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曲，发源于昆山。600多年前唱响昆山腔的顾坚、创办冠绝一时“玉山雅集”的顾阿瑛、研制“水磨调”的曲圣魏良辅、昆剧创始人梁辰鱼都是昆山人。从昆山腔演变至成熟的昆曲，有完整的创立、研制、编剧、传唱全过程。600岁的昆曲，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昆曲艺术全票通过，并在19个入选项中名列榜首。

一、昆山温润的水土是孕育昆曲水磨调的母体

昆山，地处江苏省东南端，属于太湖东部冈身地带。秦置疁（娄）县，幅员袤广四百里，西出苏州娄门，东则面向大海，东北与海门隔长江相望，东南与浙江海盐接壤，形似一把大蒲扇。自唐以来，一分为华亭，再分为嘉定，三分为太仓，境域由此稳定在931平方公里。

整个太湖地区，是个碟形盆地。太湖西部诸水以洮、滆二湖为中心，经由网络状的水道由高向低注入太湖；南部和北部也基本如此。水流以涌涨的方式东流，众水出海先要从低洼地区逐渐抬高水位进入吴淞江，由吴淞江再入冈身。正是太湖与冈身的构成，塑造出独特的水流格局。冈身像整个太湖流域田地保护堰，“横亘百里殆若天，所以限截湖海二水，使不相通耳”。吴淞江南北地区的水流以一种外涨的方式溢流，在涨溢与溢流过程中，支河水流充足，外潮与这种水流相顶托，看似排水困难，却充分滋润了太湖东部，使之成为中国最著名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勤劳智慧的先民们历经了东西疏三江（娄江、吴淞江、东江），南北开纵浦（五里一横塘、七里一纵浦），置大圩、筑小圩，到唐代形成了以吴淞江流域为主的塘、浦、湖、河、港、浜、溇、荡、漾的塘浦圩田体系。

2020年戏曲百戏（昆山）盛典

千百年来承泄太湖水的娄江、吴淞江、东江横贯昆山东西，冲刷出稠密的河道，湖荡星罗棋布，并形成了成千上万个大圩、小圩。前来开垦的先民们在小圩高地上建起了一个个自然村落，村落四面环水，一条或两条小河穿村而过，户户相邻或隔小河守望而居，形成了典型的小河、小桥、小户人家的格局。境内地势西南高、东北低，落差仅3米多，水流平稳。先民们每天聆听着盘绕小圩缓缓向东的水流声，水的流速快慢产生了不同的音质、不同的旋律，那种慢悠悠的水流声感染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开垦先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消磨着开垦者烈火轰雷的脾气，久而久之被大自然驯服的先民们说着吴侬软语，形成了温软尔雅的民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如陕西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人们习惯站在坡上、沟底远距离地大声呼叫或交谈，当地人称“挣破头”，因此形成的秦腔以吼为主，声音嘹亮；又如有第二国剧之称的越剧，发源于绍兴嵊州，嵊州四面环山、五江汇聚，中为盆地，地貌呈“七山一水二分田”，人们对外交往要么绕山盘行、要么水路舟行，青山绿水滋养了越剧的柔和婉转，所形成的声腔既清悠婉丽又音调高昂。而昆曲水磨调的形成离不开这方特殊的塘浦圩田体系的千年滋养。明代戏曲家潘之恒在《亘史》卷二“叙曲”中称：“长洲、昆山、太仓，中原音也，名曰昆腔，以长洲、太仓皆昆所分而旁出者也。无锡媚而繁，吴江柔而淆，上海劲而疏，三方者犹或鄙之。”意思说只有用中原音（官话）演唱的昆曲，才是正牌的昆腔，尤其昆山。长洲（今甪直一带）、太仓都是从昆山析出。无锡、吴江、上海三方不同的地形地貌养育了性格不同、语言有异的人。

