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东临黄海，大运河、淮河、长江纵横其中。

不同的水域造就了不同的地理空间，不同的区位优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带，“淮河文化带”“长江文化带”“滨海文化带”“运河文化带”孕育了古代江苏的地域文明，谱写了水韵江苏的华丽篇章。

一、淮河文化带的农业文明

淮河自西而东横贯江苏，淮河流域的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与扬州、泰州、南通的北部属淮河文化带，淮河文化带的农业文明为中华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1]

距今10000年前后，人类由采集野生谷物发展为有意识地栽培谷物，从而产生了农业。水稻、小麦、玉米是世界三大粮食作物，中国是水稻的起源地。

农业起源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事件，农业起源导致了以定居为主的生活方式和聚落的出现，农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和人类社会的加速发展，为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因此，农业的起源与文明的起源一脉相承。

《周礼·夏官·职方氏》载：“东南曰扬州……其谷宜稻。”我国古代的粮食作物有粟和稻，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分为粟作农业文化区和稻作农业文化区，淮河文化带为稻作农业区。稻作农业又分为籼型稻作农业和粳型稻作农业：北纬32度左右为偏粳型—粳型稻作农业分布带，北纬30度左右为籼粳混杂型稻作农业分布带，北纬30度以南为偏籼型—籼型稻作农业分布带，淮河文化带为偏粳型—粳型稻作农业分布带。[2]

稻作农业起源于原始先民对野生稻的栽培驯化使野生稻的原始种质从量变到质变，即野生稻—“栽培的稻”—栽培稻的驯化过程。栽培稻是由野生稻经过人工栽培，逐渐演化成适用于栽培的稻种，野生稻的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栽培的稻”即驯化过程中的稻，目前我国发现的稻作农业遗存绝大多数为驯化过程中的稻，即“栽培的稻”。

稻作农业的研究对象主要为炭化稻米、水稻植物硅酸蛋白石、水稻稃壳的双峰乳突植硅体等，这些都包含在遗址的土壤中。炭化稻米的获取是按地层对遗址土壤进行浮选，利用水的浮力浮选出炭化稻米；水稻植物硅酸蛋白石的获取是利用沉降速率去除遗址地层的土壤胶体，洗漂干净后，干燥制片，在光学显微镜下观察、测量水稻叶片机动细胞硅酸体的形态；双峰乳突植硅体的获取是将种子样本放入净水中，用超声波洗净表面，晾干后在扫描电镜下观察、测量水稻稃面的双峰乳突，判别双峰乳突的模式和特征。

淮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稻作农业起源地，江苏与稻作农业相关的重要遗址有泗洪顺山集和高邮龙虬庄，从顺山集到龙虬庄浓缩了淮河文化带的农业文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顺山集遗址的土壤中发现了距今9000—7000年之间的扇形植硅体、双峰乳突植硅体、水稻刚毛植硅体等稻作农业遗存。[3]顺山集的稻作农业延续了1500年之久，不仅将我国稻作农业文化区的北缘推至北纬33度以北，而且将我国淮河流域稻作农业的起源时间推前至距今8500年之前。

距今10000年前后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和浙江浦江上山遗址稻作遗存的发现标志着我国稻作农业起源，标志着我国出现了粗放型的抛种捋收的稻作农业；距今8500年前后的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浙江萧山跨湖桥、嵊州小黄山，河南舞阳贾湖、邓州八里岗等遗址发现稻作农业遗存和稻作农业生产工具标志着我国出现了以农耕为主的、循农时作业的稻作农业。顺山集遗址的稻作农业遗存的发现表明距今8500年前后淮河下游已出现以农耕为主的、循农时作业的稻作农业。

图1 龙虬庄遗址出土的炭化稻（比例相同,1-3为“栽培的稻”，4为栽培稻）（张敏 提供）

龙虬庄遗址的第8层到第4层浮选出颗粒完整的炭化稻米4000余粒，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对稻米粒型、水稻植物硅酸蛋白石进行了分析研究，结论是炭化稻皆为偏粳型—粳型稻，第8层至第6层的稻米粒型小于现代农家品种，属“栽培的稻”；而第4层的炭化稻的粒型突然变大，达到现代农家品种相似的水平，已具有无芒、耐脱粒性强、稻米大粒化等栽培稻的基本特征，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栽培稻（图1）。[4]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系还在炭化稻米中成功提取了单粒炭化稻的DNA片段[5]，这是我国第一次在炭化稻中成功提取了单粒炭化稻的DNA片段。

