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导淮:近代淮安复兴的重要转折
—兼论胡雨人《江淮水利调查笔记》导淮入海思想的形成
胡雨人(1867—1928),无锡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教育,创办现代学校,为晚清民国著名教育家,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水利学家。清宣统三年(1911)二月至六月期间,胡雨人作为江淮水利测量局调查员,以测量局所在的淮安清江浦为原点,连续五次只身对江淮地区开展水利调查,其中长江以北4次,江南无锡太湖1次,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数万字的《江淮水利调查笔记》(《辛亥水利调查笔记》),对以淮安清口水利水运枢纽为中心的主要河流湖泊及其沟通的江淮各主要河流水系状况、演变原由作了详实调查梳理,对导淮治运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也是研究晚清民初黄淮运地区社会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近代淮安作为明清“运河之都”由盛而衰、再艰难复兴的历史有重要价值。故撰写本文,希望抛砖引玉,引起学界重视和深入研究。
一、淮安由盛至衰与艰难复兴
江苏河流湖泊众多,“苏境之水,江、淮与河,四渎得三”。淮安又是江苏北部主要河流湖泊的汇聚中心,自古就是水利水运枢纽中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水利水运条件,为淮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南船北马、水陆并重的淮安成为军事战略要地、兵家必争之地、南北文化融合之地。
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前,没有直达北京的水路,长江流域漕粮需要从里运河运至淮安后转入淮河,经中原转到北京。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淮安到北京的交通优势地位更加凸显。“自永乐都燕后,岁漕东南四百万石,由江涉高宝湖,绝淮入河,经会通河出卫河白河,溯大通河以达于京师,诸洪泉坝闸以次修毕”。
淮安由盛转衰标志是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厢改道北徙,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山东段中断,漕运停顿。此时南北方战乱交替,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清廷顾此失彼,无暇治理黄河,导淮治运难以实施。随后海运兴起,试办漕运也难以维系,最终废止。淮水无顺畅出路,冲击运河,周边水系遭到破坏,诸多原因叠加,作为“运河之都”的淮安,在享誉明清数百年繁荣之后,晚清民国始终处于衰落之中。
近代以来,包世臣、龚自珍、魏源、康有为、郑观应等众多名士多认为,明中后期以来山东、河南、安徽江淮黄运沿岸严重灾害主因是为维持腐败的漕运制度而实施的“挽黄保运”“束水攻沙”“蓄清刷黄”,强行阻止黄河北流造成的,必须实行海运或废除漕运。然而,水利水运关系错综复杂,沿岸各省的情况不同,不能统而论之。
根据学者综合研究,“以大运河枢纽淮安段为例,历史上有四个时期治理黄、淮、运水运水利的规模最大,创新成果明显。一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陈瑄时期,以开清江浦、建五闸为其代表;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李化龙时期,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为理论指导,修高家堰蓄淮、用淮治黄、开泇河避黄工程是其代表;三是清康熙年间的靳辅(含于成龙、张鹏翮)时期,以‘疏海口导黄注海,辟清口敌黄’‘避黄改运,以水刷沙’为方略,开中运河、开洪泽湖尾闾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建百里夹水堤为主要工程成就,使运河又维持了相当时段;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50年,是以根治淮河,综合利用水资源,发挥运河综合效益为指导方针,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
