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客观存在，即该地域在历史发展中积累的文化事项总和，以及人们行为模式和思维心理模式总和，是文化分区的基础；另一方面是主观认同，即人们将地域文化视为一个体系进行叙述和诠释，并抽象出一种“地域性”的主观意象，这种意象得到地域内外人们的普遍认同，而这一点往往体现在该地域文化的定名上。研究地域文化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分区和定名。

康熙江南舆图（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 藏）

一、关于中国地域文化分区和定名的研究

从中国文化的宏观角度看，“地域文化是按地域区分的中国文化的若干分支。研究地域文化，实际上就是研究文化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1]。因此，地域文化的分区是地域文化共域性研究的基本问题。而从地方文化的微观视角来看，地域文化的界定、归属与定名同样需要对文化分区的认同。

我国的地域文化研究,发轫于20世纪30年代对长江流域先秦文化的研究，其时已经有了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的划分与定名。延续这一传统，当代地域文化分区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以先秦诸侯国名或古代政区来定名，如燕赵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这是因为分封古国、政区一般是在综合考量某一地区自然、政治、经济、人文状况的前提下进行。同一政区内，文化交流融合充分便捷，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相对均质的区域文化，从而区别于周边其他地区。同时，古国名、政区名通过历代人民的概括、抽象、传承，成为该地域文化的“意象”或符号，进而被用于地域文化的定名。这是地域文化定名的第一种方式。

然而，古国或古政区名尚不能全面涵盖我国所有地域的文化特色。随着古国消失、文化中断或古政区变动，这些地域文化“意象”或符号的内涵会发生较大变化，而同时，一些重要的自然地理因素也早已积淀成为文化“意象”或符号，如长江、黄河、太行山、山海关等文化标志，由此形成了以这些自然地理标志为主要依据的定名，如河洛文化、关东文化、松辽文化、江淮文化、江南文化、岭南文化等。这是地域文化定名的第二种方式。

此外，在应对自然能力有限的古代，人们选择的生产生活方式具有显著地域差异，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使其生成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自然经济特征、生产方式也成为划分地域文化的依据，如海洋文化、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河流文化、山地文化等，这是地域文化定名的第三种方式。但是以自然经济特征、生产方式为标准来定名地域文化，实际上只是划分了地域文化的类型，并不能特指某一地域文化，因为同一种文化类型可以出现于不同地域，必须加上区别性名称才能把该地域文化明确起来，如蒙古草原文化。这种定名方式不多采用。

因此，当前地域文化的划分缺乏统一标准，定名方式上则有类型多样的选择。例如，李勤德在《中国区域文化》中将中国区域文化划分为齐鲁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关中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滇黔文化、闽台文化、西藏文化、西藏亚文化、西域文化、松辽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15种分区，而俞晓群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丛书》，有八桂、八闽、黔贵、齐鲁、青藏、两淮、陇右、巴蜀、三晋、三秦、吴越、琼州、台湾、岭南、草原、陈楚、滇云、关东、徽州、江西、荆楚、西域、燕赵、中州文化等24分册。他们对中国地域文化均以古国或政区、自然地理、经济特征等多种方式来划分和定名。然而，在同一个论著系统中，地域文化的划分如果缺乏统一标准，其定名就难以并称。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专家们又采用了第四种分区方式，即以现行政区为单位直接划分。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丛书以每一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港、澳、台各立一卷。书中对这种划分方式的学理逻辑解释为：“按行政区划分卷，对各地更清楚地认识本地的文化更为方便。其实，今日的行政区划是历史沿革的结果，这种分卷的体例与上述体例可以相互补充，相得益彰。”这种方式是省级及以下政区研究域内文化的通行方式。

但在实际研究中，某一地域文化并不一定局限于政区界限内，且同一个省级政区内的文化差异仍可能十分明显，这与自然地理、历史沿革以及专制王朝刻意分割有关。以江苏为例，其南部、中部和北部文化差异就很明显。周振鹤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政区的存在，能够使得政区内部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于一体化，这种趋势的强弱与地域的大小则有密切的关系，而唐宋的州、明清的府这类统县政区，因其地域大小适中，所以最有利于内部文化的一体化。造成州、府内部文化趋同的动力核心则是州（府）的治所。在那些辖境长期稳定的州（府）中，上述因素的作用特别强烈。”因此，地域文化的划分范围可以根据地域文化存在的实际，划分于省域之内。当然，这并不否认范围广于省域的文化划分。