龙虬庄遗址发现的距今6500—5500年之间炭化稻粒型的演变反映了龙虬庄先民在水稻栽培过程中，从无意识的驯化到有意识的驯化，并经过长时间的选择育种而产生显著效应的全过程，龙虬庄遗址第8层至第4层的炭化稻不仅完整阐释了淮河流域“栽培的稻”—栽培稻的驯化过程，而且第一次发现了我国最早的栽培稻，将我国出现栽培稻的时间提前至距今5500年之前。

二、长江文化带的古国文明

长江自西而东横贯江苏，沿江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与扬州、泰州、南通的南部属长江文化带，长江文化带的古国文明开创了中华文明的新纪元。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财富的积累是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贫富分化与等级分化是文明社会的政治基础，国家的出现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文明社会诞生的标志。

文明社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和递进性，古国、王国、帝国是国家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古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初出现的国家形态，古国文明要素有三：一是出现具有“王都”性质的中心聚落，二是出现具有“王陵”性质的大型墓葬，三是出现共存的象征王权、神权的礼仪用器。

崧泽文化距今6000—5300年，张家港东山村是等级最高的崧泽文化遗址。

图2 东山村M90随葬器物分布图（张敏 提供）

东山村1号房址的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14.7米、东西宽5.75米，加之附属建筑，建筑面积达97平方米。西部有缓坡门道，房屋四角有大柱洞，中间有方形或长方形土柱础，内有小柱洞，房屋内部有墙壁倒塌后形成的大面积红烧土堆积。《周易·系辞下》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它为崧泽时期面积最大、等级最高的单体建筑，它既是聚落内部的核心建筑，更是具有“宫室”性质的特大型单体建筑。特大型建筑的出现反映了建筑与聚落、建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特大型建筑在聚落中的位置与社会中的地位。

图3 东山村特大型墓葬随葬的礼仪用器（1为陶质大口尊，2为石钺）（张敏 提供）

东山村特大型墓葬集中分布于东山村遗址的西区墓地，墓坑长度大于3米的墓葬有90号墓、91号墓、92号墓、95号墓，墓葬皆有十分丰富的随葬器物，90号墓的随葬器物多达65件，陶器有鼎、豆、壶、鬶、罐、盘、盆、尊等，石器有钺、斧、锛、凿等，玉器有璜、玦、环、珰等，是长江文化带随葬器物最多的崧泽文化墓葬（图2）。

东山村特大型墓葬的随葬器物中，出现了象征王权、神权的礼仪用器钺和尊（图3）。

钺，本作“戉”，《说文·戈部》载“戉，大斧也”。钺或用于“杀”，《礼记·王制》载“赐弓矢然后征，赐鈇钺然后杀”；或用于“伐”，《史记·殷本纪》载“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杀”用于族群内部秩序的治理整顿，“伐”用于族群外部的讨伐征战，《孟子·滕文公下》载“杀伐用张，于汤有光”，钺象征着墓主为拥有杀伐权的酋，钺是王权的象征。

尊，本酿酒之器，《说文·酉部》载“尊，酒器也”，《周礼·天官冢宰·酒正》载“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巫在祭祀时需双手捧酋向神灵荐酒以示虔诚至极的崇敬，即“尊”的象形；巫在饮酒后产生与神灵沟通的既视现象或幻觉重现，即“尊”的效应。尊象征着墓主为拥有祭祀权的巫，尊是神权的象征。

