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戴逸（原名秉衡）先生是常熟人。他自1944年秋读大学后就与家乡渐行渐远，先去上海，两年后去了北京，从此就在北京学习、生活、工作了70多年。在漫长的70年里，虽然也曾回乡探亲或公干，但毕竟行色匆匆，席不暇暖。“近乡情更怯”与“感时花溅泪”的缕缕情思交替缠绕在他心头，虽然没有“白发三千丈”的夸张，但乡情乡思乡愁与日俱增，成为人生旅途行囊中一沓厚厚的书稿，且不时有新的故事加入，也可随时探取浏览，作一番穿越时空的温读与回味。而这些故事对每一个希望了解戴逸先生的人而言都是有益的。

情系家乡诗与文

一个人对家乡的情感是与生俱来的。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在一次采访中，戴先生告诉我，他从书箧中检得在家乡读高三时所写作文《辛峰闲眺》，给采访他的记者借去了，从此“黄鹤一去不复返”，好在原件飞走了，但那篇作文在某杂志上被全文引用，使更多读者得见少年戴逸的思辨能力与作文功底是何等了得。现录引如下，以供赏读：

“某日，余方读书斋中，和风煦然，自窗而入。余兄笑谓余曰：风和日丽，春已深矣，奈何埋头书斋而负斯美景哉？余投笔笑曰：诺，惟兄之所欲至。于是由小三台觅径而登，其上山石玲珑，草茂花盛，曲折达辛峰亭。时夕阳半浸于尚湖水中，与波溶漾，湖碧天清，万象澄澈。前则大江弥漫，如环抱，如襟带；其东有塔，翼然挺立天表；此外阡陌田陇，茂林修竹，画栋飞甍，高台杰阁，皆出于衽席之下。于是撷芳草，摘美花，仰观天地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而一日之疲劳于焉尽释。巡游良久，尽兴而返。”

本来，巡游虞山即可到此收笔，但作者遐思连绵、文兴勃发，远近名山尽奔笔下。“余闻天下之名山众矣！如蓬莱、昆仑、峨眉、普陀、天台、雁荡。然皆远隔海外，僻处边荒，累数月不能达。求其近于都邑者，十不得一。偶或有之，如虎丘、赤壁、金焦等地，亦须乞灵舟车，朝发而夕不能至。虽其恢宏雄拔，幽峻渊深之景有足观者，而途远景险，徒令吾辈裹足莫前，闻名兴叹，仅于道听途说之间，想见其崖之峻，潭之深，草之丰，林之美。”至此，作者依旧言犹未尽，又从对自然景观的认识引出自己的人生感悟：“譬诸才子高士，怀抱利器，飘然远隐于荒山废墟之间，日与猿鸟为友，远隔人世，而并其经济学问亦消沉于荒烟蔓草间。此其人反不如市井担簦之徒，而又有负于天之所赋者何如也。独吾邑虞山，附郭近廛，无杖可登，涉足即至，其便利岂属泛然。况如辛峰之山明水秀，凤暖草长者耶！若于公余退休之时，登临俯仰，既可以洒然而歌，悠然而笑，而四时之乐，且可享受无穷。”在鲜明比照之下，作者才落下点睛之笔“较之蓬莱诸山摈人千里之外者，则孰为可贵也！予以山之远近，登之难易，有感于士之进退仁隐之际，故濡笔记之。至于抒藻竞采，铺陈景色，他人之文备矣，吾何能复加也。”

全篇读来，行笔晓畅，神思纵逸，形散神聚，层层深入，一气呵成，文采斐然。笔者曾好奇叩问：此文花多长时间完成，文中的“余兄”是实指还是虚拟？先生复我：在家做作业时，想起下周要交作文了，就立马写了这篇交了。“余兄”是指堂兄戴葆忻，就住在戴逸家的对门。堂兄长其一岁，虽说在南门外米行当学徒，但嗜爱读书，兄弟两人脾气相投，情趣契合。那天堂兄去找他游玩，两人就一起到虞山上去放飞心情，因此这是篇纪实作文。他也没想到这篇挥笔而就的作文被会杨毅庵老师打分“甲上”，并批语“叙事简净，议论磅礴，杰作也！”

