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相文故居外景

提 要：家族昌盛，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开启者。近代中国地理学奠基人张相文坚持走自学成才、地学救国的道路,不断汲取、丰富和积累知识,终成地学界权威和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他编写的《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是我国的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地文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分别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教科书。他立德树人，名扬天下，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志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反对帝制，为建立共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张星烺、张星华、张荪芬、张至善、张茞芬等儿孙辈在优良的家风熏陶下，均成为爱国人士、学界精英。

关键词：张相文 地理学家 优良家风

在泗阳县城厢东南有一座南园，这里曾经生活着一个桃源望族——张氏家族。

家族昌盛，往往有一个重要的开启者。这个家族自一代地理学家、史学家、革命家张相文起，历经清末、中华民国、新中国，成员遍布北京、南京、美国、保加利亚等中外各地，人才辈出。

张相文，字蔚西，号沌谷，1867年生于桃源县吴城乡南园庄（今泗阳县城厢社区南园村），在我国近现代史上负有盛名,在中外学术界也享有很高的声望，堪称一代学界泰斗。

他出生贫寒，苦学成才，重孝行道，重文讲礼，恪守家训家规，立德树人，名扬天下，儿孙辈得其教育，均成为爱国人士、学界精英，可谓：一介寒儒出泗阳，满门三代皆名士。张相文情怀深、思维新、视野广、自律严、人格正，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振兴中华的奋斗中，内心激荡着浩然正气，身上体现出的宏大格局和高尚气节，为张氏家族的精神气质烙下了深深印迹。

根据张相文家族的情况，后人整理出了张氏16条家训，即：“1.国之赋税早完；2.积德遗后；3.待子博爱、训子必严；4.要有孝心；5.夫妇相敬如宾；6.兄弟重义；7.长幼有序；8.慎交朋友；9.妯娌和睦；10.看重婚姻；11.苦读圣书；12.早晚勤耕；13.戒色洁身；14.禁止偷盗；15.息讼为要；16.禁止赌博。”同时还整理出了张氏8则家规，即：“1.孝父母；2.敬兄长；3.敦友爱；4.恤孤寡；5.杜侵占；6.严武断；7.征凶暴；8.戒赌博。”这些家训家规是泗阳县张相文家族兴旺的写照。

张相文家谱照片

泗水神童 苦学成才

张相文生逢清末乱世,目睹国弱民穷,列强肆虐,夙怀大志,亟欲针砭时弊,振兴中华。

他出生在一个普通贫穷的农民家庭,自幼就表现出对知识的热爱和渴望，因为家境贫寒，十岁时还未上学,但他很想读书,常常趁劳动空隙,偷偷站在塾馆窗外听课,有时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不论炎夏还是寒冬,都不间断。张相文听人读书，往往听一遍就能记住，邻居惊讶地称赞他为“神童”。正如他在《张相文自述》中写道：“吾少贫贱,年十一始就乡塾读。读二年,家以分爨不支,命废读。适谢表伯以拜年来吾家,私谓二伯祖曰:‘是儿可惜。若能续读,吾愿以女妻之。’吾家意转。既而二祖姑以还亲为嫌,婚议遂罢,而吾已前入塾复读矣。惟时作辍,执耕作役。役时,每暗挟书册就柳阴无人处,踞地目诵,诵辄能记;或闻他生读,窃听之,亦辄不忘,而书中之关于地理者尤深印入脑……”

张相文一生共经历了三次科考。1886年，他名列第二，补博士弟子员，也就是生员，即古代博士所收的学生，闻名乡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张相文十分关心战争的发展，然而,苏北地区交通闭塞,有关战事消息只能根据《万国公报》所载的了解一些。张相文每天一大早,就跑到邮局门前等着买报。他还特地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挂在墙上,按报纸登载的消息,用红笔标上日寇行踪,课堂上及时向学生介绍，宣传爱国思想，一时名声大振。没想到,这样一来,倒使张相文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898年，33岁的张相文回到桃源（今泗阳），在桃源县城南新滩购地185亩，置新宅，这便是“南园”的由来。