二、物富民安是养育昆曲的温床

昆山虽是江南交通要道，但不是军事重地，历史上没有遭受过重大的战争灾害。隋唐300年间，江南一带战祸较少。陶渊明的第九代裔孙陶岘，生性嗜好音乐，通八音，是位有成就的音乐家，他于唐开元二年（714）从江西九江迁居昆山千灯陶家桥，家备“女乐”一部，善奏清商曲，撰《乐录》八章，定其得失，将宫廷里的“丝竹之戏”在昆山传播，被后世称为江南丝竹奠基人，昆山腔的曲牌音乐与江南丝竹有割不断的联系。安史之乱后，擅演参军戏的宫廷乐师黄幡绰也来到了昆山正仪，向当地人传授“弄参军”“水傀儡”，死后葬绰墩山。盛唐宫廷艺术的精华与当地的民间文艺接触、融合，迸发出火花，确立了吴地（昆山）民歌的“腔”和“调”，埋下了昆山腔“正声”的种子。

五代时，北方战乱纷纷，而苏州地区属吴越王钱镠所踞，由其儿子广陵王钱元瓘镇守，比较太平，经济持续发展。宋末元初，蒙古兵南下，昆山虽遭到破坏，但不久就得到了恢复。蒙元入主中原后，汉人所受压迫深重，知识分子地位倍受歧视，朝廷曾下令禁止汉人集会，包括聚众演戏剧，害怕宣扬抗元思想。以儒家学说为支撑的贵族精神同样遭到整体摧残，在如此政治高压之下，只能关起门来举行家宴家乐，自娱自乐。

昆山在元初升为州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座商业经济繁荣的新兴城市，元末顾阿瑛治理产业，以经商成为吴中巨富。他筑“玉山草堂”于茜泽西(今昆山正仪东亭)，其豪华的建筑群总称为“玉山佳处”，又轻财结客，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以会海内文士为乐，使玉山草堂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而这些聚会被称为“玉山雅集”。天下文人名士会聚在此诗酒唱和，弦乐歌舞，十多年间先后举办180多次雅集，吸引着四方的文人、硕儒、画家、乐师、僧人、道士联袂而至，有的就干脆住下来。热情好客的主人，日夜与客人置酒吟咏，听歌观舞。他把自己与文人们唱和的诗，编成《玉山名胜集》9卷，又把杨维桢等40多人的作品编成《草堂雅集》13卷，刻版行世。参加雅集的人很多，有剧作家、词曲作家柯九思，著南曲《琵琶记》的高明，著词曲集的张翥和张羽。还有演奏家、歌手、舞蹈家杨维桢，大画家、酷爱古琴、善吹箫的倪瓒，善吹箫的吴国良，善吹箫、号笛王的熊梦祥，著名歌手顾坚，钱塘著名艺伎桂天香等。这批人中不乏满腹经纶之士，在盛唐宫廷正声调的基础上，完成了昆山腔的“声艺融合”。

明朝建立后，社会逐渐安定下来。江南地区工商业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粮食、丝绸、棉纺织的主产区和集散地，漕运渐兴，源源不断经大运河运往京城，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密切交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不久，昆山浏家港又成为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交通的发达、财富的汇聚，使得这一地区人口激增，城镇增加，昔日繁华再现，生活奢靡，成了富人挥金洒银的乐土。随着工商业经济逐渐发展，市民阶层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日益提高，娱乐活动更加繁盛。当时的苏州集聚了大批研习昆曲、编写传奇的曲家、剧作家，培养了一大批喜好读书习文的学子，出现了“家家收拾起，户户不提防”这样家传户唱的繁荣景象。昆山乃至整个苏南，远离战事，经济繁荣，晴耕雨读是生活常态，拥有良好的物质基础和人文环境也是培育昆曲的必要条件之一。