我还在戴先生高中母校孝友中学首届毕业纪念册上读到他的四首诗作，诧异的是，其中《萤》《七夕吟》《荷》这三首所吟咏的都是秋夜的景物：秋月、银汉、荷花、飞萤、灯昏月朗、松风鹤影……给读者留下安谧、宁静、遐思、清雅的印象，遣词如此娴熟，或许这就是作者每日挑灯夜读的情景吧。还有一首题为《言子墓》的律诗则道出了诗人对南方夫子的敬仰与赞叹。诗云：“翠岫吟烟墨井凉，遥瞻胜迹隔新篁。松疎柳软山容净，云淡风高墓草香。眼里佳山无量劫，世间遗泽万年长。桑田沧海经三变，庙貌千秋映夕阳。”

戴先生深爱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无论是行笔著文，还是给友人信函，都流露出他的绵绵真情，早在上世界90年代初，他在一篇文章中深情诉说：我是在常熟城里诞生、成长的。这里的土地哺育了我，这里的文化氛围塑造了我，这里的亲朋师友教育了我，自己的性情、志趣、爱好、思绪和行为模式、生活习惯都在离开故乡以前定型了，我对故乡怀有深切的感情。我每次回乡探亲，当汽车驶进常熟城，首先要看到虞山和方塔，儿时熟识的塔影岚光，渐渐逼近眼帘，从心底涌起对故乡和母亲的仰慕和渴恋，我体会到人类心灵深处那种“寻根”“认同”的强烈感情。

戴逸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我的故乡常熟是一个不算很大的中等城市，自古迄今就诞育或居住过仲雍、言偃、周章、萧统、黄公望、瞿景淳、毛晋、钱谦益、瞿式耜、王翚、吴历、翁同龢、曾朴等许多重要人物。他们对于常熟这个鱼米之乡来说，犹如冠帽上镶嵌的一串明珠美玉，增添了耀眼的光辉。”

可见给戴先生留下思乡印记的除山川妩媚外，更重要的是家乡历史上那许多名贤俊杰创造的璀璨文化，赋予这方福地沃土以灵魂和积淀，真是这些久远深厚的历史文化使戴逸饱受熏陶和浸染，九十余年念念于斯、感恩于斯、奉献于斯。

感恩母校忆念深

谈及感恩，在戴先生印象中浮现最多、在著作里提到最多的是他的母校塔前小学和孝友中学及诸多师友同窗。

2013年12月，戴先生为塔前小学校史馆题写馆名，并为纪念册撰写“前言”。三年后，则应邀为《塔前小学志》作序，作者认为读《塔前小学志》就“是在读我的童年”“是在读母校的品质”，限于篇幅和序的功能，他没有深入回忆在塔前的求知生涯，但在其他著作里曾多次提及，他说自己非常留恋在租书担上租看“小人书”的乐趣，去他家马路对门铁琴铜剑楼瞿家借书读的欣悦，他难忘由于看京戏、听评书乐而忘返让家里人四处寻找的景象……他戏称自己的小学生涯是“顽劣怠惰”，其实不然，小学六年是他孕育梦想、博览“闲书”的年月，因为博览，许多经典名著都让他囫囵吞枣地读了下来，由此学到了许多课本里没有的知识。如同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中所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少年戴逸对历史演义类的书看得多了，也就激发起研学历史的浓厚兴趣。所以他对自己的童年、对塔前小学有着非同寻常的记忆和感受。