1899年冬，张相文时年34岁，进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任师范生，平时自学地理、历史。因为学习优秀，老师赏识，于是推荐他学习之余兼教留学班国文、地理等课。南洋公学是一所专门培养留学生的预备学校,又处于革命浪潮高涨的上海，得社会风气之先，新思想相当活跃，不少具有先进思想的爱国人士常云集于此,像爱国将领蔡锷、革命中坚章太炎等,都曾在此学习和工作过。张相文与进步人士接触较多,接受了先进思想,阅读了进步书刊,参加了进步团体的活动,受到很大启发。

张相文坚持走自学成才、地学救国的道路,不断汲取、丰富和积累知识,终成地学界权威和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1901年，他深感中国地理学教育没有可依循的教材，于是编写了《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是我国的最早的地理教科书。“教科书”这一名词也由此产生。这两本书多次重印，发行量达200多万册。

1905年，他在上海编写的《地文学》《最新地质学教科书》分别是我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和地质学的教科书。《地文学》是张相文的代表作，此书已包括今人所编普通自然地理的全部内容。林超教授对此曾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在世界地学史上，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创举。”1917年至1919年，张相文任北京大学教授时编写《中国地理沿革史》，被定为大学教材,评价极高。

他以渊博的知识和独到的见解,陆续考察、研究,发表了《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长城考》《塞北纪行》《佛学地理志》等很多有价值的专著,后全部收录在他的《南园丛稿》中。他还编修过民国版《泗阳县志》和《江苏省通志稿》，又和蔡元培先生编纂中华民国史，曾多次与孙中山先生书信往来,商量有关编国史事宜。

张相文故居内的中国地文馆

艰苦研究 成果丰硕

1907年,张相文应直隶提学使傅沅叔之聘,赴天津充任北洋女子高等学校教务长,1909年任该校校长。当时,科举制度业已废除,各地建立了不少学校,地理课被定为必修课程。从事地理教学与研究的人日益增多。为联络同道,集思广益,推动新地理学的发展,张相文积极筹备中国地学会。好友张謇恰在这时有事路过天津,张相文向他谈了自己的宏愿。张謇说:“邹代钩曾为翻印地图,倾家荡产,炊烟几绝,办地学会谈何容易!君家财力何如邹代钧?”意在劝阻。张相文毅然邀约白雅雨、张伯苓、陶懋立、韩怀礼等人,于1909年秋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会—中国地学会,张相文被推为会长。不久,著名人士章太炎、蔡元培也加入了地学会。

在会长张相文的主持下,中国地学会开展了很多有益活动,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不定期地集会举行学术演讲;二是组织会员进行实地考察;三是编辑出版《地学杂志》。到1937年为止,共出版会刊《地学杂志》181期,刊登各种文章1600多篇。张相文办地学会,出版《地学杂志》,始终贯穿爱国主义精神，对我国地学研究和地理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张相文故居

开展学术活动,外出考察调查,出版《地学杂志》既要人力,更要资金,而当局者不仅不予支持,反而百般刁难。张相文担任会长二十年中,地学会几次因资金困难濒临绝境,幸得他多方奔走求助,自己倾其所有,才一次又一次渡过难关。

他除了主持会务外,还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实地考察和学术研究。多次到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调查,沿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勘察,写出了几十篇很有价值的论著,其中著名的有《论导淮不宜全淮入江》《与章太炎论山脉书》《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长城考》等,在自然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等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1914年,张相文从内蒙古考察回京后,写了著名的论文《河套与治河之关系》,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河套与治河关系作了精辟论述。

