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严复诞辰170周年,看到福建等地有关于严复的纪念活动,想起2002年到福州参加全国书市间隙,去三坊七巷看严复故居,想起当年在六朝松下读王栻整理点校的《严复集》、本杰明·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实际上,严复的影响远非仅仅局限在八闽之地,他在当年的整个中国,也是有着巨大而广泛的影响。

严谨治学,独立风标。知道严复,是因为他的名字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赫然在目,触目惊心,是他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堪称空谷足音,醍醐灌顶。他身处的时代,困难重重,山重水复,危机四伏,惊涛骇浪。严复摆脱了皓首穷经的老路,睁眼看世界,更因为他有在英国深入学习的经历,他接触过郭嵩焘、孙中山等,他的严谨治学不同于倭仁、徐桐,也不同于林则徐、曾国藩。他超前远瞻,深入其中,系统研读、翻译西方理论,《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等如思想闪电,振聋发聩,成为时代先声。严复治学严谨,既犀利批判旧学,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提出驳议,但也深研旧学,主张深入结合,洋为中用,他不是全盘西化论的主张者、食洋不化者。

首倡变革,摇旗呐喊。严复所处的时代,正值大变局、大分离、大演化,疾风骤雨,众说纷纭,令人眼花缭乱。严复没有在科举道路上孜孜以求,不到黄河心不死,他因家庭变故而另走新路,进入沈葆桢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毕业之后在海军服务经年,有实际经验后,又远赴英伦深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在英国学习期间,亲身感受欧风美雨,受到郭嵩焘的影响,更精深比较中西之间的差距,深知不变革就会亡国灭种的紧迫性。归国之后的严复并没有如也在英国留学的东瀛伊藤博文等一样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大展宏图。他在甲午战争之后,有感于形势的紧迫,不顾人微言轻,积极奔走,摇旗呐喊,创办报刊,构筑学堂,倡导变革,不遗余力。他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鞭辟入里,议论风生。1896年,严复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这是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他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国闻汇编》,与上海《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宣传阵地。

追求真理,坚韧不拔。严复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他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他提出,国家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是说国人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就是要废除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主张“惟不可期之以骤”“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是通过教育。严复疾呼变法,废除八股。他一针见血地说,“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其使天下无人才奈何?曰有大害三: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严复对西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他参照西方成例,提出中国学校教育应分三段,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严复还认为妇女自强“为国至深之根本”。严复比较中学与西学,“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言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恃人力。”他还指出,“中国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爱国兴邦,念兹在兹。严复认为归纳和演绎是科学的重要手段,中国“演绎”甚多,“归纳”绝少,“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病也”。严复主张要“亲为观察调查”,反对“所求而多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他征引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严复是中国首创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者。他鲜明提出“信、达、雅”的翻译原则,至今仍被津津乐道,经常引用。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他认为,“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他指出:“国家责赋在民,必有道矣。国中富民少而食力者多,必其一岁之入,有以资口体、供事畜而有余,而后有以应国课。”他认为不能以“养民之财”“教民之财”和“赡疾病待羸老之资”作为征税对象。严复主张赋税轻重要适度,“赋无厚薄惟其宜”,“为其民开利源,而使之胜重赋”。至于是否能够照搬西方制度,严复举例说,若想使一头牛跑得像马一样快,就给牛接上了马蹄子,但牛还是跑不快;因为马蹄子需要骨骼结构带动,于是把马的骨架搬到牛身上,但依旧无效;因为马的骨架又需要肌肉系统带动,肌肉系统又需要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做支撑。最后除非把一头牛完全改造成一匹马,想要牛跑快根本不可能。但把马的全部嫁接到牛身上,又使得牛的存在失去了意义而且根本不可行。他认为“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应做到“体用一致”“本来一致”,“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和”。

再说说严复的大致经历。出生于1854年初的严复,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来自福州郊外盖山镇阳岐村一中医世家。本杰明·史华慈说严复出生在1853年,是依照阴历,也不算错。1866年,严复因父亲病逝,家中拮据,他放弃走科举正途,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严复在1871年作为首届学生毕业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7年初,严复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当时正出使英国的郭嵩焘结为忘年交。严复与郭嵩焘彼此年龄相差36岁,但两人在异国相见,一见如故。且说在1878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一,严复等留学生给郭嵩焘拜年,他的一番谈吐引起郭嵩焘的注意。严复说,在一堂野战筑城课上,教官要求每个学生都为自己挖一个掩体,结果,中国学生挖得最慢。严复认为这是因为中国学生从小缺乏锻炼、身体素质差,也是中国教育与西方教育的差距所在。郭嵩焘在当天的日记中说:“严又陵谈最畅……其言多可听者”。 郭嵩焘在1891年去世时,严复送一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童毛,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均。

