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探源热兴起,各种博物馆、展览文物、文博类节目不断出圈,考古专业也逐渐从偏门冷门走向热门,唤起大众对远古文明的兴趣与向往。近日,记者走近那些默默耕耘在田野一线的考古人,听他们讲述与泥土、石器、陶片相伴的日子,感受他们探寻历史之谜的激情与执着。

为发现重要的历史信息而高兴

考古曾是冷门专业,考古工地常常远离城市中心,需要考古人几个月甚至几年在艰苦条件下默默无闻进行野外工作,住宿简陋,生活不便,他们为何会选择这样的事业?

“我从小对历史感兴趣,不过走上考古这条路还是有一些曲折的。”宿迁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馆员杨蔚笑着说。

杨蔚本科专业是考古,2012年她大学毕业后通过了公务员考试,到乡政府上班。因家住宿迁市区,2016年,她又通过了市博物馆的招聘考试,兜兜转转,2019年正式开始野外考古。

一开始,她只是把考古当作一项工作,随着野外考古的深入,杨蔚开始独立负责发掘遗址、撰写报告,慢慢地对考古热爱起来。“考古是那么直观生动,大到对古代文明的阐释,小到对古人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研究,真的很有意思,也很有成就感。”杨蔚说。

考古工地风吹日晒,对于爱美的杨蔚来说,每次上工地她都要戴上帽子、口罩,涂上厚厚的防晒霜,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考古是考古,生活是生活,别以为我们做考古的人都是老古董,平时,我和别的女孩一样,也爱逛街、美容、健身,去热门城市旅游。”杨蔚笑道。

“我天生喜欢在外面跑,而考古能够拥抱大自然,有山有水天地宽,觉得很有乐趣。”这是南京市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90后杨平平喜欢考古的理由。不过,她真正走上考古这条道路,与她的一次实习经历有关。

杨平平在工地现场航拍

她的老家在湖南,本科就读于厦门大学,后被保送到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当时我在江西宜春靖安县老虎墩遗址实习,这个遗址从史前一直延续到明清,当别人的探方里都发现了各种文物,而我负责的探方在遗址边上,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心情很失落。但最后,我突然发现了一条用鹅卵石铺的路,这条路太重要了,我当时激动得差点喊起来了,觉得学这个专业真好!”2016年至今,杨平平先后承担了近30项考古工作,她担任现场领队的南京栖霞官窑村窑场遗址,不仅获得江苏省“考古与遗产保护奖”,更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

徐州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刘超在这一领域扎根15年了。他上高中的时候是历史课代表,所有的科目里历史学得最好,高考时老师建议他填考古专业,就这样他干上了这一行。

刘超在发掘现场划地层线

在刘超看来,徐州地处黄泛区,城市考古中的地下城发掘既是难点也是亮点,地表9米下深埋着西汉楚国的都城及历代的徐州城,不由得让人产生无限遐想。“我有幸在自己家乡从事考古工作,用手铲阐释家乡的地域文明,让大家对家乡的历史脉络发展能有更深刻、更科学的认识,这是无比荣幸与骄傲的事。”刘超说得动情起来。

苏州市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张铁军从事考古完全是“半路出家”。1999年,他在苏州博物馆担任一名讲解员,2001年,被调到考古部,从事田野发掘。他是学历史学教育的,对考古几乎一窍不通。在领导和同事们的指导帮助下,逐步喜欢上了考古工作。后来他参加了国家文物局的田野考古培训,又取得了个人考古领队资质,对做好考古工作有了更大信心。“我从门外汉一步步成长为考古工作者,觉得热爱和努力是最好的老师。”张铁军说。

在人们想象中,考古人都会“鉴宝”,收藏着各种文物,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

杨平平告诉记者,如果有人来找她鉴定文物的真假,她一般采用业内“统一答案”半开玩笑地回应:“我们只见过真的,没见过假的,所以不会鉴定。”

凡是从事考古的人也不允许收藏。“从大学第一节课程开始,老师就明确告知考古人不允许搞收藏,工作守则和条例也明确规定文物工作者不允许个人收藏。”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李永军认为,考古工作者始终怀揣对历史的敬畏、对古代文化的热爱,“发现重要文物时充满了激动和欢喜,是因为发现了重要历史信息而高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跟同行分享,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而绝不是自己私藏。”

