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著作版本一直是学界研究和红色收藏的重要内容。以往学界对《论联合政府》中文版研究非常详细,但对其英译本则语焉不详或存在疏漏,如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1995)没有收录《论联合政府》英译本,刘跃进《毛泽东著作版本导论》(1999)、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2003)只收录了1945年12月纽约版、1946年出版于孟买的英译本。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论联合政府》时,发现并收藏了该书几种英译本,其中一本钤有“南京市城市建设局俱乐部委员会”且中有红色五星的椭圆形收藏印章,笔者称之为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试对该本作一考述。

一、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基本情况

笔者收藏的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为土纸本,铅印,80页,有原美共总书记福斯特作的《序言》,字迹已有漫漶。书名为“The fight for a New China”,书脊有“乙|14-1-5”的编号,钤印处有“价购”“58.4.28”字样,封底有“0.05”字样。查阅《南京市政建设志》: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于5月成立南京市人民政府,6月成立南京市建设局;1953年,撤销建设局,成立市政建设委员会;1956年,组建城市建设局;1957年11月,合并相关部门成立了城市建设局,此番调整直至1983年机构调整为城乡建设委员会。[1]可见,南京市城市建设局之称始于1957年11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购买或编目于1958年4月28日,可能为其工会性质的俱乐部委员会所藏,供职工学习使用。

二、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版本来源

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没有版权及出版信息,封面有英文书名和英文作者名,扉页除了英文书名和作者名外还有中文与之一一对照,与国家图书馆馆藏品完全一致。[2]以往毛泽东著作版本工具书均没有收录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

那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版本来源是哪里呢?经过检视,该本来源于另外一个英译本—1945年12月在美国纽约出版的“The fight for a New China”(简称纽约12月版)。该版本用纸良好,印刷精美,字迹清晰,保存完好,开本比南京城市建设局本稍大,80页。纽约12月版封面有“25c”字样(华盛顿25美分硬币流通于1932年至1964年)应是其定价为25美分;扉页上方没有书名和作者的中英文对照,下方印有纽约新世纪出版社字样;目录页下方有完整的版权及出版信息,显示为1945年12月在美国纽约出版。包括福斯特序言、正文在内的其他内容和版式均完全相同,由此判断,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以及国家图书馆本均来源于纽约12月版。

三、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出版问题

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为什么略去了版权和出版信息,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国内需要,将纽约12月版回流国内印刷,但并没有取得相应出版许可,从而导致相关信息阙如。

国家图书馆在题录介绍时认为其馆藏本(也即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是1945年纽约出版。实际上,这种认识应是错误的。因为纽约12月版出版时间为1945年12月,回流国内的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应该晚于1945年12月,根据当时情况,该本流传国内最早应该是1946年以后的事情了。根据史料记载,1945年4月初,中共七大尚未召开,董必武代表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会议,并带去了一批毛泽东著作和中共重要文件及部分英译稿,交给曾任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书记的徐永煐组织翻译和审校,11月中旬,董必武回国。[3]这些文件中毫无疑问没有1945年5月公开出版的《论联合政府》,董必武也不可能带回纽约12月版。受周恩来指示,1946年夏,徐永煐回国任中共中央外事组编译处处长,负责翻译毛泽东及中央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主持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4]福斯特于1945年11月写序言,12月纽约版《论联合政府》出版。因此,综合上述情况,由于徐永煐的特殊身份和接受之任务,他很可能在1946年回国时带回了纽约12月版,促成了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翻印。

有意思的是,这种“英译本的中文翻印本”回流至国内的现象,并不鲜见。比如,《论联合政府》在1946年初还被英国红色出版商维克多·格兰茨(Victor Gollancz)主持的著名的左派俱乐部(Left Book Club)整合进了葛尔德(Stuart Gelder)编的《中国共产党》(The Chinese Communists)一书中(前言落款为1945年11月),然而很快这本书就有了加上中文编著者、中文书名、其他全部一样的“英译本的中文翻印本”。

四、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的出版契机

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翻译的契机是什么?这要从毛泽东发表《论联合政府》说起。《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共七大上提交的报告,系统分析和阐明了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国际国内形势、抗战中国共两党的两条路线、两个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等,主张各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彻底打败日寇,建设一个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围绕和平建国问题于1945年8月至10月进行了谈判,史称“重庆谈判”。为了宣传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特别是针对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进行外宣统战工作,1945年8月至11月,《论联合政府》被翻译出了三个英译本,分别为8月版、9月版和纽约12月版,三个版本完全不同,并且三个版本衍生出了至少八种不一样的本子。据笔者考证,8月版为延安新华社翻译(出版信息印有“NEW CHINA NEWS AGENCY”“AUGUST 1945”),9月版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翻译,[5]纽约12月版应为中共中央南方局综合了8月版、9月版调整的本子。

笔者收藏和经眼的《论联合政府》8月版、9月版、福斯特“译”本原收藏者为彼得·唐逊(Peter Townsend),书中贴有印有其名字的长方形白色便笺纸。彼得·唐逊(1919—2006),英国人,1940年底随公谊救护队中国救援队来华,主要在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工作,负责接受和分配国外援助中国资金。1943—1945年在成都和重庆工作,经工合国际名誉主席宋庆龄的介绍熟识周恩来,并于1946年3月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延安与毛泽东会谈工业合作社去留及国外援助资金问题,1951年返回伦敦。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工作非常有特色,他们翻译的重要领导人著作和中共重要文献每次印1000—3000册,一般不公开发行,而是赠送给国际友人,再转发国外。[5]正因为唐逊在当时的特殊地位,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要的统战对象,因而才能获得《论联合政府》上述三个本子。

如果唐逊的案例仍然只是旁证的话,上述葛尔德编《中国共产党》中刊载的《论联合政府》就很能印证上述观点。这个本子不仅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组翻译的9月版完全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序言表明这本书中的文件是在1944年12月及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受周恩来之托、由中共中央南方局赠送,作者于1945年11月回到英国伦敦编辑了本书。[6]由此可见,包括《论联合政府》8月版、9月版、纽约12月版、南京市城市建设局本在内的诸多版本同时并行,主要是为了向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发放,借此持续宣传中共中央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以期凝聚更多和平、民主、团结力量。从历史进程来看,确实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作者简介:顿文聪,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