严复在1879年于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教习。1880年,严复任北洋水师学堂洋文正教习。严复任教期间,他由总教习、会办,最终升至总办。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

此后,严复又在给弟弟的信中不无幽默地说:“用吾弟之言,多见此老,果然即有好处,大奇大奇。”严复所说“此老”是谁?李鸿章也。

严复任职总办的北洋水师学堂,曾被时人称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舰之本”。办海军,本杰明·史华慈总结严复的思想说,海军如同一棵树,要有适宜的土壤,当时的中国不具备这一条件,大多是舍本逐末。不过,作为一所新式海军学校,该校还是培养了一些人才,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洋大学教务提调王劭廉、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严复对学生们鞭策甚严,近乎苛刻,他说,“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伍昭扆(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少泉(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二者之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才也。” 1898年,严复觐见光绪帝,阐述变法主张,他有《上光绪皇帝万言书》。戊戌政变,严复参与创办的《国闻报》被勒令停办。1900年,庚子之乱,北洋水师学堂毁于炮火之中,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

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严复还曾出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和北京大学等校校长,以教育救国为己任,马不停蹄。1910年,清廷赐予严复文科进士出身,海军部授他协都统。1911年,严复创作大清国歌《巩金瓯》。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成立,严复被列名为发起人。但,看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论及严复此一时期,详述严复被杨度等胁迫之状,栩栩如生,细节生动。1916年,袁世凯死后,惩办复辟帝制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津门。基于对国情民性的判断,严复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郎官巷与世长辞,终年67岁。弥留之际的严复写下遗嘱,其中有“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之语。

严复墓在福州郊区盖山镇阳歧村北鳌头山东麓,叶落归根,得偿夙愿,墓前竖一青石墓碑,楷书阴刻“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严复自书墓碑及“惟适之安”横屏,宛然在目。一代名士陈宝琛为严复撰写墓志铭:

旗山龙渡岐江东,玉屏耸张灵此钟。

绛新籀古折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

千辟弗试干越锋,昔梦登天悲回风。

飞火怒扇销金铜,鲸呿鼍跋陆变江。

鸱犹阅世君非矇,咽理归此万年宫。

文章光气长垂虹。

也许是受郭嵩焘的影响,陈三立对严复评价甚高,他在南京见到严复之子严璩还一再表达对严复的钦佩之意,当然,两人也曾在上海有过交往,散原至少有三篇文字提到严复,对他的《群己权界论》《老子道德经评点》都有很高的评价。严复钦佩吴汝纶,吴汝纶是曾国藩大幕僚,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都有交集,而陈三立与严复的联系多是严复的学生熊元锷从中联系。

纵观严复一生,他虽然吸食鸦片,终身受其毒害,他虽然不走科举之途,却又对之难以割舍,留学归来又至少四次参加乡试,他虽然被迫列名筹安会,但他倡扬西学而又不人云亦云,其立身行己特立独行,学术政见一以贯之,翻译西学为一时之先,众多译著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精神财富。康有为称赞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也说他“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则说“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毛泽东评价严复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本杰明·史华慈在其《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这一被多人称誉的著述中说,“严复不是整个中国的代表,他属于一个庞大的、愚昧的社会中的一小部分杰出的文人学士,而在这些文人学士中,他又属于对时势作出开创性反应的佼佼者。……他的著述确实对他同时代的青年人,和对现今已七八十岁的中国知识界、政治界的杰出人物发生过相当大的影响。梁启超深受过他的影响,而其他各类人,如胡适、蔡元培、鲁迅以及毛泽东也都在年轻时受过他的影响。”

22年前,在福州书市,曾邂逅周文彬先生,个子矮小双目炯炯的他是《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的责任编辑,他如今也已经退休有年年逾八旬了。福建教育出版社也曾出版有《严复全集》,据称有630万字之多,严复的翻译、编纂、政文、序跋、诗词、信札、日记、账册、评点等所有作品,尽被囊括其中。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的冯保善教授曾著有《严复传》。

仍不过时的严又陵,说不尽的严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