近代以来的水利水运发展证明,解决水患的关键是国家稳定和重视,科学治理,先水利后水运,水利就是导淮解决两淮水患,之后再恢复运河。“淮利水也,非祸水”。“河徙而淮不治,一隅之利,全局之祸也。一时之利,百世之祸也。必已祸而后可以永利。故治水必以导淮为第一义”。晚清民国既是淮安千百年城市曲折发展的衰落沉沦时期,也是近当代走上漫长复兴之路的起点,而其中一个重要标志是水利建设前奏的科学导淮的艰难起步。
当然,真正的复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开展的大规模全流域治淮,根治水患,淮水入江入海入运,长年安澜,大运河高等级航道网贯通顺畅,真正做到了水利水运的“双赢”。
二、晚清民国导淮刻不容缓
“黄河北徙,故道淤高,淮不能出,久久不治,于是有同治五年清水潭之决祸”。清末江淮水患频发,最严重的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水灾,涉及包括两淮、及江北运河沿线多个县。就在这之后,宣统元年、二年、三年(1909—1911),黄淮运六塘河等均发生多次水患。孙中山《建国方略》指出导淮刻不容缓,“淮河……其通海之口近年已经淤塞,故其水郁积于洪泽湖,全恃蒸发以为消水之路,于是一入大雨期,洪水泛滥于沿湖广大区域,人民受其荼毒者以百万计。所以修浚淮河,为中国今日刻不容缓之问题”。胡雨人认为:“吾国弥天大祸,一在长淮不渎,而横溢为灾,一在江皖鲁豫四省毗连地之永为盗匪世界,二祸相因而至,全国糜烂,必此一源导之。救治之不二法门,必确定导淮由灌入海,而陇海铁路即以灌淮合流之处为终点铁路,新淮两大长线锐角相交,水陆精华辐凑皆集,昔日之饥荒盗匪,从此各安生业而悉为良民,国家利害转机,孰有大于此者。”
科学测量是现代水利学的基础,也是科学导淮的前提。宣统元年(1909),张謇向江苏省谘议局建议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成立江苏水利公司(江淮水利公司),组织力量实测淮河水系河道、地形、雨水、水位、流量,着手导淮的技术准备。宣统三年初,江淮水利公司改为江淮水利测量局,展开淮河流域各河道、水文测量,胡雨人于此时受聘担任调查员。
宣统三年二月底,胡雨人一出淮安城,就感受到水灾及其善后情形:出清江浦北行,经王营、丁家集、五里庄、曹家圩、汤集至泗阳王圩,这一带地形已经发生变化,新修了路和桥,开了河道,但质量不高,又被河水冲毁。询问当地人才知道,修筑桥梁、道路、开凿河道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时美国援助面粉救灾的副产品。当年美国援助采取的是以工代赈的方法,与灾民约定以修建水利工程换取面粉。以工代赈是古今中外常见的救灾方法,无可厚非,但胡雨人了解到美国的援助仍然控制在握有赈灾分配实权的董事手中,实际并没有直接给修桥工人,存在被地方劣绅挪用或贪污的可能性。
胡雨人记录了所见各地因连年灾荒,地方官员救灾不力而导致的灾民流离失所、“啜粥延命”、饿死甚多、横尸野外的场景:“一路南行,见江南遣归饥民已陆续北上。岸滩边间有窟窑,每见饥民缩缩卧其中,或头足齐露洞口,或蜷伏一团,似死非死,似生非生。至清江则见街市两阶,累累如贯,均非人状。深夜进城,仍见如前。予住浦三日迄,尚未散。”
水利水运工程毁坏,特别是大运河,周边水利无人问津,衰败景象跃然纸上。“(三月)初二日早起南回,沿运河左堤下行。堤久不修,然甚固,两滩麦颇茂,较之一路平地所见,判若天渊。堤外里许,有甚高之遥堤,过双金闸乃无之,因有盐河与之并行。我国运河洵天下之大工哉!竭全国之力成此大工,以养无数之官役,而运入京仓,期待之军官偏又食不下咽,徒以半价卖之贫户以充饥饿。而沿河之民田水利,数百年不遑过问,膴膴周原,一日尺雨,全成泽国,无沟洫宣泄之为祸耳!”
