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从古至今都是水陆交通要道,多种文化在此交流荟萃,东西南北中兼而有之。正是因为多种文化的长期滋养,徐州文化基因中早在两汉时期就演进生成了多元兼容的特质。贯穿于两汉时期,徐州地方文化发展与传播既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医药、天文历算等多个领域,又得力于官方组织、家族传承、民间运作等多条路径,且依存于学术殿堂、祭祀庙宇、曲艺馆苑等众多场所。西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徐州地区在楚元王刘交的倡导下,经学与文学盛行,出现了文化高度繁荣的局面,对后来的汉武帝“表彰六经”产生了很大影响。汉末三国,群雄割据,军阀混战,徐州位于战争的核心区域,是相关史实与故事最多的地区之一,为以后三国文化的形成准备了素材。在此一治一乱之间,徐州地方文化的多元兼容特质呈现得尤其突出。本文仅以若干代表性文化现象为例窥其一斑。

一、楚王宫:众家荟萃的学术高地

汉高帝六年(前201),刘邦封其弟刘交为楚王,史称楚元王,都彭城。刘交,字游,“好书,多才艺”,少时与申培公一同学《诗》于浮丘伯,后随刘邦起事反秦。因刘交特殊的身份、早年的经历及为开国所作的贡献,楚国在汉初诸藩国中可谓大藩、强藩。元王好诗,并缀集解说,著有《元王诗》,自成一家。他不仅在政治上为西汉王朝的建立立下了功劳,而且在文化上为西汉楚国经学乃至儒学研究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楚国宫廷创建了一个以经学传授为中心的学术团体;二是开创了一个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

西汉时期,楚王宫不仅是历代楚王施政的王宫,亦是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学术高地。元王、夷王时期的近30年时间,两代楚王在封国内尊儒崇学、稽古礼文,延请申培公、韦孟、穆生、白生等一批饱学之士传授儒家经典。申培公先后在楚仕官传经至少35年,其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为博士者十余人……而至于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数”。彭城人韦孟连续担任了楚元王刘交、楚夷王刘郢客和第三代楚王刘戊的太傅。后来虽有楚王刘戊一度摈斥儒学,但从总体来看,汉朝的历代楚王、彭城王、下邳王及其属官幕僚,多能承前继后,倡导儒学,且其中不乏治经学出身的王侯守相。后起的著名学者又有沛人褚少孙、楚王刘嚣太傅唐长宾及任教于楚的薛广德,三人皆为申培公的三传弟子;彭城人龚胜、武原(今属邳州)人龚舍,是申公的四传弟子,皆师承薛广德学《鲁诗》,世谓之“楚二龚”;下邳人严彭祖,字公子,师事眭孟,著有《春秋公羊传》12卷、《古今春秋盟会地图》1卷,创《公羊春秋》严氏之学,他们为儒学在徐州地区的传播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西汉楚国创作的辞赋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据《汉书·艺文志》统计,楚国辞赋作者有赋55篇,其中陆贾赋3篇、平原君朱建赋2篇、宗正刘辟彊赋8篇、阳城侯刘德赋9篇、刘向赋33篇。这些文学成就的出现并非偶然,应和当时楚国的文化氛围息息相关。从国家宏观的文化政策来看,高、惠、文、景时期兼容并蓄,为儒学的传播与发展创造了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开创了西汉儒家官学和儒家政治的格局,为徐州儒学之崛起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到东汉时期,虽然文化中心西移,但徐州儒学仍保持发展的势头,如彭城的姜肱治学授徒,学生有3000人之众。汉末三国时期,彭城还产生了严畯、张昭等著名学者。

楚元王刘交对儒学的态度也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元王之后,刘富、刘辟彊、刘德三代苦心经营,继承并发展了楚元王家族的学术传统。至于刘向、刘歆父子,更是将这一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文化造诣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具体而言,刘交十分注重对子嗣学习《诗经》兴趣的培养,曾遣子刘郢客与申培公赴长安学《诗》于浮丘伯。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诸子皆读《诗》”的家风,并且代代相传,最终形成了几乎与西汉政权相始终的儒学世家。

