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业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就开始利用葛麻、树皮等韧皮纤维制作衣物。而早在宋代以前,镇江即是衫罗、纹绫、缭绫纱等贡品的重要产地。

唐宝历年间,唐敬宗即位不久,即让浙西观察使李德裕“织定罗、纱袍段及可幅盘绦缭绫一千匹”。李德裕在上奏时说“绫、纱等物,犹是本州所出,易于方圆”,不过“今所织千匹,费用至多,在臣愚诚,亦所未谕”。大意是,润州是有水平织出这些丝织品,可即使是皇帝也不应该提这么高的要求,“太浪费了”。

到了宋代,镇江纺织业又有了较大发展,丝绸的产量和花色品种较前代有明显的增加,并且丝织品的花样、图案、质量及风格都有很大的创新,上等织物更多为贡品。《太平寰宇记》载:“润州贡方纹绫、水波绫、罗、锦、绢”。《宋史·地理志》卷八镇江府条说润州“贡罗、绫”。《嘉定镇江志》卷五记述,“今(嘉定年间)岁贡绫十匹,罗十匹,圣节……罗三百匹,绢三百匹。”

绫罗绸缎罗为最,织造技术的进步大大丰富了宋代丝织品的品类,特别是罗织物的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峰。“宋罗”名贵品种很多,润州织品中就有“大花罗”以巧夺天工称著于世。北宋神宗年间重臣王严叟规劝皇帝“宜示俭薄”的奏章里,所举出上贡的织品“继增而创起者”四例:“如定州之花绫,祁州之花絁”“婺州之细花罗,润州之大花团”。此外,唐代润州制作的绫,花纹独特,有水纹、鱼口绣叶花纹等,至宋代又创有方绫、水波绫等构思巧妙的特色产品。

润州堪称宋时织品制造业大州。据《祥符图经》记载:“四县(即隶属润州的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夏税,绢二千六百四十二匹;罗一千匹”“绸一千四百三十九匹”“盐绢三千五百五十四匹”。秋税“税布六千三十八匹,折斜布一千一百一十三(此项皆出丹徒县)”。此外,政府还有和买(一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强买手段),南宋嘉定年间“今三县(原延陵县废)和买绢九千九百三十八匹”。

以上只是政府征收的织品数字,真正流入商品交换渠道的织品,如果以商品“以什税一”的比例计,应是其十倍左右,即罗的产量近万匹,绢六、七万匹,绸万余匹,布十万匹上下。

当时的朝廷对于润州贡品的生产抓得很紧,在润州城内唐颓山(又称唐塠山)专设有管理机构“织罗务”,或称“造罗务”,由知录兼管。“织罗务”所隶属的织工,原织罗定额规定为“十二日成一匹”。而后来王子舆“制置江浙,匹减一日”,即规定须十一日织成一匹。织工“功课不及,冬颇以鞭棰督促”,这是北宋真宗在位时(998年—1022年)的事情,到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镇织造务“岁贡御服花罗数千匹”。

织品难以留存,但却在1960年甘露寺铁塔塔基考古中有所发现。该处出土的丝织品,品类较多。从出土位置(用途)来分,有五个部分:包禅众寺银椁的丝织物,似应为罗(属链式罗组织),朴素无花,结构细密;包漆盒的丝织品及盒内包经的经帙,质地为绢,上画墨花,个别地方残留织锦数片;包银圆盒的丝织物两部分,质料为罗,夹有平布斜交组织的丝织物;木函内有剪碎成菱形的罗,其中一部分装饰单线花叶;在大石函内,包裹小石函、银盒、漆盒的丝织包袱。

据专家推断,甘露寺铁塔出土织物的制作时代当在北宋元丰元年(1078年)或稍前。出土的织品片上可以看出当时织物品种丰富,与志载宋代润州贡品的类别相似。

除了甘露寺塔基出土的北宋织品之外,另在茅山地区南宋周瑀墓中还有大批丝绸衣物出土,质地类别亦与志载润州的产品相合。

丝丝缕缕的丝绸,串起千载历史,经岁月磨蚀,这些出土的北宋织品虽已没有了当年的艳丽色彩,可一丝一缕犹留下历史和文明的印记。

作者单位:镇江日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