“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古淮河下游地区已经面目全非。
三、江淮水利调查和测量的兴起
要复兴两淮,就必须治理淮河,使淮水安澜,复黄河故道入海,这就是早期的传统导淮办法。同治五年(1866)山阳丁显上《复淮故道图说》,与阜宁裴荫森、宿迁蔡则沄吁请导淮复故道入海,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清廷,予以回应,之后两江总督和漕督加以治理。曾国藩成立导淮局,“清口,咽喉也;高堰,心腹也”。传统导淮,基本上针对杨庄黄河故道河底高于洪泽湖底丈许的危情,主要办法就是从杨庄开始疏浚,疏导淮河入海,循环往复。
同治六年(1867),漕督张之万挑杨庄以下5000余丈。漕运总督杨昌濬奏挑杨庄至汤庄黄河故道40余里。光绪七年(1881),两江总督刘坤一再次成立导淮局,盐税支持,挑自杨庄起至安东县东门外,又酌量挑至云梯关。光绪九年(1883),两江总督左宗棠在清江浦建“复淮局”,后因调走未办成。光绪十三年(1887),两江总督曾国荃挑杨庄以下200余里。
著名水利学家、教育家许心武晚年撰文特别指出:“戊戌变法后,人们大大地觉醒了,普遍存在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潮。人们自动地举办了许多维新事业,导淮救灾自然是一桩大书,于是有很多人研究导淮事业,写书,写文章,办杂志,乃至自备资斧,不怕风雨和烈日,步行勘察淮河水道,研究设计方案。我们记得,淮北武霞峰(武同举)和江南胡雨人等,都是学人和治河专家,而南通的张謇则居高临下,提倡甚力,并建立机构,培育人才,为导淮事业做了许多实际准备工作。导淮入江、入海及江海分疏等计划就是这时产生的。”
张謇为近代导淮影响最大人物,光绪三十二年,张謇促成端方建立“导淮局”,设在清江浦,张謇任导淮局总参议。但长期停留在传统治水阶段,知难行更难。水利学界公认江淮水利测量和导淮方案是科学导淮的开端,张謇是首功。张謇任江苏谘议局议长,通过的第一份方案就是成立江淮水利公司。“张謇以测量起步,以数据说话,将治淮事业引入到一个科学规划治理的新阶段,是治淮史上的一个创举。”
孙中山《建国方略》说导淮“近年迭经调查,屡有改良之提案”,这里的迭经调查,主要指晚清民初许多人的努力,有江苏的张謇、胡雨人、武同举,安徽的柏文蔚,山东的潘复以及美国的詹美生、费礼门等中外水利家的调查和测量工作及其导淮方案。
限于目前的认知,可以肯定胡雨人为淮河流域大规模水利调查的先驱者之一。作为测量局的水利调查员,胡雨人的调查略早于詹美生,比1914年张謇与荷兰工程师贝猛龙同勘淮河早三年,比潘复主持、武同举参加的苏鲁两省1916年会勘运河也早五年。
从宣统三年4月18日至1912年6月14日,美国红十字会委派工程师詹美生在淮河流域,主要是江苏、安徽淮河以北考察勘测。在此之前,张謇领导的江淮水利测量局已经组织人员展开测量活动,胡雨人作为测量局的水利调查员,宣统三年二月至六月先后4次独立只身实地考察,写下了详尽周到的调查笔记,提出了导淮方案。
1912年,詹美生发表《美国工程师詹美生报告书》,认为“测绘之事告阙成功”。张謇随即发表《江北水利测量局对于詹美生报告之声明书》,指出詹美生报告中与张謇江北水利测量局有关的内容“语多失实”。具体归纳为四大误:一误是江北水利测量公司早在詹美生来华前半年就成立,公司派员接待詹美生,并陪同前往各处巡阅,“以客礼待詹美生君”,但公司测量人员并非如詹氏所说受其督理。二误是詹美生所说的1912年6月12日测绘成功一说,子虚乌有,公司的测量工作并未完成。三误是詹美生来华时间很短,并未认真履行测量工作,却称其将赴上海绘制测量图,而事实上是窃取了公司测量人员测量日记中的成果,擅自引用在自己的报告中。四误是詹美生称如果有款项,两个月内即可“将最后测绘之工,接续开办”。这与他前面所说绘图成功相矛盾。
当然,光绪三十三年,美国红十字会与在淮安的传教士积极展开救灾工作,采取以工代赈方法,在洪泽湖、淮阴、清江浦、淮安、涟水、泗阳、宿迁、滨海等地修建了一些水利工程,诸如开新河、疏浚旧河、整治河道、架设桥梁、修建道路,甚至在黄河入海口附近建渠导灌河入海,这些情况,胡雨人在调查笔记中多有记载。如天然引河通洪泽湖河堤,称“林公堤”,“土人谓之洋堤。堤形似曲尺,南北二里许,东西沿湖。闻延长十有余里,过曹家嘴。此系光绪三十三年美国林教士放散面粉,以工代赈所筑,藉以捍御湖水者,因名之曰林公堤”。