楚元王开创的儒学世家人才济济,学术成果丰硕,他们继往开来,赓续文脉,将诸子百家与儒学相结合,并应用于政治文化领域,对西汉的政治、学术乃至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刘向父子:诸艺兼通的文化巨匠

刘向(前77—前6),原名刘更生,字子政,楚元王刘交之玄孙,阳城侯刘德之子,西汉经学家、文学家、中国目录学鼻祖。曾被汉宣帝征召受习今文《谷梁春秋》,与诸儒讲论《五经》异同于石渠阁。著述有《五经杂义》《五经通义》《五经要义》《周易系辞》《春秋谷梁说》《尚书洪范五行传论》《刘向谶》《孟子注》《说老子》《天问解》等。他还有许多文史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列女传》《新序》和《说苑》。刘向确定了一系列校书原则,堪称后世校雠书籍的典范。他所撰《别录》成为中国目录学开山之作。刘向好古琴,对古琴理论的贡献也很突出,曾著《琴说》一书,是最早的琴学专著之一。

刘向继承了楚元王世家崇儒守正的传统,“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同时又一改家族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作风,热衷政事,元、成时期多上书言事,“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也因此两次免官下狱。刘向在汉代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贡献和崇高的地位。

刘歆(前50—23),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是刘向第三子,他继承了楚元王世家好儒的传统风尚,少时即以“通《诗》《书》,能属文”而被成帝召见。哀帝时,因不满五经博士的功利主义学风而“欲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作为杰出的目录学家,刘歆与父亲刘向曾受诏一同“领校秘书”,整理了先秦西汉时期大量的儒家经典,并分别编入《七略》和《别录》,从而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儒家学术体系。通过对这些古文经籍的研习,刘歆摒弃了自董仲舒以来今文经学家解释经书时惯用的微言大义的方法,重视训诂,打破了今文经学在汉代的垄断地位,开启了古文经学的时代,将西汉的儒学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刘歆不仅是古文经学的继承者,还曾与父亲刘向共同编订了《山海经》。他兴趣广泛,除儒学研究外,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在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

刘向死后葬在徐州城北汴水之阳,后因水患,墓地多次迁徙,最终移骨城北九里山。戴延之《西征记》记载:“彭城……其城北三里有刘向墓。”苏轼《与杨元素二首》云:“(徐州)城北有刘子政墓,昔欲为起一祠堂,以水大不果。”刘向的74代传人刘志昌说,徐州刘向的后裔,是因为奉命在刘向墓地守陵而繁衍至今。刘向墓的位置,据民国《铜山县志》记载,原来“在城西北二里演武场南,墓侧旧有祠”,因黄河改道南徙,圮于水,后迁到陡山口南,即位于九里山刘窝村后的山上。现保存有墓碑一通,碑阳为“先贤中垒校尉刘向之墓”,碑阴上额题为“楚元王宗刘氏墓表”,为明嘉靖十二年(1533)楚元王宗五十九世孙刘景庸重立。为更好地保护这座墓碑,2001年,徐州市九里区政府在原址东建立了一座碑亭加以保护。近年来,有多批海外刘交、刘向后裔寻根问祖到徐州,举行祭祀活动。

三、关羽、华佗:不拘一格的民间崇祀

在徐州地区,对汉代人物的民间崇祀,莫过于关羽、华佗。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徐州地区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深受战争之苦的百姓在对现实政治失望之际,更多寄希望于某些超现实的力量,在此背景下,作为扶危济困代表人物的义士关羽和救死扶伤代表人物的神医华佗便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后来演化为关老爷和华祖爷的神灵崇拜,祠祀之风延绵不绝。武圣关羽的“忠义”观念、神医华佗悬壶济世的医德在徐州地区影响深远,成为三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这两位历史人物,民间并不拘泥于史实,也不纠结于其生前的成败利钝,而是持有宽厚的景仰态度,添加了许多传说和故事,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丰满、完美,从而使其焕发出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进而升格为神祇。