在酸甜苦辣中收获惊喜快乐

不论酷暑还是寒冬,考古人都要在荒野长期坚守,总是在酸甜苦辣中收获着惊喜与快乐。

“当你发现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相互得到印证的时候,这种成就感是最引以为豪的。”常州市考古研究所考古部主任任林平从学习到从事考古工作近20年了,参与或主持的考古项目近百个,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太湖边的考古项目。

任林平在探沟划地层

在前期考古调查时,通过文献查找,他们得知这片区域有座临港的庙庵叫羊渚庵。在发掘过程中,任林平再三和工人强调,一定要把出土的遗物全部收集。“一天,在清理探方文化层时,工人说土里的一个瓷片上好像有字,我赶忙跑过去看,是一个青花瓷碗残片,在碗内底部看到很清楚的‘菴’字。过了几天,在另一个探方的堆积中,又发现一个青花瓷碗的残片,锥刻有‘洋菴’,看来这里确实是一个庙庵。”任林平回忆起来依然无比激动。

因为遗址确定为羊渚庵,而文献记载这座庵同时是太湖巡防信兵的驻扎地,庵前挂灯称之为羊渚渔灯,也是当地十景之一,有警示渔船进港的作用,所以太湖边的很多故事一下子就“活”了。

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部主任秦宗林在扬州从事考古工作已有13年,这位80后因常年风吹日晒,皮肤黝黑。他先后参加多项重大考古调查勘探、发掘项目,其中2015年的夏天让他尤为难忘。

当时扬州正修建的宿扬高速途经胡场村,他知道这个区域曾发掘过许多汉墓。由于当时考古前置的法规还没有完善,所以当他来到现场,要求施工队在发现古墓葬时需停工时,现场的人并不能理解他。经多次交涉,约3个月后,考古发掘工作才得以进场开展。当时考古人手紧张,除1名技工和十几个工人外,总共只有他与领队两个人在现场负责。工地的临时设施是一顶没有水电的帆布帐篷,开始发掘时正是酷夏,烈日当空,地面如同火烤,中午大家都没有地方休息。经过4个月的艰苦发掘,终于把沿线的汉墓群发掘完成。

“好几座保存较好的汉墓墓室里面塞满了淤泥,知道里面有大量漆器,特别容易破碎,所以不敢使用手铲等工具。我们趴在棺木上,徒手去一点点把漆器周围的淤泥清出来,然后小心翼翼取出漆器,其中最大的一座汉墓出土了300多件文物。”秦宗林回忆说。

过程辛苦,结局圆满。这次发掘结束后,扬州市文物局和交通部门联合在仪征博物馆举办了一次考古成果展,出土的很多精品文物如汉代铁烤炉、漆面罩等与公众见面,来看的群众很多。“在社会变迁的大潮中能保护下这么多精美的文化遗产,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了。”秦宗林无比感慨。

张铁军在清理陶瓷片堆积面 

对于考古人来说,前方都是未知的,有些重大发现都在偶然之间,张铁军向记者讲了一则故事。

2016年1月份,太仓樊泾河北延沟通工程施工中发现了大量青瓷片,接报后,考古队立即进场清理。当时以为发现的瓷片仅出自几个坑,想尽快完成工作,好安心过年。于是大家加班加点,中午饭也是在工地吃的。当时天寒地冻,气温低至零下8摄氏度左右,盒饭刚拿到手时还是热的,没等吃完饭就凉了,手和脸冻得通红。经过初步工作,发现最初的判断是错的,这些瓷片不是出自灰坑,而更像是出自矿层。出土的青瓷片晶莹润泽,如冰似玉,还有大量的青瓷碗盘成摞叠压在一起,场面极为震撼。考古队员果断调整工作思路,变随工清理为正规发掘,经过两年多的细致工作,共发现房屋、河道、道路、水井、灶台等各类遗迹400多处,出土以元代中晚期龙泉青瓷为主的各类遗物约150吨,其中可复原器逾50000件,确认了樊村泾遗址为一处极具规模的瓷器中转贸易集散地遗址。

遇到民生工程时,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南京市考古研究所馆员张鹏与同事就曾遇到过这样的难题。