戴先生小学毕业那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那一年，父亲带着他和两个女儿避难，也正是在抗战烽火中，他迸发出渴求读书、奋起直追的激情，尤其是高中三年，他在孝友中学读书得到了杨毅庵老师的悉心教诲。白发遥忆少年时，在戴先生的脑海里一直珍藏着那些甜蜜的记忆：杨先生讲授的中国文学史课程非常精彩，指点文章，论说千古，把我这个16岁的孩子听得如痴如醉，十分入迷。杨先生对我的用心学习也很欣赏，不久我成了他的义务“助教”，帮他查找资料，抄写作品。他也悉心教授我古文作业。每逢寒暑假，我几乎每天上午都到他家中补习课程，他为我和其他学生讲授《左传》《诗经》《荀子》《孔子》和《昭明文选》。他的讲授，清晰细微，一篇文章之新，用笔之妙，炼句之工，用字之切，讲得头头是道。我从他那里学习所得最为丰厚。他帮助我奠筑了从事史学研究的知识基础，是我在学术领域的第一个领路人。每每忆及这短短的三年，戴先生认为“中学时代是我一生急剧转变时期”，我想其中一变就是养成了孜孜不倦、好学求进的习惯吧。他的学风、才识与为人在老师心里留下了日后必成大器的祈盼。1944年7月，戴逸自孝友中学毕业，在《纪念册》中所刊“高三甲组级友略志”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戴君秉衡，品学兼优，处己有律，待人有方，温柔敦厚，可谓彬彬君子矣。君赋性颖悟，博闻强志，精明过人，好学勤研，故学业超群，于国学一科，造诣犹深，且因胸怀大志，有奋飞远图之思而深沉自抑，故溢而为文，多含奇气，在本级中高才捷足，可任重道远者，非戴君而谁欤。”

“略志”文字不长，却充满肯定与厚望，纵观戴先生九秩春秋的道德文章，就可感到戴先生确实是不负众望，人中才杰。

序文真情贵卓识

戴逸先生是位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的史坛名人，学识渊博，治史严谨，仁厚待人。由于他曾任中国史学会会长，而地方志又称一方全史，素有史志相通之说。所以，家乡的史志工作者一直将其尊为权威。20世纪80年代初，首轮大规模编史修志工作启动后，常熟市人民政府就聘他为《常熟市志》编纂工作顾问，以方便求教请益。戴逸这个大名从此在文史界、史志界同仁中珍藏于心，引为骄傲。30多年来，戴先生与常熟交往联系最多的也是这批人。

戴逸曾这么评价常熟的地方志：编修地方志书是常熟极富地域特色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自1196年至1949年的753年间，常熟编修的地方志书多达40余种。这些志书无论官修私纂，虽精粗有别，均为史材之宝库、文化之瑰宝、历史长河之见证、乡邦文献之珍要，每一个常熟人都为此感到骄傲与自豪，我作为一个旅居京城多年的常熟游子，也深感欣慰和鼓舞。

1990年3月，当耗时8年的《常熟市志》终审稿送奉到戴先生案头时，他便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穷数日之力，通读一过。仿佛时光倒流，把我带回童年时代的环境中，我所熟悉，我所热爱的故乡似乎在我耳边喁喁细语，诉说自己的百年遭遇，使我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地了解故乡，使我在情感上、知识上得到极大的充实和满足。”戴逸先生并未一味抒情，抒情只是为了表露他对家乡的眷眷之心。他实实在在读了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厚重志书，且边读边思，郑重指出：这是一部篇幅宏大、卷帙浩瀚的大著作，其详备程度，超过了常熟历史上任何一部志书。“在阅读《常熟市志》时，也沉浸在思索和探求之中：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常熟的经济能够高速度发展？”他认为，除政治因素——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指引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正确；自然因素——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农业的丰足为整个经济发展确立了坚实的基础；而另一重要的方面是文化因素。“当我读了《常熟市志》的教育编、科技编、文化编、藏书著述编，我更深地理解到常熟市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良好基础以及多年来投入之多、用力之勤、成绩之大……一个教育严重滞后、文盲充斥、理想失落、精神滑坡、人民素质低下的国家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我读了《常熟市志》，强烈地加深了这一信念。常熟市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得益于它文化积累的深厚、教育的普及和文明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出，戴逸先生在为《常熟市志》所作序言中不仅充分肯定了志书的纂修质量，也点明了志书特色，实际也就是常熟特色：文化以经济为支撑，经济以文化为内核，社会以文化塑造灵魂，人民以文化提高素质。在他看来，文化与经济具有相互保障、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这也是戴先生一以贯之的思想。2016年10月，他在《光明日报》发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阐述：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是同时并举的，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在经济建设高歌猛进的时候，必然会给文化以滋养，带动文化的蓬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的任务，正是提高人们的品德，充实人们的知识，塑造人们的心灵，使人民具有高远的志向和昂扬的精神风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戴先生除为《常熟市志》撰写序言外，还为《重修常昭合志》《常熟碑刻集》《常熟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词典》《常熟图书馆志》《塔前小学志》《常熟历史文化研究》等史志书刊撰写序言，为《常熟乡镇旧志集成》题签，为常熟档案馆馆藏的常熟老报纸申报国家珍贵档案撰写推荐意见；经他推荐，“常熟乡镇旧志集成”和《徐兆玮日记》被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办的“文献丛刊”，得以正规出版。戴先生是个大学问家，是久负盛名的文化人，虽然他数十年旅居北京，工作繁忙，要务缠身，但始终未曾忘怀家乡文化对他的哺育与滋润，这许多序言、题词、题签就是他向世人推介常熟文化，弘扬常熟文化，推进常熟文化事业发展的生动例证。