关羽在徐州活动的史实是:刘备接任徐州牧并把州治迁到下邳不久,即先后遭到曹操、吕布、袁术的攻击。汉末建安五年(200),刘备战败,与张飞失散,仅剩关羽驻守下邳城。曹操施计遣刘备的降卒混进下邳城做内应,并令夏侯惇挑战。关羽出城与夏侯惇大战,却被徐晃和许褚截断退路。关羽在土山进退两难之际,曹操派关羽的好友张辽前去劝降。关羽为了保护嫂子,预约三事,虚作答应。曹操厚待关羽,并将吕布的赤兔马赠与他。

后来,《三国演义》以此为依据,吸收民间故事、传说,在说书艺人话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演义出千里走单骑、身在曹营心在汉、过五关斩六将、封金挂印、古城相会等情节来。关羽的有情有义感动后世,不断被追捧,直至奉若神明。成为“武圣”的关公是典范后世、培育中华民族英雄主义的文化源泉;成为“财神”的关公则是保佑老百姓丰衣足食、财源广进的精神寄托。

全国各地关帝庙甚多,其中邳州境内土山镇的关帝庙颇有特色。庙里塑有两匹战马,一匹是关羽白色的原坐骑,另一匹是曹操赠与的号称中国古代四大名马的原吕布坐骑赤兔马。在土山顶有马迹亭,从这里原来可以看到下邳城。下邳城南门叫白门,是吕布被吊杀的地方。

土山原为青石山,后因受地震、洪水影响,山体变矮,土壤增多。土山镇距邳州市区约15千米,其所在的小镇因山而得名。据邳州旧志记载,三国时土山高30余丈,站在山顶,可以望到下邳古城。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第二十五回“屯土山关公约三事”使土山镇驰名中外。明天顺三年(1459),这里建成关帝庙,农历五月十三日关公“祭日”为庙会会期,从此祭拜的习俗逐渐形成。清雍正三年(1725),关帝庙重修,因五月天气炎热多雨,当地的绅士、名流和商家们在修庙的同时,将原农历五月十三日的祭日改为农历九月十三日。清朝光绪三十二年(1906),将这一天的公祭日改为庙会日。民国时期,邳州四大古镇的庙会相继举行,使土山关帝庙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进一步增大。2007年,土山关帝庙会被列入邳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名录。

与土山遥相呼应的汉文化景点还有沛县纪念吕布息战的射戟台和密布徐州城乡各处纪念华佗的华祖庙。射戟台毁于黄河泛滥,深埋于地下。而华祖庙世代香火繁盛,享祭不绝。

华佗(约145—208),字元化,一名旉,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的医学家,与董奉、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年轻时来到徐州访师求学,立志悬壶济世,带领彭城的樊阿、广陵的吴普等几个徒弟,以徐州为中心行医四方,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治好了无数病人,控制了流行疫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他创立五禽戏和发明麻沸散,为我国医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被后人称为外科鼻祖,是中国古代四大名医之一。

华佗的家乡不在徐州,然而他长期在徐州行医。彭城人樊阿(164—272)拜华佗为师,长期跟随行医。据《三国志·魏书·方技传》记述,樊阿向华佗求取对人体有益的药方,华佗传授给他“漆叶青黏散”。漆叶的粉末一升,青黏的粉末十四两,按这个比例熬制服用可以打掉三种寄生虫(蛔虫、赤虫、蛲虫),不但对五脏有利,而且能使身体轻便,且头发不会变白。樊阿遵照他的话去做,活到一百多岁。如今,漆叶和青黏在丰、沛、铜山、邳州一带仍然到处都有生长。可见,由于华佗在徐州一带长期行医,对徐州地产药材非常熟悉。徐州现存四座华祖庙,是全国华祖庙最多的城市之一。徐州市中医院大院中央铸有华佗铜像,其他县城亦有多处华佗纪念建筑。纪念华佗,在今天人们普遍追求健康长寿的国际大趋势下,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文明。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唯其多元,方能包罗宏富;唯其兼容,方能守正创新。徐州地区的汉代文化是对河洛、齐鲁、三秦、三晋文化和吴越、荆楚文化的扬弃和选择,并由地域文化实现了共融升级的迭代传承,从而逐渐融入国家、民族文化中,化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作者简介:周奎生,徐州生物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基础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