三、昆山腔正音—水磨调—昆剧

昆山腔从一出生就具有盛唐宫廷的“正声调”。虽然比其他声腔（弋阳、余姚、海盐）好听，但仅流传于吴中，徐渭《南词叙录》中说：“惟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听之最足荡人。”明嘉靖年间,吴侬软语的对话声和传唱正声调的吴歌，触动了魏良辅内心世界最敏感、最柔美之处。他喜爱昆山腔，但又不满意其中的“讹陋”和“平直无意致”。一天，他偶然听到一个叫张野塘的年轻人操作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被其唱腔深深吸引。魏、张二人遂成莫逆之交。两人秉承昆山腔的正声调，“十年不下楼”潜心研究五声音律，力求洗尽乖声，转喉押调；吸收北曲元素，并得到谢林泉的帮助，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度为新声。经改革的昆山新腔更是柔美委婉、清俊温润，时人谓之“水磨调”，即昆曲，魏良辅被后世尊称为昆曲的“曲圣”“鼻祖”。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并规范“水磨调”的唱腔,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代文采一流的剧作家梁辰鱼师承魏良辅，编写了适合昆曲格律的剧本《浣纱记》。他借春秋时期吴、越两个诸侯国争霸的故事，表达对封建国家兴盛和衰亡历史规律的深沉思考，突破了明代传奇以生旦为主的狭窄的爱情主题范围，把具有政治性和现实意义的历史故事引入戏剧，从而扩大了传奇的表现领域。一经舞台演出，便轰动了整个苏州城，文人吕天成、徐复祚、王世贞、朱彝尊等都纷纷点赞，从此昆曲告别厅堂清唱，走上了舞台演出。《渔矶漫钞》载：“昆山有魏良辅者，始造新律为昆腔，梁伯龙独得其传，著《浣纱记》传奇，盛行于时。”

梁辰鱼为昆曲和昆剧的确立、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1999年，当新世纪来临之际，北京雄伟的“中华世纪坛”青铜甬道上镌刻着：公元1593年，癸巳，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戏曲家梁辰鱼约本年卒，作《浣纱记》。在如此庄严的场合，为昆曲的先贤树碑立传，这是昆山的光荣，也是昆曲艺术的光荣！

四、从兴盛走向衰败的三个“200年”

第一个200年，自元末明初昆山腔的产生，到明代嘉靖、隆庆时期。从昆山腔到水磨调，是昆山腔告别清唱，转入清曲与剧曲并重的新阶段，也是昆曲的形成期。

经魏良辅的改革，昆曲作为一种全新的戏曲形式，很快成为苏州地区的流行乐曲，在繁华富庶、文化积淀深厚的苏州地区，包括昆山在内，刺激了社会对观看昆曲戏剧的强烈需要。大批文人参与创作、编剧、传唱，如隆庆年间苏州长洲人张凤翼的《红拂记》、安徽休宁人汪廷讷的《狮吼记》、浙江杭州人高濂的《玉簪记》和昆山人梁辰鱼的《浣纱记》等，被认为是将魏良辅推出的昆曲与传奇创作相融合的第一批作品。其中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一扫明朝前期戏曲舞台的平淡和沉闷，给观众带来清新的享受，开创了戏曲史上的昆剧时代。

第二个200年，是明代隆庆末年、万历初年至清代乾隆中叶，是昆曲的繁盛期。昆曲以苏州为中心向全国流传，海盐腔、余姚腔基本淘汰，文人的传奇创作均用昆曲格律，题材和作品丰富多彩，构成了戏曲史上一段独特的风光；昆曲的演出队伍有家庭戏班、职业戏班，还有宫廷演剧和女班等特殊的演出组织；传播地域也日益扩大，昆曲独步天下，形成南京与北京两大昆曲演出中心。明末清初战乱结束后，苏州很快恢复平稳，清朝新贵效仿前朝，昆曲职业演出很快得到恢复，并再次向四方流传。康熙中期，洪昇创作的《长生殿》和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将自身对社会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纷繁的历史现实，使昆曲的文人创作达到新的高峰。一经问世即引起轰动，迅速传唱至大江南北。

第三个200年，清乾隆中叶至1921年苏州创建昆曲传习所之前，是昆曲的衰落期。康熙时，作为“花部”的地方声腔已有了发展势头，到乾隆中叶，已经强盛起来的秦腔流布全国，各地秦腔艺术集结北京，“大开蜀伶之风”，作为“正音”和雅部的昆曲在“花雅之争”中失去独尊的地位。乾隆八十寿庆，由官商盐务推举徽班进京，数年间四大徽班先后云集京城，听惯了昆曲靡靡之音的观众，被铿锵有力、高亢跌宕的京剧刺激得满血复活，昆曲受到了强烈冲击。其次，朝代更迭的马蹄踏碎了知识分子追梦的幻觉，动辄发动文字狱的强权政治刺破了封建文人天真的理想，对戏曲剧本的审查更是变本加厉，大大冲淡了知识分子对昆曲的创作热情，迫使他们转向京剧领域谋求发展。道光二十年（1840）后，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国门，异域的思潮冲击了稳居统治地位达千年的儒家思想，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昆曲日渐败落。进入咸丰年间后，由于太平军兴，连年战争，昆曲在京城惨淡经营中濒于绝迹。太平天国以后，昆曲戏班纷纷转向上海发展，上海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近代昆曲中心。随着徽班、京班相继南下，又掀起了“昆乱竞争”，上海和苏州的昆曲被分化瓦解，处于无力挽救的颓势。