反映墓葬等级的要素有墓葬位置、墓葬规模、随葬器物等，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随葬器物。随葬器物既是墓主生前社会地位的直观反映，也是墓地等级的直观反映。以10件随葬器物为一个级差，以随葬器物最多的顶级墓葬作为墓地等级的代表，长江文化带的崧泽墓地可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东山村90号墓，第二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武进乌墩15号墓、常州圩墩122号墓，第三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江阴南楼12号墓、张家港徐家湾13号墓，第四等级墓地的顶级墓葬有常州新岗5号墓，第五等级的顶级墓葬有张家港许庄1号墓。

东山村聚合了周边的乌墩、圩墩、南楼、徐家湾、新岗、许庄、寺墩等族群，构成东山村聚落群，它是太湖流域唯一具有都邑性质的聚落群，东山村遗址是凌驾于东山村聚落群诸遗址之上的中心聚落。

象征王权、神权的礼仪用器的共存现象表明长江文化带已出现集王权、神权于一身的族群首领，已出现具有众酋之长与群巫之首双重角色的族群首领；东山村聚落的发现标志着太湖平原出现了“酋巫一体”社会管理模式的“崧泽古国”。

“崧泽古国”是原生古国，诞生于距今5800年前后的崧泽早期，“崧泽古国”的年代早于巢湖平原的“凌家滩古国”、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古国”、海岱地区的“大汶口古国”和中原地区的“河洛古国”，“崧泽古国”的出现表明我国的古国时代滥觞于长江文化带的太湖平原。[6]

三、滨海文化带的盐业文明

江苏东临黄海，连云港、盐城、南通属滨海文化带，滨海文化带体现了我国古代的盐业文明。

食盐的种类有海盐、井盐、矿盐、湖盐、土盐等，海盐是用海水晒成或煮成的盐。[7]《说文》载“盐，咸也……古者，宿沙初作煮海盐”。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盐，卤也。天生曰卤，人生曰盐。”盐是烹饪中最常用的调味料，是储存食物的防腐剂，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食物之一。

新石器时代的食盐不仅是人类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而且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夏商周时期的食盐不仅是国家的经济支柱和官府的专控产业，而且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春秋时期，管子将“官山海”的“盐策”作为齐国的基本国策。

江苏自古有渔盐之饶，盐业历史悠久，规模宏大，有文字记载的盐业史可上溯到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西汉初年的吴国。

图4 《嘉靖两淮盐法志》中的《两淮盐场总图》（张敏 改绘）

《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西汉初年，江苏已有大规模盐业，《史记·吴王刘濞列传》载“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越绝书·吴地传》载“高皇帝更封兄子濞为吴王，治广陵”，吴王刘濞治广陵，其“煮海水为盐”之地当在今盐城、南通沿海。

江苏的盐业遗存众多（图4），与制盐相关的遗迹有盐场、盐灶、卤水井、淋卤坑、储卤坑、摊场等，主要分布于赣榆至海门的沿海地带。除此之外，在淮安、泰州、扬州等地也发现了盐业遗存。已发掘的重要的盐业遗存有商代的连云港葫芦山遗址，周代的连云港尤庄遗址群、石河遗址、新庄遗址，战国至汉代的连云港李庄遗址，汉代的盐城沙井头遗址，唐宋时期的大丰丁溪村遗址、后北团遗址、东台缪杭遗址等，盐业遗存的年代从商周时期至明清时期。

图5 连云港尤庄商周时期制盐遗迹（张敏 提供）

尤庄遗址群有数十处盐业遗址，呈带状分布，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尤庄遗址发现的文化遗迹有盐灶和制卤坑（图5），出土的文化遗物有陶鬲、陶罐等生活用器和制盐的厚胎红陶釜和陶支具等，年代为西周晚期。盐城沙井头遗址发现汉代的管式建筑基址、道路、水井，成规模排水设施，出土的文化遗物有筒瓦、瓦当、陶水管等，推测沙井头遗址为西汉临淮郡盐渎县县治所在。

江苏有着得天独厚的盐业优势，江苏的盐业考古有着广阔的前景，江苏盐业遗存的发现有可能将我国盐业的历史上溯到距今4000年前的史前时期，江苏滨海文化带的盐业文明对中华文明的产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运河文化带的王国文明

江苏是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地，是运河文化最发达的省份，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都属运河文化带。