南园景区

响应革命 策划起义

张相文不仅是一个杰出的地理学家、教育学家，还是一个杰出的爱国志士。早年参加同盟会，反对帝制，为建立共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身为中国地学会会长的张相文和秘书白雅雨立即行动，共谋策应，与同盟会其他会友秘密组织了“天津共和会”，发动驻扎在滦州的二十镇营长冯玉祥、王金铭等中下级军官起义。

张相文亲自撰写了起义文件。

曾经直接参加天津共和会,后于1912年1月任滦州起义敢死队长的凌钺在后来撰写的《辛亥滦州起义记》中写道：“由于天津学界仁人志士目睹国势艰危，公决实行严密组织,广求革命同志，又以同盟会易引敌探之注意,特取避人耳目之手段,组织北方共和会,总机关设于法租界梨栈生昌酒店，会议派北洋高等女师范学生张星华等10余人暗募会费，密运军火,宣传主义,探听敌情。”

张星华就是张相文的长女,后改名张月烺。在这里,张相文已经将亲生骨肉置于革命的前沿阵地。

张相文在白雅雨去滦州策反前,由地学会陶懋立陪同，沿着规划中的进军路线经山海关至秦皇岛,秘密地航海南下。

到上海后，张相文一面与钮永建商量(钮时为沪上松江军政分府都督)，建议以海军移驻秦皇岛为应援，又一面赴宁致书担任临时政府大元帅、负责北伐的黄兴,提出自己制订的光复河北规划,请求南军北伐，表示甚愿“执策先驱”，以北道主人自效。这封信后来被编入《南园丛稿》，名为《辛亥冬上南京政府黄元帅兴论规取河北书》。

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后受袁世凯步步进逼，被迫实行北伐，其北伐计划与张相文的北伐构想基本相同。

张相文南下向南京政府黄兴元帅请求援军，准备里应外合，直取津京。可惜滦州起义计划泄露，在援军未到达前，起义就被反动势力扑灭，白雅雨壮烈牺牲。

白雅雨及滦州义士牺牲仅36天,清室即逊位。

张相文、白雅雨作为中国从清王朝向民主革命大转变时期的爱国知识分子，能在汹涌澎湃的革命形势来临时，步出书斋，以中国地学会早期成员为骨干，积极参与策划辛亥滦州起义,为促进辛亥革命取得胜利、推翻封建帝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

张相文为人正直无私,为了维护正义,不畏强权势力，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

1903年,张相文应安徽寿州孙多鑫之聘,任寿州阜丰商业学校校长。孙多鑫为咸丰九年科状元孙家鼐之孙,其子投考此校,因成绩低未被录取。孙多鑫认为有辱他的面子,仗其祖父状元之势力,逼令张相文录取其子。张相文拒不同意,愤而辞职回沪。

张相文是同盟会的一位元老，是孙中山先生敬重的国民党议员，也是老南社成员。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派“筹安会”骨干刘师培来拉拢张相文入会,允事成后授予要职。张相文严词拒绝。袁世凯恼羞成怒,派两个便衣侦探在他住宅附近,对他进行监视。张相文被迫将胡须染黑,化装成老农,避开前门火车站,绕道到丰台,乘车潜往上海,居住于青年会,以卖卜算卦度日,号张半仙,暗中联络革命同志，并指导同盟会员、泗阳籍军人韩恢投身革命活动。他曾写了一首《咏史》诗骂袁，诗的首句“窃国从来胜窃钩”,明骂袁是个窃国大盗；诗的末句“价重燕云十六州”,暗骂袁以《二十一条》换取日本支持他称帝,比对辽自称“儿皇帝”的石敬瑭更无耻。

1916年秋,北京大学校长空缺,段祺瑞希望他的皖系军阀政客徐树铮为校长。张相文不畏段祺瑞势力,认为徐树铮旧学有余,西学不足,且为人自高自大,反对徐树铮任校长。他推荐为人正直、学贯中西的蔡元培为校长。结果张相文的推荐被通过,段祺瑞因此对张相文不满。但因张相文在国会里很有声望,段祺瑞也无可奈何。1923年秋,曹锟以5000银元一票为饵,贿赂国会议员选他为大总统。张相文拒不接受。曹锟仿效袁世凯对付张相文的办法,也派两个便衣侦探监视张相文的行动。张相文被迫再次微服潜往上海,以避其锋。