二、江苏地域文化分区研究的回顾

数十年来，江苏地域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在江苏地域文化分区问题上有着诸多共识：1999年王长俊主编的《江苏文化史论》、2008年汪小洋、周欣主编的《江苏地域文化导论》、2013年周勋初主编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江苏卷》、2014年陈书禄等人主编的《江苏地域文化通论》等四部专著，均将江苏地域文化划分为吴文化、金陵文化、徐淮文化（或称楚汉文化）、维扬文化和苏东海洋文化（或称海洋文化）五个次区域文化，他们把南通、盐城、连云港和1927年设市前的上海归入海洋文化区。然而，这一系列分区研究中对“苏东海洋文化区”的划分存在明显问题：虽然四地都不同程度具有海洋文化属性，但四地间主要文化特征不仅差异巨大，而且作为文化类型的海洋文化也不是它们的唯一属性。

2010年，周欣的专著《江苏地域文化源流探析》从省域文化源流的视角分析了地域文化的分区。他不赞同学者们提出的“苏东海洋文化”划分，认为：“江苏沿海的海岸除了连云港外，基本是以滩涂为主，盐城和南通两个地级市的主城区离海岸都还有相当的距离，不能算海滨城市，海景旅游和海运相对来说并不发达，对外交流相对来说也不算很活跃，不具备海洋文化的典型特征。”周欣提出将江苏地域文化分成四个主区、四个亚区的方案，并以南通为例论证了划分文化亚区的合理性。他指出：“地处几个主文化区交界处，自身有相当文化积累的城市常常提出自己不属于邻近的主文化区，而提出自身就是独立的文化区。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通。南通的西北部受淮扬文化影响较大，而东南部受吴文化影响较大，在语言、民俗、戏曲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带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归在哪个文化区都不适宜，但作为独立的文化区影响范围又较小，作为亚文化区比较合适。”

2011年，胡阿祥的论文《江苏文化分区及其影响因素述论》从方言、饮食等要素入手，综合分析了全省各地人文现状与历史演变，同样将江苏分为4个文化区，其中包含7个亚区，并将文化亚区分为典型、非典型两类：徐海文化区，包含徐宿亚区(典型)、赣榆亚区(非典型)两个亚区；淮海文化区，包含淮扬亚区(典型)、通泰亚区(非典型)、连云港亚区(非典型)三个亚区；吴文化区，包含苏锡亚区(典型)、常州亚区(非典型)两个亚区；金陵文化区，即南京—金陵典型文化区，下不分区。他指出：“四个文化区及典型亚区有直接对应的城市，如吴文化区对应苏州、无锡二市；淮海文化区对应扬州、淮安、镇江、盐城四市；徐海文化区对应城市徐州市、宿迁市；金陵文化区对应南京市。其余城市的文化可以称为‘非典型文化’。”这些非典型文化，或者是两种典型文化对流的结果，或者是某异质文化被某典型文化部分同化的产物。南通被归为非典型的通泰亚区，同时南通的通州(部分)、海门、启东被划入吴文化区。

周欣、胡阿祥等学者对江苏地域文化分区的认识以及对文化亚区的划分，是对前列四部著作划分方式的深化。但胡阿祥将南通的中北部与南部划入不同文化区的观点仍值得商榷。

三、江苏地域文化的分区和定名

大江东去（赵明远 提供）

就南北而言，江苏地域内的长江、淮河不仅是自然地理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明显的区域文化分界线，其中长江的影响尤为突出。长江、淮河下游的江南、江淮、淮北区域，构成江苏地域文化的空间格局。

（一）以长江、淮河为界的江苏地域文化空间格局

先秦时期，江南地区曾是吴越争霸之地，而后由楚国控制至秦统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于中原地区，在文化上也是被中原文化鄙视的“蛮夷”文化，和中原文明的差距很大，处于一种边缘化地位。六朝时期，因北方长期动乱，北方士民聚族南下，北人大规模南迁促进了江淮、江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变革，形成以建康（南京）为中心的“六朝文化”，并对原有的“吴越文化”进行覆盖和融合。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第二次南迁，全国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南宋初的第三次北方人口南迁后，经济文化重心的转移基本完成。此时，太湖流域拥有“苏常熟，天下足”“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相对安定，纺织技术进步，商业市镇经济发达。“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江南地区长期成为国家的财政赋税重地，社会经济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不断创造出新的文化成果，成为中国文化最为繁盛的区域。到了近代，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上海又孕育出“海派文化”。

长江、淮河下游的江淮平原，古时河道众多、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过渡性的区位使江淮地区成为中原各族南向扩张和吴楚势力北上拓展之地，苏北的开发早于江南。六朝以后，江淮下游得到较大开发，经济文化呈欣欣向荣之势。隋唐时期，随着大运河的开通，江淮之间得到极大发展，扬州继建康之后成为中心城市，时有“扬一益二”之说，江南江北经济文化均呈欣欣向荣之势，地域文化上尚未出现明显分离。但到了南宋时期，宋金以淮河为界长期对峙，苏北既是金的边缘地区，也是宋的荒弃之地。战争的破坏，以及之后重大军事政治工程的兴建，对苏北生态造成了毁灭性破坏。建炎二年（1128），南宋掘开黄河南岸大堤，以水代兵，造成黄河长期夺淮入海，破坏了淮河下游的水利系统。生态环境的剧烈转变致使苏北经济社会走向衰败。江南与苏北间区域文化差异不断扩大，江淮地域内聚集、形成了“江淮文化”系统。