较真彰显赤子心

戴逸先生对常熟的文物古迹一直满怀深情，辛峰亭、南宋方塔、洗砚池、醉尉街、游文书院、钱牧斋故居、尚湖……这里留下了他少儿时期的嬉戏童趣，留下了求知问学的百般快乐，留下了放飞梦想的美丽憧憬，一切都是萦绕于心，历久难忘。1998年夏初，常熟市政府启动维修南宋方塔工程的消息发布后，戴逸先生慨捐千元，并在汇款附言中说：“我是在方塔下长大的，对它有特殊感情，愿捐献1000元，一襄盛举，聊表爱心！”其实戴先生不只是对方塔拥有不凡之情，应该说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胜迹古物均有根植于心灵深处的至深至爱。其中，他围绕着柳如是梳妆楼被拆毁，发出了从感叹痛惜到大声疾呼，就给人留下不胜感慨的深刻印象。

2009年2月16日，戴逸先生与笔者通了电话，先生与我虽属两代人，但交往已久，彼此熟稔，更何况戴先生对小辈总怀关爱之心，因此，一老一小也就成了忘年之交。交谈中，戴先生问及一事，说：“听常熟老朋友告诉我，这次东门大街拆迁，把柳如是梳妆楼给拆了，真是可惜呀！我要是早知道这件事，就要写信劝止。那个梳妆楼就是东门大街原昭文县衙门旁边的大仙堂，又没建在马路边上，是可以保存的呀！”

“15年前，我听说合肥市要拆了李鸿章的故居建商场，十分焦虑，就赶紧写信给合肥市政府，告诉他们不能拆的理由。我说合肥是座历史古城，但几乎所有古迹都在历代战争中损毁殆尽，得以幸存者很少，如再把李鸿章故居拆了，古迹就更少了。历史古城，给人看什么呀？我建议他们对李鸿章故居不仅不能拆，还应修缮，可辟为旅游景点，供游客参观，发挥历史教育的作用，既可卖票，又可保护古迹。合肥还有个逍遥津，就只剩下个地名了。其实柳如是的梳妆楼也应作为古迹保存，可惜拆了，可惜呀……”电话里传来老人的喟然长叹。

那天，戴先生说了很多，也重复了很多，重复是为了强调他的焦虑与不解之疑——堂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难道容不下柳如是的梳妆楼吗？

听了戴先生的疑问后，笔者专门看了一些资料，才对梳妆楼有所了解，知道梳妆楼原为昭文县〔清雍正四年（1726）析常熟县境之东为昭文县，与常熟县治同城，辛亥革命后，宣布“光复”，两县合并为常熟县〕新县城前新城隍庙之后宫，该楼原为明清大文学家钱谦益侧室柳如是寓居之所。柳早先为“秦淮八艳”之一，慕钱才名，委身以事。钱钟爱有加，建楼栖居，知柳如是喜爱洁净，又建梳妆楼供柳专用。待钱殁柳殉之后遂改建为城隍庙，保存梳妆楼，称为后宫，戏称供城隍夫人所用。多少年的风雨沧桑、战争劫难都没有奈何于它的梳妆楼，却在太平盛世的旧城改造中惨遭人为损毁，真是夫复何言，情何以堪。

