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廷珪（1289～约1362），字原常，一字元章，又字礼执，兴化人，元末著名诗人。博学工诗，好学不倦，孝敬母亲，植竹庭院，题匾曰“居竹轩”，因自号“居竹”。兴化地方志里称成廷珪为“高士”，大约是把他与同时代的倪瓒一样看作那个时代的隐逸群体中的一员。

成廷珪生活在元朝末年，与他交往的友人中有很多是尊贵显达的官员，他却不求仕进，不愿为当时的统治者服务，隐居于家，奉养母亲，由兴化而至扬州，以吟咏自娱。在扬州与诗人张翥（字仲举）为挚友，“载酒过从，殆无虚日”（《竹居轩诗集·京兆郜肃序》）。后来张翥征召为国子助教，迁翰林院编修、太常博士等职，他们一直有诗赠答。因发生了红巾军、张士诚等起义，他劝成廷珪避乱江南。

避乱江南后，成廷珪的踪迹多在松江、苏州、杭州等地。曾与著名诗人杨维祯等相酬答，也与张士诚部下将领唱和。如张士诚部将谢节（字士毅），至正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任杭州路总管。至正二十年（1360），成廷珪写的《九月一日寄谢太守》诗中，有“出入侯门五见春，每承分粟济清贫。托交独喜君知我，临老犹将子累人”等句，感谢谢节每年春天送粮食接济他这个清贫之士，已五年之久，既为谢节了解自己的清贫而高兴，又因给谢节增加了负担而内疚。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到成廷珪的寒士生活及清淡简朴的诗风。

这种清淡简朴的诗风正是他继承与发扬了唐代田园诗风格的具体表现。从他的以下三首诗中，也可见他诗歌风格的一斑。

其一，在兴化生活期间，他曾去县境东北属兴化管辖的刘庄盐场等处游学，五言律诗《刘庄》是这样写的：

刘庄久不到，草树郁苍苍。

野艇买瓜果，村坊罗酒浆。

水生沙井浅，潮上卤田荒。

时共西清老，登高望夕阳。

这首诗写到刘庄盐场所见所感。盐课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盐场应是卤田成片、灶丁煎盐繁忙之所，诗人好久不来，现在所见却是草树苍郁，卤田荒废，了无生机，从中不难想见当时盐民生活的艰难。面对如此的变化，诗人只得以酒解闷，并与友人登高远望西下的夕阳，排解内心的怅惘。

其二，他的杂言古体《丁十五歌》是这样写的：

丁十五，一百健儿猛如虎。几年横行青海头，牛皮裁衫桑作弩。

射阳湖上水贼来，白昼杀人何可数。将军宵遁旌旗空，倭甲蛮刀贼为主。西村月黑妻哭夫，东坞山深母寻女。屋庐烧尽将奈何，往往移家入城府。不是丁家诸健儿，仗剑谁能翦狐鼠?楼头酾酒齐唱歌，争剖贼心归衅鼓。官中无文主赏功，还向山东贩盐去。

这是一首用语简朴的叙事诗，赞扬丁十五其人，他以贩盐为生，手下有上百的勇士，以牛皮为衫护身、用桑木为弓弩防卫，横行海内。后来兴化北部射阳湖上来了水贼，杀人放火，讨贼的官兵却大败而逃，被水贼残害的百姓只有逃到城里躲避。丁十五带领部下仗义除暴，歼灭了水贼。为民除害后官府却无奖赏，只得再去贩盐。

汉唐以来，盐不允许私人贩卖，元朝也不例外。所以丁十五实是一个贩卖私盐团伙的首领。诗人赞扬了他为百姓除贼的侠义行为，抨击了将军的怯弱、官府的赏罚不明。可以想见，当时地方武备松弛、盗贼横行、民不聊生，从中可以想见张士诚在兴化白驹场起义后能迅速发展壮大的社会原因。面对社会的动荡不安，作者借叙事寄兴感伤，不仅有语淡而味不薄的特色，还能在叙事中针砭时弊，拓展了所写水乡田园生活的内容。

其三，再看他的七言绝句《题徽庙御画栀子白头翁》：

栀子红时人正愁，

故宫衰草不胜秋。

西风吹落青城月，

啼得山禽也白头。

北宋皇帝赵佶庙号徽宗，“徽庙”就是宋徽宗。这是作者为宋徽宗的花鸟画“栀子花与白头翁”的题画诗。先说秋天花红草衰人愁，再谈小鸟白头翁也在月落天明时的啼叫中愁白了头。用恬淡疏朴的诗句写人鸟同愁，把徽宗的花鸟画与当时北宋的衰败危亡联系在一起，发人深思。

