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墩遗址位于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青墩村，地处泰州、东台、海安三地交界处，是扬泰古沙咀的重要部分。1973年，当地为修建居民点开挖青墩新河，在河道中挖掘出陶器、石器、骨器及大量麋鹿角、兽骨等遗物。这处距今约63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经南京博物院1978—1979年两次系统性发掘，在490平方米的探方中揭开了江海文明起源的序幕。2006年5月，青墩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青墩遗址、吉家墩遗址及周边地区的考古调查、勘探”项目被立项实施，吉家墩、莫家墩、仇家墩等年代相仿的遗存先后得以发掘，构建起一个立体的史前文化矩阵。青墩文化的神秘面纱被逐步揭开，使现代人能够更加清晰认识到6000多年前，江海文明原点的人群特征、生存状况、经济方式和文化面貌。从这些文明碎片中，得以窥见江海平原的文化基因与中华文明向海而生的古老记忆。

青墩遗址碑亭（吕春华 提供）

一、与海相搏，千年抗争铸就坚韧基因

青墩遗址所在的江淮平原濒临黄海，坡降很小，对海面变化极为敏感，只要海面稍有波动就可影响到相当广大的地区。[1]据研究，全新世最大海侵（距今约7000年）以来，江淮平原海岸向西推进的最大距离为160公里，而青墩遗址正好处于大海退却后形成的丘陵高地之上，早期文明在此得以生存发展。

据孢粉分析推断，海安青墩遗址生土层的年代在距今6500年前。地层内发现了淡水植物菱角和芡实，大量淡水生贝壳（蓝蚬和失衡丽蚌），以及鹿、水牛、猪、狗的骨角等，说明当时这里离海有一定距离。[2]在人类居住前的原生青灰色淤砂土层中，受海水浸渍后的土壤含盐，盐生的荻科植物含量达12.1%，说明当时这里海水进退较为频繁。但在青墩遗址下、中两个文化层中，荻科植物急剧减少，反映海水已经退去。[3]6000多年前的青墩人就是在这样与大海的斗争中不断成长，磨炼了高超的生存本领，为江海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青墩遗址的考古调查表明，遗址四面环水，不排除原是一处史前环濠聚落。新石器时代的多数遗址开凿环壕作为防御工事，用以防止野兽侵袭或防止外敌入侵。青墩遗址出土的器物中，骨角器中基本完整的镞有178件，从这些锋芒中，既能看到先民捕鱼射猎的生产智慧，也能窥见抵御外敌的原始斗争思维。

环境深刻改变着人类生活，历经几千年与大江大海等自然的搏斗，江海人民造就了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北宋仁宗年间，为抵御海潮的侵袭，江淮制置发运副使张纶采纳西溪（今属东台市）盐仓监范仲淹建议，在唐代李承所筑常丰堰基础上，修捍海堰，起自海陵东新城，经虎墩至小淘浦以南，明代后称“范公堤”。北宋庆历年间，通州知州狄遵礼继续修海堰，西北起通州石港，向东南经西亭、金沙、余西一线，人称“狄公堤”。北宋至和年间，海门知县沈起筑海堤，西接“狄公堤”，东至吕四，世称“沈公堤”。

19世纪末的南通，长江与黄海交汇处泥沙淤积，潮灾肆虐，盐碱荒滩一望无际。面对这片桀骜的江海之地，清末状元张謇毅然弃官返乡，以“实业救国”的抱负，开启了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滩涂垦牧壮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创办通海垦牧公司，率数万江海儿女向自然宣战。筑堤首战选址启东龙角圩，却遭狂潮反复吞噬，民间传言“龙角不可动”。张謇亲赴滩头考察潮汐规律，发现传统直堤迎浪的弊端，大胆改直为曲，顺应水势修筑弧形堤坝。为根治内涝，他更在蒿枝港建起合众大闸，贯通纵横沟渠，将斥卤之地化作棉粮沃土。20年间，通海垦牧公司累计垦殖超30万亩，带动黄海滩涂形成百万亩级垦区。这种改造自然的壮举，是一代又一代江海人在海陆交汇处、在潮汐线上筑起的农耕文明生命线。

青墩遗址内的河流（吕春华 提供）

南通是江海文明的重要传承地，其斗争精神也体现在抵御外来入侵者。南通2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与江防海防有关的有曹顶墓、抚台平倭碑、海安平倭塚记碑、如皋城东水关遗址4处，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相关的有海安苏北第一届参政会会址、高凤英烈士墓、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新四军联抗部队烈士墓、启东苏北抗大九分校旧址5处。明代抗倭烽火中，通州军民以血肉筑起城垣，于狼山脚下设伏截杀倭寇，将倭船逼入九圩港芦苇荡火攻围歼。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一师三旅血战丰利、石港，“火烧竹篱笆”战役焚毁日伪封锁线150公里；海门农民用“三余战术”在敌占区坚持棉粮生产，成为华中敌后军民“劳武结合”的典范。