去年,太平门附近有一个工地,建设方需要在一个小区单元楼加装电梯井。井口施工占地面积约10平方米,但是该处电梯井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京城墙的建设控制地带内,根据《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条例》的要求,建设前需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经勘探,在地表下约6米的深度,发现了城墙的基础。

小区加装电梯井是利民项目,如何才能兼顾?经多方研究讨论,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前提下,施工方更改优化了方案,确保开挖深度控制在4米以上,既做好了对城墙基础的保护,也让电梯井施工顺利完成。

让更多人认识考古的价值和意义

这几年,考古工作量日益加大。考古人不仅要在田野发掘,还要整理资料、学习相关学科知识、撰写发掘报告、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修复文物等,因此白天发掘、晚上加班成了考古人的工作常态。

淮安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站主任薛玲玲举了淮安地区的例子。2013年她刚参加工作时,淮安地区的考古项目还较少,近几年,随着国家对考古工作的重视,考古前置逐步实施,每年的调查勘探和发掘项目井喷式增长,工作强度逐年加大。

南京是全国较早制定并公布实施地下文物保护专项地方性法规的城市,在“先考古、后用地”的制度保障下,南京配合基建的考古项目也大幅增加。“有的时候手上有10多个工地同时进行,分布在主城、六合、溧水甚至高淳等地。”张鹏经常上午去六合工地,中午在工地附近吃个快餐,接着去城里工地,再赶到溧水工地,基本一天就结束了。

随着科技在考古中的运用、多学科与考古的相融,不断学习成为考古人工作中重要的一部分。

邵栋在探讨出土器物的特征

“比如我们发现了墓葬以后,如果没有墓志,以前只能根据出土器物,判断这个人大致的身份地位。现在可以做人骨分析,知道他的性别年龄,甚至可以知道他生前有没有疾病,因何而亡。”无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邵栋告诉记者,去年,无锡首次成功获得了6000年前马家浜文化时期的古人类DNA,从中可了解这个古人类属于哪个族群,来自何方,他的后代又去向何处。如果提取人骨同位素,就能知道他的生活环境,他的粮食来源,复原当时的生产生活状态。提取腹部的土壤,甚至可以将生前最后一顿饭复原出来。“考古现在是多学科融合,需要了解历史学、哲学、语言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生物学、遗传学等多学科知识,以及掌握一些新技能,这都需要我们挤出更多的时间来学习。”

普及考古知识也成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在工地发掘时,薛玲玲会给民工和前来参观的群众、学生介绍发掘的内容、价值,讲述这个地方的历史。大量的出土文物并不是想象中光彩夺目的金银宝藏,都是很普通的陶瓷器、铜铁器,大量都是残片。平时他们还会组织研学活动,把考古工作站作为一个参观点。“让学生们了解考古不仅仅是现场的发掘,还有背后的修复、整理、研究和阐释工作,把考古出土器物最质朴真实的一面和其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展现给他们。”薛玲玲说。

这段时期,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胡颖芳负责的工地多在郊区,她每天来回通勤至少需要3小时。她认为把考古当成事业的人,至少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完完全全的热爱,这不是看几个网红博物馆就能激发的热爱;二是需要文理交叉的思维方式;三是认可并能享受考古工作背后的艰辛。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甘恢元在读书时的理想很简单:成为一名考古领队、主持一项考古发掘、出版一本考古报告。然而当他工作后发现,现实面对的任务要复杂辛苦得多。“如果没有对未知的好奇、对新发现的期待,如果不能当作兴趣爱好,你很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守野外。”甘恢元说。

入职十多年,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作为执行领队或领队发掘了顺山集、蒋庄、青莲岗、草堰港等多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参与了江苏地域文明的探源工程。

“有时也会因为一些挫折而陷入迷茫,但转念一想,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一批重要遗址古墓葬得以有效保护,建成了遗址公园、博物馆,成为老百姓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窗口,这不正是我们这份工作的价值所在吗?”甘恢元说。

许多考古人发现,一些专业名词对大众来说不陌生了。“文明探源、考古前置、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以前我说到这些词,很多人都是一脸茫然,现在不仅能会意地点头,还有人能脱口而出‘探方、灰坑、祭祀坑’这些考古学词汇,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说明考古知识从田野来到了城市、从学术象牙塔走进了寻常百姓家,我作为一名考古人,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邵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