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是我们谈论文化的流行语,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从中可见古人的文化意识和文化胸怀,启发我们不断地丰富它的内涵。

“文脉”是当下谈论历史文化或是文化传统的流行词语,守护、赓续中华文脉已经成为时代的强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已被视为一个民族的血脉、根脉、魂脉,彰显的是文化的原生动力和精神内涵。如果我们对“文脉”作一番梳理,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化自觉的产物和不断建构的历史观念。

《说文解字注》

[清]段玉裁 注 许惟贤 整理

凤凰出版社

2018年

“文”与“脉”的结合来自于文学批评,中国人很早就用脉理来形容文章的理路,比如南朝梁代的文学理论家刘勰(465—?生于江苏镇江)在《文心雕龙·章句篇》中指出,文章的辞句要做到“外文绮交,内义脉注”,意为文采交织,文意贯通,所以后人也用文脉指代文意。清代学者刘熙载(1813—1881,江苏兴化人)《艺概·文概》引述《孙子兵法》比喻作文之理,曰:

“兵形象水”,文脈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 、中、终,不已备乎?

《艺概笺注》

[清] 刘熙载 撰 王气中 笺注

凤凰出版社

不过,用“文脉”来形容文化传统或文学传统,大概是从宋人开始的。比如南宋词人刘克庄(1187—1269,福建莆田人)写过一首《满江红·和王实之韵送郑伯昌》,中云:“千百年传吾辈话,二三子系斯文脉。”意为自己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担当着道德文章的统绪。再如南宋大臣、朱子的后学徐元杰(1196—1246,江西上饶人)《吕伯恭赞》曰:“蒐经微妙,发圣精华。文脉两汉,气盖百家。” 吕伯恭即南宋著名理学家吕祖谦(1137—1181,浙江金华人),徐元杰称赞他的道学能发明六经与圣人的微妙和精华,他的文章根脉于两汉,文气则超越百家。

古文与道学是宋代文化的重要成就,宋人特别重视文道关系,主张“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将文章与儒家道统融合起来,赋予文学以道德文化的价值与理想,而南宋失去了华夏中原的政治地理中心,偏安东南,因此南宋的士大夫们激发出了强烈的文化自觉,以持守文化正统和道德价值为己任,将“文脉”与“道统”相提并论。南宋大臣家铉翁(约1213—1297年,四川眉州人)在《题中州诗集后》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曰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从出,必曰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于在中州者乎?

《中州集》全名《翰苑英华中州集》或《中州鼓吹翰苑英华集》,是金代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山西太原人)编纂的金代诗集,收入两百多位诗人的两千多首诗作,以金朝的政治中心中州(河南)为名,藉诗以存一代之史。元好问编纂《中州集》时,金朝已被蒙古所灭,而家铉翁题跋之时,也被扣押于元朝,不久南宋灭亡。他和元好问一样,失去了自己的家国,但他从《中州集》中看到的,却是天下人共同的文化统绪和精神命脉,无论是道统、文脉还是承担统脉的人物,皆无南北之分,《中州集》只是其中的典型而已。他称赞元好问的心胸:

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也。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

元刊本《中州集》书影

南北可以分裂,朝代可以更迭,但道统文脉一以贯之,构成了坚实的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想,任何国家和朝代的存在意义,正在于它能否维持、发展文化统绪和精神命脉,在这个意义上,文脉即国脉。南宋大臣吴潜(1195—1262年,安徽宣城人)的《魏鹤山文集后序》,对南宋的道统与文章有如下的评说:“渡江以来,文脉与国脉同其寿。”他认为南宋立国之后,高宗表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孝宗表彰《苏东坡文集》,对文化和政教风气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于是人文大兴,上足以接庆历、元祐之盛,至乾、淳间,大儒辈出”,“凡仁义之要,道徳之奥,性理之精微,所以明天理而正人心,立人极而扶世教,使天下晓然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吾道之所以异于佛老,圣经贤传之务息邪说,有君臣有父子而不蚀其纲常之正者,功用宏矣。”他所说的文脉就是唐宋新儒家不断建构出来的道统。

“文脉”也是文学批评的观念或范畴,指文学的传统或流别。元初诗人黄庚(浙江天台人)《月屋漫稿自序》曰:

诗盛于唐,唐之诗脉自杜少陵而降,诗以科目而弊,极于五代之陋。文盛于宋,宋之文脉,自欧阳诸公而降,文以科目而弊,极于南渡之末年。以科目而为诗则穷于诗,以科目而为文则穷于文矣!良可叹哉!