青墩遗址出土的骨角器（源自《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

二、向海而生，生存智慧推动社会发展

民以食为天，在远古社会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时代，果腹是维持生命的最基本诉求。

青墩人的食材里，植物有稻米、菱角、芡实、桃子等，动物有麋鹿、猪和少量的牛、狗、鱼、龟，以及较多的淡水生贝壳。[2]在青墩遗址中、下层出土有鹿的肩胛骨制成的铲(耜)，鹿角制成的耒（叉），均为农业生产工具；野猪獠牙制成的牙镞是兵器，也可以用作狩猎；兽骨做的鱼镖为捕鱼工具；石器46件，绝大多数为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锛、石铲、石凿等，磨制比较精致。其中出土一件有柄穿孔陶斧，被称为“中华第一斧”。纪仲庆执笔的《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对此有详细的记载：“出土有柄穿孔陶斧一件，是按照实物仿制的，只是体形较小，泥质红陶制成，分柄和穿孔斧两部分，柄为椭圆形棒状，前粗后细，前端翘起，有浅槽可嵌入穿孔斧。槽后有三孔，可穿绳缚住穿孔斧使其固定在槽内。柄后端作半月形，并有三角形穿孔。这件有柄陶斧虽非实用工具，但为当时穿孔石斧的装柄方法提供了实物证据。”青墩遗址下文化层还发现了一些果核，经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鉴定，其中有桃核、芡实等，还发现少量炭化稻谷，在一些已硬结的人畜粪便中也发现了未消化的稻壳。

青墩遗址出土的石器（源自《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

“中华第一斧”（青墩遗址博物馆展出模型）

以上工具与遗存破译了江海先民的生存密码，新石器时代的青墩人已构建起多元化食物网络：炭化稻谷与未消化的稻壳遗存，见证了中国水稻驯化史；菱角、芡实等水生植物与麋鹿、猪等动物遗骸，勾勒出湿地生态系统的丰饶图景。最令人惊叹的是，鹿骨耒耜与“中华第一斧”（有柄穿孔陶斧）的出土，揭示了原始农业的技术革命——这些磨制精良的石器与复合工具，标志着人类从被动采集向主动耕作的历史跨越。

青墩之后，以南通为代表的江海大地经历了从原始粗放开发到海盐生产为主再到盐业农垦并举的3个阶段。唐宋时期，这里是“淮南盐场”核心区，盐民“垒灶煎盐”，凭借潮汐规律开辟盐田，孕育出“甲东南之利”的盐业盛景。至清末，海岸东延、卤淡盐衰，盐业凋敝与滩涂淤涨催生转型契机。张謇以“废灶兴垦”破局，盐碱地经“筑堤排水、种青抑盐、棉麦轮作”三重改造，蜕变为“棉仓麦海”。这场从“煮海”到“垦殖”的产业革命，不仅重构了土地功能，更催生出中国最早的农业股份制经济，使南通成为近代农业科技试验场。

在长江入海口北翼的启东，沙地圩田如同刻入土地的棋盘，将潮汐律动与农耕文明编织成独特的生态网络。一是网格化水利体系。外沿修筑海堤与挡浪墙，抵御风暴潮侵袭，内部以“圩—河—田”三级水网分层排盐引淡，通过纵横交错的沟渠实现盐碱调控。二是标准化耕地布局。农田以“十亩见方”网格化分割，形成整齐划一的田块结构，既便于机械化耕作，又通过棉花、大麦、玉米等农作物的轮作与套种田菁、碱蓬等耐盐植物改良土壤。三是一字化人居聚落。垦区民居沿沟渠或道路线性分布，形成“一字化”村落格局，兼顾生产便利与防灾需求，体现集约化土地利用理念。四是精细化种养模式。开创“稻渔共生”系统（水稻与青蟹、脊尾白虾混养），推动种植业与水产养殖结合，实现生态循环与经济效益双提升。启东沙地圩田农业系统已入选中国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江海交汇的潮涌，将长江的丰沛、黄海的咸鲜与里下河的清甜糅合成独特的水系味觉图谱。现在，江海儿女的灶台上，仍然遵循着靠水吃水的生态法则：渔民清晨现捕的梭子蟹，正午便出现在私房菜馆的醉卤坛中；滩涂上“沙里蹦”跳鱼与文蛤同蒸，鲜味分子在蒸汽中重构潮间带的咸淡平衡；就连家常的“文蛤饼”，也延续着将海鲜融入主食的古朴吃法；清蒸刀鱼、文蛤炖蛋、醉泥螺等菜肴依然常见，渔家特色的“一网鲜”（混合多种小海鲜杂烩）更透着原生态的烹煮智慧。