五、在传承中发展，在振兴中繁荣

乾隆年间，随着“四大徽班”进京，昆曲失去了昔日唯我独尊的地位。尽管皇帝下令崇“雅”禁“花”，但是依然挽救不了昆曲的衰颓之势。花部乱弹(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逐步占领了舞台。到民国初年，挂着“全福”招牌的文班昆剧演员总共只剩下30多人，而且日见败落，岌岌可危。

苏州是昆剧的发祥地，保存昆剧的种子对于吴中文人、士绅、儒商来说责无旁贷。1921年8月，由贝晋眉、张紫东、徐镜清等人发起，包括昆山巴城籍教育家吴粹伦在内的12人集资1000银两，作为开办费，创办了“苏州昆剧传习所”，订定学习3年、帮演2年、5年满师的规定，招收50余名学生，得“传”字辈学生37人，为古老昆剧艺术保存了后世生根发芽的种子。抗日战争开始，中国饱受战火摧残，民生凋敝，社会千疮百孔，生活极不安定，戏班演出景况逐年江河日下，演员生计窘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昆剧已经奄奄一息，仅剩的草台班子国风苏剧团在苏嘉杭一带“跑码头”，演苏剧(苏滩)，也演昆曲，“一天不演戏就一天没饭吃”。昆曲班社解体、曲社销声匿迹，再次到了“灭亡”边缘。1956年，浙昆《十五贯》进京演出，引起轰动，毛主席看了说好，《人民日报》发表《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谈起》。此后，全国相继恢复了7个昆剧院团。

为了培养昆曲接班人，1987年，昆山第一中心小学成立第一个小昆班，至今昆山成立了15个小昆班，先后培养昆曲学员3000余人，并整合成小梅花艺术团。小学员们多次在海内外演出、获奖，并有上百人考入专业艺术院校，进入专业昆剧院团及其他艺术机构，其中众多学生也成为昆曲界的佼佼者。昆山人柯军（工文武老生）、李鸿良（工丑行）、俞玖林（工小生）、周雪峰（工小生）、顾卫英（工闺门旦兼正旦）等昆曲演员先后荣获全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

2000年昆山举办中国第一届昆剧节，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从此开启了新时代的新征程。2015年10月，昆山当代昆剧院成立，填补了昆曲故乡没有专业昆剧表演团体的空白，列为全国第八个昆剧专业院团，也是全国首个由政府支持、市场化运作的昆剧院。昆剧院随即创作昆曲《顾炎武》，改编昆剧《梧桐雨》等大戏。2018年，首届戏曲百戏（昆山）盛典以“戏曲的盛会，百姓的节日”为宗旨，以“汇中国百戏，展戏曲新颜”为主题，在“百戏之祖”昆曲的故乡昆山拉开序幕。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连续举办3届，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48个戏曲剧种的经典剧目（折子戏）受邀到昆山进行展演。

在昆山，保护与传承昆曲的步伐早已开启，从民国时代昆曲衰落开始，虽然历经战乱与“文化大革命”，昆曲始终像“野火烧不尽”的小草一样，只要有合适的时机、环境，昆曲总能复燃。从吴粹伦、殷震贤的身上，从王业、顾鹤冲的身上，从年过八秩依旧热情不减致力于昆曲传承、保护的程振旅、陈兆弘、黄国杰身上，从舍弃功利十年磨一剑出版《大美昆曲》 《昆曲大观》等昆曲著作的杨守松身上，从处处绽放并屡获“小梅花奖”的学生身上，从昆山市委、市政府投巨资创办当代昆剧院以及昆曲博物馆等，我们坚信昆曲在昆山有永续发展的希望和力量，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那是昆曲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也是昆山人的情怀。

昆曲是昆山这座城市的灵魂，永远伴随昆山成长的昆曲之梦。千年万年，昆曲不绝。

［作者简介：徐秋明，昆山市档案馆（地方志办公室）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