上述江苏地域文化研究著作一致将淮河以北地区作为一个文化区进行研究，只是存在徐海文化、楚汉文化等不同的定名方式，而“淮北文化”的运用通常还包括安徽北部地区。

综上所述，以长江、淮河为界，从南到北形成的江南、江淮、淮北区域不同的文化历程和文化特征，构成了江苏地域文化的空间格局主要形态。

（二）长江口北岸独特的文化区域

位于长江口北岸的南通，在整个江苏地域格局中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空间，其文化的生成伴随着复杂的地理空间演变，具有江海交汇的地域文化特征。其北部与江淮地区连为一体，同时很早就跨江与江南地区有了文化交流。随着冲积平原地域的扩大、人口的聚集、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城市的形成，文化的地域性特征逐步显现。因为南通地处江淮、江南两大文化区之间，且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所以长期处于它们的文化影响和覆盖下。但到了近代，随着漕运、盐运的衰落，以及太平天国运动战火的巨大破坏，江淮、江南文化中心地带的经济社会趋于萧条，而处于中西文化碰撞前沿的上海“海派文化”异军突起。在周边地域文化消长的夹缝中，以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为代表的先贤大力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科学文化，在南通开展了救国救民的伟大实践，实现了南通地方文化的一次跨越性提升。以南通城为中心形成的强劲凝聚力和向心力，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使得北部地区对江淮文化、南部地区对江南文化的归属感几乎被扭转。

（三）运用“江”“淮”“海”来定名江苏省内文化区

一般来讲，一个地域文化往往有约定俗成的名称，即共同认同的“意象”，如同前文所列举。由于地域划分的不同，定名会有所不同。客观上，江苏以长江、淮河为界的文化空间结构，为其分区的命名提供了相对一致的标准和充分依据。

张謇题南通县钟楼联（赵明远 提供）

由于江南地区自古以来文化上的吴越异质和地理上的吴越重替，这一区域的文化叙述上，“江南”一语在唐代已脍炙人口，许多诗词以之为题，歌之咏之，“望江南”“忆江南”“江南好”等语甚至成为词牌名称， “江南”已经超越自然地理区域、行政区划范围，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空间概念。因此，区域文化表述上的“江南文化”具有“吴越文化”所不能替代的重要文化认同功能。 “江南”成为该区域历时久远、包容古今的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象，“江南文化”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显学，得到学界的充分研究。

江淮之间处于大运河至沿海盐场地带，是明清时期河政、漕政、盐政集中之地，拥有扬州、淮安等中心城市。然而，专制经济之下畸形繁荣的城市文化代替不了衰败的基层社会的整体面貌，因此以“淮扬”或“维扬”来定名江淮地域文化则有失偏颇。有学者指出：“维扬文化”应是“江淮文化”的“子地域文化系统”。[2]

“江海文化”是近年南通乃至江苏地域文化研究的热门论题，学者蒋建明的《江苏第五文化板块——江海文化之我见》、徐耀新的《江苏维扬、江海、海盐三地文化略览及蠡测》、董文虎和潘时常的《江海文化——泰州文化的深厚底蕴》等均研究了“江海文化”的命名问题；而新出版的《江海文化概论》认为：长三角北翼江海交汇的南通地域，存在着可以与江淮、江南文化区并列的江海文化区，并从“江海”文字的原义、作为长期采用的特定地域称谓、地域特征的集中表达等多重文化角度论证以“江海”命名南通地域文化合理性。同时指出：“江海文化”是长三角北翼以南通为中心、融合江海地理与历史人文的地域文化系统。[3]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江苏地域两千年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变迁，使以吴越、楚汉等古代政区来定名的地域文化方式难以确切概括文化上的特点，而吴、越、楚、汉这些名称所代表的实际地域，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很大。地理分界线将江苏划分为淮北、江淮、江南三部分，而这些自然地理因素也已经积淀成为文化“意象”，因此用“江南”“江淮”“淮北”来划分和定名江苏地域文化区，更显标准统一、划分明确，同时还可避免徐海、淮海、楚汉、徐淮、淮扬、维扬、金陵、吴越等文化定名标准、方式不一等弊端，克服以往文化划分中的若干独特性矛盾、共域型歧义、历时性对立，解决内外部认同问题。而以“江海”定名以南通为中心的地域文化，也是以同样的定名方式解答长三角北翼独特文化的结果。

（作者简介：赵明远，南通市历史学会副会长，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栏目编辑：胡渝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