笔者总以为老人恋旧，说那么一番话也就是找个人说说心里话，抒发点感叹而已，岂料，戴逸先生对那件事是上了心的。当年12月8日，戴先生再次打电话我，作旧事重提：“你想，钱谦益和柳如是都是名声很大的人，一个是东南文宗，一个是明姝才女，那楼地方小，故事多，影响大，对他们感兴趣的人也很多，完全可以保存下来辟作旅游景点，怎么就随随便便拆了呢？”又是一声长叹叩耳鼓，千缕思念系古迹。

戴先生的疑问与忧虑并没到此为止。这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时隔三年，也就是2012年4月，他亲自致函常熟有关方面，直言提出：

“……有一件关于文物保护的事，谨向你们反映建议，希予犀照。

我原住常熟东门内，为清初名人钱谦益的荣木楼旧居，我家附近有一座小楼，俗称‘大仙堂’，据说供奉着一位狐仙（实为柳如是）。该小楼建筑精致，雕画俱佳，别具匠心，是一座古代精美的建筑，材料均为上好木料，有走廊庭院小楼。我70多年前（小学时代）常到该处玩耍。每次赴祖母家（在大步道巷）必穿行此处，但童年无知，不知此楼之由来与可贵，因楼房关闭，未得上楼探视，以后外出求学工作常居北京，再未去过，闻“大仙堂”一直保持完整。

但闻知大东门大街拓宽，此堂竟被拆掉，闻讯震惊，数日内寝食不安，此小楼是钱牧斋夫人柳如是之绣楼，大学者陈寅恪专门著作《柳如是别传》数十万字，赞扬其人品诗文，海内无不知晓。明清易代之际，曾规劝钱牧斋抗清未成，当时为人憎恶，钱去世后，柳氏亦自缢死。后人敬其为人，故香火近三百年不绝，清朝视钱牧斋为贰臣，大逆不道，故柳氏此楼是秘密保存下来的，不幸保存三百年之遗迹今值开明盛世反遭此无妄之灾，化作瓦砾，诚为可惜！可叹！

我初闻东门大街展宽，以为‘大仙堂’离大街不下十丈之远，故未以为意。最近方知此堂亦被拆，真是‘咄咄怪事’，正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拓街不一定要拆此古楼。

……

我不揣冒昧向贵领导提一建议，将‘大仙堂’照原楼复建，该楼本狭小，所费不多，但工艺应该精细，附近居民皆曾目睹此楼，拆楼之人亦健在，再参考书笈记载，当能重睹旧容，以纪念钱、柳二人，亦可作旅游点，必能招来远人。如果旧地已被占，可以稍加移动。因此处均为钱氏旧宅（从鱼家桥至城隍庙）。钱氏是清初诗文大家，领袖全国，后因乾隆指责名声顿失，然柳夫人品高、诗佳，女中豪杰，足为常熟增光，建其遗址不为过当。

仆爱乡心切，纠失补过，陈情建言……此建议能否实现，企盼示知。”

戴逸先生为保护家乡文物的良苦用心和执着较真的态度除给家乡的文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外，也敲响了古城建设必须重视古迹保护的警钟。

记得在戴逸先生熟悉并敬重的季羡林先生的集子中有这样两句诗，“你无论走得多么远也不会走出了我的心，黄昏时刻的树影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谁都明白，这个“你”是可以指家乡的，“走得多么远”也可以读成离得那么远。用这两句诗来描述戴逸先生的故乡情结再合适不过了。戴逸先生对故乡的深情有着说不完的故事，而笔者所说的只是其中的几朵浪花。

（编辑：沈秋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