青墩遗址还为现代人还原了史前时期人类的建筑设计。青墩人的住所因地制宜，原材料获取方便，容易搭建，且防潮、防野兽袭击，还冬暖夏凉。在当年发掘探方东部和西部各发现一片面积约2平方米的芦苇和木屑堆积，出土了残木桩和长木条等共32根，其中木桩25根，竖直插入青砂生土中。[2]木桩的下端都经过加工，大多数从四边砍削成圆锥形，少数从一面砍成斜面，有些木条的一端还有榫卯痕迹。这些木桩和圆木条大多分布在两个长方形的范围之内，方向均为西南向。青墩人巧妙利用当地木材原料，建造防水防潮房屋的能力可见一斑。这种建筑智慧，在当代南通建筑铁军的预制桩技术中仍能找到基因印记，全国各地都可见“中国建筑之乡”迸发出的璀璨光芒。

青墩遗址博物馆内的复原现场

三、因海而兴，独特地情孕育多彩文化

青墩遗址出土的大量遗物，展现了史前滨江临海地带先进的生产技术，其制作技巧、加工精度、审美水平，都令人惊叹不已，是江海先民文化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

青墩遗址出土的带盖陶罐（海安市博物馆 提供）

如江苏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敏所言，青墩遗址的文化遗存可以作为距今6000—5000年之间的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的代表，出土的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陶器显然是青墩文化遗存的主体。青墩遗址12个探方新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共出土陶片25000余片，质地分为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类。夹砂陶中掺杂有蚌壳粉末，与青墩江海交汇的地域特点相吻合。陶器的装饰图案具有两种倾向：一是对前期技术与审美经验的继承与复制；二是在含义上对宗教信仰与种族特征进行有目的的反映。[4]青墩遗址陶器常见的纹饰有弦纹、瓦纹、划纹、锥刺纹、篮纹、附加堆纹、指窝纹、镂孔和红陶衣等。在青墩遗址中文化层发现一块赭石，推测是朱绘陶器的颜料，因其颜色和中层墓葬所出的朱绘陶器一致。另外还出现彩陶，有的在白地上施红、黑二彩，也有用黑彩绘辐射形条纹。青墩遗址出土的许多夹砂陶器上都有形态各异的附加堆纹、手捏纹和手捺纹，附加堆纹有弯曲的条形、圆点形等，手捏纹有花边形、花瓣形等，手捺纹既有捺窝形，又有浅槽形等，同样颇具地方特色。这些出土陶器的色彩和式样均反映了青墩人独特的审美和艺术追求。

陶器的形态和纹饰会因各地习俗、风尚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往往不同的陶器群能够明显地反映出考古学文化的分界。另一方面，陶器也会反映外来影响以及借用等因素，从而显示出各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比如青墩遗址有些豆圈足镂孔周围施复道弧线划纹的特征与江南早期良渚文化遗存相似，展现了青墩遗址与周边史前文化的交流。

带有神秘契刻符号的麋鹿角（青墩遗址博物馆展出模型）

在青墩遗址中，还发现了极具神秘色彩的刻纹麋鹿角，近年来已引起各界高度重视。张政烺在《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一文补记中注释了青墩出土的麋鹿角上的刻纹，认为“青墩出土物上的符号是数字”，并明确肯定青墩麋鹿骨、角上的刻纹是易卦刻文。可见，6000年前的青墩人已通过刻纹计数的形式占卜祭祀，预测未来，预测吉凶。

灾害风险越多的地区，危机意识越强，到隋唐以后，海边的佛寺、道观比比皆是。从青墩卦象到唐宋海神庙宇的千年嬗变中，江海人的信仰体系始终涌动着对自然的敬畏。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的如皋定慧寺、始建于唐总章二年（669）的南通狼山广教禅寺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教化民众、稳定民心的作用，反映了人们祈求神灵保佑、航行平安、风调雨顺、海波不侵的美好愿望。清代《海陵竹枝词》记载的“西苍龙、东花鼓，莲花落子在渔船”，反映了海安地区的苍龙信仰。传说中司掌风雨的苍龙，既是被敬畏的神灵，亦是渔民心中的生产导师。舞者以腰肢为船、双臂作桨，腾跃间复现劈波斩浪的惊险；拧转脖颈的“龙抬头”动作，实为模拟渔人撒网时观察水纹的专注；而盘旋低伏的“潜龙式”，则暗合着收网捞鱼时重心下沉的劳作韵律。这些从里下河水系浸泡出的肢体语言，让祭祀仪式成为一部动态的方志。

青墩遗址，如一枚深埋江海平原的文明密钥，在长江与黄海的千年私语中苏醒。这座江淮东部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典型遗存，恰似远古先民镌刻在三角洲腹地的立体史诗，其丰富的文化内涵与江海文化形成深层共振，共同勾勒出江海先民的精神图谱。

（作者简介：吕春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考古管理处四级调研员。）

栏目编辑：王魁诗

参考文献

[1]吴建民.苏北史前遗址的分布与海岸线变迁[J].东南文化,1990(5).

[2]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3(2).

[3]张强,朱诚,姜彤,等.江苏海安青墩地区新石器时代环境考古[J].地理研究, 2004,23(4).

[4]范勃.成器之道:艺术创作中的模仿、融合与创造——以中国古代三个时段的陶瓷造型为例[J].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电子期刊,20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