林教士系美国牧师林亨理(林嘉善)、医生林嘉美,在西门大街购屋设堂传教,名曰“福音堂”。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根据《江淮水利调查笔记》记载,林教士等在淮安府组织了许多水利工程,包括在入海口开挖的“小黄河”,那么在实施工程之前,美国赈灾中是否派有工程师来指导建设,是否进行过水利调查和测量工作,有无制定过工作计划或规划,是否形成导淮方案,是否留下档案材料,后来参与导淮的詹美生等多与美国红十字会有关系,是否了解这些情况,对他的导淮测量和方案是否有借鉴和影响等,都是空白。笔者认为,作为受美国红十字会派遣来华的水利工程师,詹美生不可能不了解这些情况,他对导淮的认识,除了源于自身的勘察实践和江淮水利测量局提供的资料,应该还有这方面的帮助。关于这个问题,限于个人能力,只能寄希望学界关注和深入研究。
四、胡雨人的江淮水利调查与导淮入海方案
胡雨人的江淮水利调查是以江淮水利测量局所在地清江浦为中心展开,又是对以淮安为枢纽的各河流水系次第调查。其范围以明清淮安府辖区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调查最多的是清口地区。清口有大小之分,跨黄河故道南北,荀德麟研究空间范围为“北界桂家塘北侧,东至杨庄活动坝和淮阴三线船闸一线,南到洪泽湖临湖堤与太平堆一线,西到中运河三百六十丈越堤和废黄河南岸七堡石工一线,其面积大约在40平方公里左右”。包括今天的淮安市淮阴、清江浦、泗阳等区县。泗阳是胡雨人从小生活的地方,民土风情非常熟悉,调查次数多、时间长。
实地调查时间在宣统三年初,分5次:江北4次,江南1次。这里主要介绍4次江北调查的主要活动范围、调查内容及收获。从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到闰五月十八日,实际调查时间合计约70天。
第一次调查 时间从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四日,调查前后7天。活动地点主要在清江浦附近百里观览考察。范围涉及今淮安市的清江浦、淮阴,宿迁的泗阳。考察黄河改道后黄河故道状况及沿途中运河、里运河、盐河、六塘河、顺清河及清口杨庄、西坝、双金闸、三闸等水利工程。调查发现水利设施毁坏严重,淮河淤积洪泽湖,极易形成大灾,提出应即自杨庄黄河故道,向下流开浚,普遍测量,为统筹全局之用。
第二次调查 时间从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九日,调查前后10天时间。查杨庄以西之河淮运今昔情形,又西南经张福引河高家堰东下三河,穿宝应湖溯运堤北回。具体范围包括淮安市的清江浦、淮阴、洪泽、金湖、淮安和扬州市的宝应等区县。调查详细察看黄淮运交会处,发现杨庄黄堤稍高于运堤,相差不过数寸,盐河运河地形则高低悬殊;马头淮、运交会处,淮水自张福引河来,会运河过三闸东下;顺清河对岸为黄淮交会处,有光绪十三年(1887)郑州决口时所开新河,至七堡与黄河旧槽交通。认为张福河应为未来导淮之重要河道,七堡为重要节点。
第三次调查 时间从四月十一日至五月三日,调查前后22天。调查地点为淮安、宿迁,重点是泗阳,“查天然引河以北之湖边情形,并规定归仁堤上下游浚河之应行事宜”。调查发现天然引河已经淤塞,洪泽湖与卜子湖之间有成子河,地皆砂礓,不易开浚,黄河归仁堤以南七条引河沟通洪泽湖,但多堵塞不通,上下游因堵浚利益不同,民众斗争激烈。认为欲大治归仁堤上下游水道,黄河归槽筑堤、两滩悉为膏腴,必须加快导淮入海进程。
第四次调查 时间从五月十八日至闰月十八日,前后30天。本次调查时间长、范围大,主要涉及淮河及沂沭泗流域,淮安以东、以北、以西,涉及苏鲁皖三省,重点调查黄河故道入海河道、鲁苏间运河、蚌埠至洪泽湖段淮河等。具体范围包括淮安、涟水、阜宁、响水、滨海、灌云、海州、宿迁、邳州、枣庄、台儿庄、微山、徐州、濉溪、萧县、灵璧、泗县、泗洪、五河、盱眙等县市。本次调查基本形成导淮入海方案和具体线路,同时考察邳州沂河入运情况,提出要解除邳宿水患,须堵塞沂水入运诸口,大浚骆马湖,使沂河独立入海;认为濉河关系徐州、宿州、淮北及苏皖淮河五河、泗县、盱眙、洪泽等洪泽湖周围,只有睢淮并治,上下游协作,完成导淮入海大业,方能根治水患,使盗贼猖獗现状扭转。