古代科举刺激了文学创作,但文学也因此沦为仕进的工具,背离了文脉自身的发展目标,产生了流弊。明代嘉靖年间的举人王文禄(浙江海盐人)著有《文脉》三卷,“杂论古今之文,谓文章一脉相传,故曰《文脉》。”(《四库总目》)他的文脉概念具有医学知识背景。卷一《文脉总论》曰:“一元清明之气,畀于心,以时洩宣,名之曰文。……譬荣卫焉,包络于心也。是谓之脉,未尝绝也。”“荣卫”即身体中的精气,东晋道教学者葛洪(283—362,江苏句容人)《抱朴子内篇·道意》曰:“若乃精灵困于烦扰,荣卫消于役用,煎熬形气,刻削天和。”因为医家认为水谷化成的精气,分为荣(营)气和卫气,分别周行于血脉的内外,养护人的身体,不可损耗。在王文禄看来,文脉与血脉一样,都发自人心中的“一元清明之气”,而周流环绕着人心。他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可能又受到王阳明心学的影响:

岂曰某文道,某文非道?夫脉以贯道,道原于心……心不亡,则脉不亡;脉不亡,则文脉不亡。

《抱朴子内篇校释》

[东晋]葛洪 撰 王明 校释

凤凰出版社

2021年10月

心脉与文脉本为一体,道发生于其中,存在于其中,心是道与文的根本,他的文道关系论可谓别出心裁。

明万历《百陵学山》丛书刊本《文脉》书影

在很多场合,“文脉”还表示一个地区或城市的文教传统。比如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浙江宁波人)《昌国州重建大成殿记》写到昌国州(今浙江舟山)诸生要求重建孔庙大成殿,说此殿位于芙蓉洲西,“挹秀涵清,气势闳伟,俊人魁士,含章挺生,道原文脉,实系斯殿。”再如清代贺长龄(1785—1848,湖南善化人)编辑的《皇清经世文编》,收录张九钺(1721—1803,湖南湘潭人)《重修豫章沟议》,阐论兴修豫章(今南昌)水利的好处,其中有一条说:“沟关阖省文脉,胜国(指明朝)正德(明武宗)以前沟通时,鼎元宰辅最盛,占塞后遂少。今脉络疏通,譬人精神振复,文运必昌。”方志文献中也有此类记载,以示重视地方文教传统。比如清代嘉庆《扬州府志》“山川志”记载“市河”的历史,抄录明代张宪为方志作的《序》,其中说到明代疏通市河之后,“公私称便,遐迩腾欢,风水既复,文脉亦畅,科第人才,裒然颖出”。现今扬州市内的文昌阁、古运河边的文峰塔等名胜古迹,皆在市河沿线,都是古人营造风水,培植文脉的举措。《管子·水地篇》曰:“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所以水脉畅,则文脉畅,古人所谓“钟灵毓秀”,正是此意,即以科学观念审视,风水学说中重视人文与生态和谐发展的理念仍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作为文教传统意义上的“文脉”不仅可以指地方文化,也可以指家族文化中的读书与科举传统。南宋词人文及翁(理宗宝祐元年进士)给他的友人姚勉(1216—1262,江西宜丰人,宝祐元年状元)《雪坡集》作《序》,称其子已有功名出仕,“振家声而接文脉。”元代学者吴师道(1283—1344,浙江兰溪人)《吴氏家述》记其祖父教导之言:“今梦寐犹不离场屋间,殆习气欤?抑时运承平,科且复欤?不然,谨身饬行,犹不失于善士,尔其毋忘学也。”又记其父之言:“不可使文脉由吾冢嗣而绝。”在吴氏家族的心中,承平之世,教导儿孙读书应试;离乱之世,也要教导儿孙读书,独善其身,无论穷达,都要持守家族的文脉。当然,世俗之人更多地将科第当作文脉。冯梦龙(1574—1646,江苏苏州人)编了一本《古今谭概》,也叫《古今笑史》,中有《微词部》讥讽世态曰:“封公便请乡饮,富家便举善人,中解元、会元便推文脉。末世通弊,贤者不免,悲夫!” 当官就要大摆宴席炫耀一番,发财致富就会被选举为善人,中了科第就要编造家族文脉,贤人也不能免俗,真是庸陋不堪。

总之,经过南宋以来文人学者们的阐发,“文脉”成为中华文化传统或精神传统的代词,被不断地建构、运用,其意涵也得以不断地丰富。同样,我们的文化实践也一定会赋予“文脉”以新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