运河是人流物流的大通道、国家经济的大动脉。元明清时期，运河的主要功能是盐运和漕运，扬州有两淮都转运盐使司，淮安有漕运总督府，然江苏开凿的运河的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

吴国是春秋五霸之一（图6），其先后开凿了“胥溪”与“邗沟”，成为中国运河的发源地。

运河是用以沟通地域或水域之间的人工水道，通常与自然水道相连，胥溪运河是“中江水道”的一段。

中江即长江。《尚书·禹贡》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汉书·地理志》曰：“芜湖，中江出西南，东至阳羡入海。”阳羡，今宜兴。伍子胥为了伐楚，巧妙地利用古丹阳湖解体后的河流湖泊和泄洪水道，通过人工开凿的“胥溪运河”沟通了水阳江与荆溪，开通了太湖与长江之间距离最短、最安全的“中江水道”（图7）。

“中江水道”由皖江芜湖段出青弋江、水阳江，经高淳的固城湖入胥河，再经溧阳的南中河，宜兴的荆溪、西氿、东氿入太湖，其中沟通固城湖与南中河的胥河段为人工开凿，故名“胥溪运河”。[8]

“中江水道”沟通了长江和太湖，变长江下江段的逆水行舟为顺水行舟，成为吴国最重要的军事交通要道和经济命脉。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率伍子胥、孙武等在柏举大败楚军后，一举攻占楚国的郢都。柏举之战是春秋时期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战争，柏举之战奠定了吴国争霸中原的基础。“中江水道”缩短了吴国运送兵员、运送粮草的距离，在吴楚争霸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6 阖闾城复原示意图（张敏 绘制）

“中江水道”比秦国的都江堰、灵渠和韩国的郑国渠早250—300年，“中江水道”两岸既有春秋时期的鸠兹城、固城等吴国都城，[9-10]也保存着大量的土墩墓，从而形成我国最早的运河文化带和江苏最早的王国文明。

邗沟原为淮河支流，在春秋之前已成为一条沟通南北的重要水道，江淮东部发现的文化遗留表明有虞氏部族曾沿邗沟南徙（图8）。

作为运河的邗沟开凿于吴王夫差时期，是江苏第二条人工开凿的运河，也是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初始河段。

《左传》哀公九年（前486）载：“秋，吴城邗，沟通江淮。”《水经注·淮水》曰：“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自江东北通射阳湖。”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邗沟，沟通了长江与淮河。公元前484年，吴国败齐师于艾陵。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率军沿水路北上，会晋定公于黄池（今河南省封丘县境内），争霸中原。

图7 “中江水道”示意图（张敏 绘制）

隋唐至明清时期，江苏的运河文化达到鼎盛。“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汴水是隋唐大运河的一段，泗水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汴水、泗水交汇后经邗沟流向江南。《资治通鉴》卷259载：“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交汇于江苏，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江苏特有的运河文化带。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2024年11月13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江苏省文史研究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扬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传承水韵文化·共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图8 有虞氏部族的文化遗留——龙虬庄陶文（张敏 提供）

（作者简介：张敏，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张敏.淮河下游的史前农业文明[J].中国农史,2023(3).

[2]张敏,等.江淮东部的原始稻作农业及相关问题的讨论[J].农业考古,1996(3).

[3]罗武宏,等.江苏顺山集稻作农业的植硅体证据[M]//南京博物院,等.顺山集——泗洪县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363-373.

[4]汤陵华.龙虬庄遗址稻作遗存的鉴定与分析[M]//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441-448.

[5]李晨,等.龙虬庄遗址单粒炭化稻DNA片段的提取与RAPD扩增[M]//龙虬庄遗址考古队.龙虬庄——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458-460.

[6]张敏.俯瞰太湖:太湖北部文明化进程的宏观研究[J].东南文化,2023(1).

[7]王青.《熬波图》海盐生产工艺的考古学辑证[J].考古,2023(12).

[8]朱诚,等.芜申运河所经古中江流域环境考古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9]张敏.吴国都城初探[J].南方文物,2009(2).

[10]张敏.鸠兹新证——兼论西周春秋时期吴国都城的性质[J].东南文化,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