调查而非测量,所用方法主要是实地勘察、步量、查阅资料、随时访谈,拜访地方水利专家、召开座谈会等。交通方式主要是步行、乘舟,偶尔坐车,枣庄至台儿庄乘过一段火车等。调查中风餐露宿,经受狂风暴雨,淌河涉水,甚至遭遇盗匪,吃尽苦头,受尽磨难。
在4次70余天的大范围水利调查实践中,胡雨人的导淮思想愈发明确,相较于全淮入海、全淮入江、江海分疏3种导淮方案,胡雨人赞同江海分疏,不能完全导淮入江。导淮入海不能循黄河旧槽,因为黄河故道除了地势高,沙土无法挖河外,故道已经基本成农田,两岸大堤乡村化,房屋众多,人口密集。“晨起,由清江向杨庄行,道经黄河南堤。顺堤下行,堤上居民颇多,堤内麦颇繁茂,与平地大异”。因此,他主张淮河自杨庄起走盐河分流入海。具体来说,即在洪泽湖利用张福引河加以疏浚,从七堡回归至淮阴杨庄黄河故道后入盐河,到涟水老堤头后,与盐河分离,开一条新的河道。为避免过早与潮河(灌河)交汇,不在响水口入潮河,而是直接延伸到潮河尾闾蛏架港(响水陈家港)再汇入灌河口入海。这样就避免沂河六塘河汇入潮河与导淮之水叠加,危及海州。
胡雨人的导淮方案,广泛吸收地方水利专家意见,将传统导淮线路与自己亲身调查以及科学测量后的导淮方案结合,加之他是江南无锡人,没有张謇、武同举、柏文蔚、潘复等导淮方案的地方掣肘,所以是比较客观中立,可操作性强。
武同举坚决反对导淮走盐河从淮北灌河入海方案,他主张利用黄河故道,复淮河故道。虽然胡雨人在张謇开办的江淮水利公司任职,但其在1923年发表的《导淮入灌及陇海铁路终点意见书》中,对张謇“最后之七分由运入江,三分由黄入海计划,盖鉴于海州人之多数抵抗,不得已而为此主张”提出商榷,认为时势已变,“海人觉悟,知交通之大利,而有陇海铁路必以灌河为终点之电争”,故应使之“俾知二千里长淮水运、四千里铁路陆运之利,悉萃东灌海滨,有百利而无一害,则数十年之聚讼一朝解矣……”他坚持导淮入灌入海,“至统筹国家大计,非同时确定导淮入灌、由灌入海不为功。导淮入海,主张最力者,亦张公也。导淮路线,自张福引河东接盐河,东北至老堤头,地二十里,直接窑河至响水口,会灌河入海,允为最适当最简易之工程”。“此河测量自张公发起已数十年,其结果报告所列各线之高下最顺、距离最短、工程最易者,任何他线终不如由引入盐,由盐入灌,由灌入海之佳。雨人于宣统三年为江淮水利局实地调查时,早主此说载笔记中,当时尚无具体之测量报告也,至民国七年江苏水利协会韩会长呈齐省长文,根据江淮水利局测量实数看之,最为畅明”。
孙中山《建国方略》对美国红十字会委派的工程师詹美生所制的导淮方案谈及了意见:“美国红十字会技师长詹美生君,曾献议为淮河开两出口,其一循黄河旧槽以达海,其一经宝应、高邮两湖以达扬子江。在此计划,吾赞成詹君通海、通江之方法,但于用黄河旧槽及其经过扬州西面一节,有所商榷。在其出海之口,即淮河北支已达黄河旧槽之后,吾将导以横行入于盐河,循盐河而下,至其北折一处,复离盐河过河边狭地,直入灌河,以取入深海最近之路,此可以大省开凿黄河旧路之烦也。其在南支在扬州入江之处,吾意当使运河经过扬州城东,以代詹君经城西入江之计划。盖如此则淮河流水,刚在镇江下面新曲线,以同一方向与大江会流矣。”孙中山支持詹美生的导淮入江入海大部分方案,但也有修改,而修改的导淮入海方案主张走盐河,之后在盐河北折一处,与盐河分离,另开一河直入灌河。这恰恰与胡雨人提出的导淮入海意见较为接近。
1929年,由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副总工程师须恺等在总结前人方案、实地调查、科学论证基础上制定的《导淮工程计划》,对胡雨人等的导淮入海方案多有采纳。例如,李仪祉考察灌河后,与胡雨人一样对其潜力十分看好:“将来便就燕尾港及陈家港一带地方,建设港埠,并使水路接通淮运,陆路接通陇海,南至上海,北至青岛,均一日可达……灌河港惟未来之新浦墟沟所不及,其形势实较海河、黄浦,或闽江尤为优美……(灌河港)乃孙总理实业计划中之二等港也。”
1934年,江苏省初步导淮工程实施,首先疏浚张福河,但入海线路作了修正,干脆在七套以下另开一条河道,直接入海,这就是中山河。中华人民共和国治淮以来,先后新开了南潮河、陈坎河、七套河等多条分疏河道,引导黄河故道等洪水至陈家港入海,这与胡雨人的设想也是契合的。
或许正因为如此,著名水利学家、教育家许心武将胡雨人与张謇、武同举并列为清末导淮贡献最大者。
(作者简介: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