽省域文化由徽州文化、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庐州文化四个文化圈组成。当然，如果进一步细分，许多市域、县域甚至乡域都有不同类型的文化，这些区域文化“小传统则表现为地区与族群的风俗和习惯，是长期形成的，往往由一种集体无意识来维系，因此变易得将相当缓慢。就是说，小传统更具有超稳定的惰性力，改变起来不仅缓慢，而且困难得多”。如果进一步扩大，这些区域都属于江南文化区，也就是长江三角洲区域文化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简介：姜晓云，1970年9月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研究员，文学院硕士生导师，兼任江苏省地域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商业史学会中国大运河专业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