从以上三首诗中不难发现，成廷珪确实是继承和发扬了唐代田园诗清静淡薄的风格。而他诗歌风格的形成与他的诗友张翥、杨维桢等交往切磋也有关系。《四库全书·居竹轩诗集·提要》说成廷珪的诗“其音律体制得于翥之切磋者为多，而声名亦几与之埒。”张翥与杨维桢都是元末著名诗人，杨维桢还被尊为“一代诗宗”。他们和成廷珪都在学习唐诗的基础上追求变化、创新，都主张写诗要表现真性情。他们不为元代中叶以来诗歌追求文词艳丽，不受歌舞升平为主的风气影响，实是难能可贵。成廷珪的诗“五言务自然，不事雕刿。七言律最为工深，合唐人之体”（郜肃《居竹轩诗集原序》），“于诗能揣练六朝之情思，以入唐人之声律，变化寻常之言为警拔之句，终归于适其性情”（《居竹轩诗集·吴中邹奕序》），可见他的诗继承了唐代田园诗风格，多为吟咏情性、表现人性、反映民众疾苦和社会风貌之作，法度谨严而刻意深沉，在诗坛影响很大。因此多首诗入选《元诗别裁集》，《居竹轩集》四卷被收入《四库全书》。他是古代兴化籍第一位在全国有很大影响的诗人，也是第一位诗集入选《四库全书》的诗人。

需要说明的是，在元末发生战乱流寓江南后，他的田园诗风格有所变化。元末文史大家危素说他的诗“忧思而悯俗，愤世而嫉衰”（《居竹轩诗集序》），郜肃在《居竹轩诗集原序》中也说“扰攘以来，漂泊南北”“所作之诗视昔为尤进，而流离悲壮之态，感慨激烈之情，有不能自己者”，可见他的诗在战乱发生流离江南后，又多了如杜甫诗的忧国忧民之情。

他寄给张翥的一首七言律诗《感时伤事寄张仲举博士》：

边报纷纷日转频，彭城犹未息风波。

中原白骨多新鬼，浮世黄金少故人。

阮籍一生唯纵酒，季鹰今日定思莼。

河东鹤叟应相忆，落日悲笳泪满巾。

诗中第六句“季鹰今日定思莼”是借用西晋著名文学家张翰的故事。《世说新语·识鉴》云：“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为见机。”这是说西晋齐王司马囧执政，张翰被辟为属官，见祸乱方兴，他就以莼鲈之思为由，辞官而归，后来“莼鲈之思”被作为典故，成了思乡的代名词。成廷珪用这一典故劝好友张翥辞官回乡。诗中“中原白骨多新鬼，浮世黄金少故人”写出战乱的频仍，人情的淡薄，为警拔之句，有愤激之情。

再如《戚戚行》云：

戚戚复戚戚，白头残兵向人泣。

短衣破绽露两肘，自说行年今七十。

军装费尽无一钱，旧岁官粮犹未得。

朝堂羽书昨日下，帅府燃灯点军籍。

大男荷锸北开河，中男买刀南讨贼。

官中法令有程期，笳鼓发行星火急。

阿婆送子妇送夫，行者观之犹叹息。

老身今夕当守城。犹自知更月中立。

七十岁的老兵发白体残衣破，生活窘迫，前一年的军粮被拖欠未领到，晚上还要守城，两个儿子也被征召。就整体而言，他的诗集中这类诗只是少数，清静淡薄的田园诗风格仍是他诗歌风格的主流。

明清两代是兴化诗歌创作繁盛时期，明代以“后七子”之一的宗臣为代表，清代，昭阳诗派诗人迭出，至民国李详为其殿军。而对兴化明清两代诗人有很大影响的则是元末兴化本土诗人成廷珪，他被尊为“吾兴诗家鼻祖”（清李福祚《昭阳述旧·卷一》）。李福祚在《昭阳述旧》中曾这样评价成廷珪与昭阳诗派主将李沂：“元人诗句似词，纤细秾艳，成高士以澄澹矫之。明末诗宗竟陵，佻巧浅薄，家艾山公以浑厚矫之，吾乡先正皆力挽狂澜如此。”是说成廷珪的诗能不随元代诗歌纤细秾艳的潮流，矫正了诗句似词的倾向。他家的先辈李沂（号艾山）能矫正明末竟陵派佻巧浅薄的诗风，他们都能不受当时风气影响，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从中也可见成廷珪对昭阳诗派贡献的重要一点，就是写诗要有自己的风格，不随大流，不为当时风气所左右。成廷珪在元末诗坛力挽狂澜的表率作用，也在清初李沂为主将的昭阳诗派中得到传承与发扬。

成廷珪对昭阳诗派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他的诗“合唐人之体”，以唐诗为宗，要在学习、继承唐诗的基础上抒发真性情，形成自己的风格。晚明竟陵派影响较大，兴化昭阳诗派仍以诗学盛唐来矫正。清代朱彝尊谓“昭阳诗派不堕奸声，皆艾山之导也”（《静居斋诗话·卷二十二》），赞扬兴化诗人能矫竟陵派浅薄之弊，这与昭阳诗派主将李沂发挥的作用是分不开的。而且李沂对如何学习盛唐诗，也有自己的主张。他说“夫贵多读者，非欲剿袭意调，偷用字句也，唯取触发我之性灵尔”（《秋星阁诗话·八字诀》），即要在多读盛唐诗中触发灵感，而非“剿袭意调，偷用字句”，抒写性情。作为隐逸诗人，他的诗也有唐代孟浩然田园诗的风格，与成廷珪一脉相承。

可以这样说，明清两代的兴化诗人都以唐诗为宗，是从成廷珪开始的，成廷珪对昭阳诗派的贡献非同一般。

（编辑：任祖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