1932年春,张相文老友吴稚晖因公到北京,顺便来看望张相文,并转达蒋介石想请他做立法委员的意见,并说允不到职,薪金按月汇到家中。张相文恨蒋介石不抵抗放弃东北,也拒不接受。

张相文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抱着同情、关怀和支持的态度。1926年,北京广大青年学生为抗议日、英等帝国主义限令我政府拆除大沽口炮台,集会向北洋军政府请愿。执政的段祺瑞,竟污蔑学生为“学匪”,下令开枪,当场打死青年学生40人,北京女师大学生刘和珍也惨遭杀害。张相文对此非常气愤,写了一首表示抗议的《学匪歌》：“宝刀一挥鲜血流,壮士手腕忠臣头……泪告同胞四万万,东藩高丽足殷鉴,国亡君作归命侯,官家肉食犹无恙。”诗句慷慨激昂,痛斥段祺瑞政府的残暴罪行。

张相文的爱国思想,直至晚年仍不见衰。在他去世前两年,还大骂蒋介石把东三省送给日本,在他去世前一年还鼓励青年去南京要求抗日。

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文学家和诗人，一生留下了许多爱国诗文，如《黄花岗义烈记》《解散国民党纪实》《袁世凯佚事》《韩恢》等数百篇。

他毕生刚正不阿,不仅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而且热爱祖国,心系国计民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不忘桑梓 心系故土

张相文同时是一位伟大的慈善家。他经常捐赠义款，救助贫孤，对家乡人民所做的善事义举不胜枚举。

1906年，江北大饥荒，张相文家乡桃源（泗阳）尤为严重。张相文十分心痛，当即捐资300余元救济家乡。当时的1元相当于现在的100元，所以按现在价计算，张相文大概捐献了3万元人民币。

1925年，泗阳又遇大饥荒，张相文立即筹款3000元救济贫民。

1928年，张相文发现泗阳县城内居民饮水不卫生，便与兴国寺主持宏悟和尚共同捐资100元，为泗阳凿了1口井。

1933年2月16日，张相文在北平德胜门内拈花寺东院逝世。北平各界、泗阳民众隆重集会，深切悼念这位中国近代地理科学的奠基人、杰出的教育学家、爱国志士。大量祭文、挽联、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地学泰斗、共和卫士的深切怀念。

张相文的后辈继承了爱国爱乡的光荣传统。1954年，其孙、为建立我国高能物理电子学研究机构作出突出成绩的北京师范大学张至善教授，遵照父亲张星烺的遗嘱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了张相文藏书4万余册。1987年，其重外孙女谷炤代表母亲张茞芬教授（国家人口计生委科学技术研究所创建人之一）向泗阳县政协赠送了张相文遗作《南园丛稿》。

严爱并济 崇文尚教

张相文自学成才的同时，言传身教，十分注重传承家风，他教育子孙始终把教育、学习放在人生的首要位置。在他的影响下，儿孙们相继走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振兴中华的革命道路。

1897年，他游学江南以后，一直把儿子星烺,稍后是女儿星华（1891～1968）带在身边,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在无锡、常州和苏州那段时间,他寄居在师长和好友那里,生活再艰苦，时间再紧张，晚上也要抽出时间辅导星烺,向他讲授地理，教他阅读地图。“儿少时教育，本年所获最多。”星烺后来回忆说。

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选男孩10人、女孩4人往美国留学,此为中国女生官费留洋之始。宋庆龄就是被录取的四个女生之一。时张相文在沪上编译教材,他积极鼓动星华前去参加考试,星华此时尚在上海天足会女学堂上学,明知她的水平离被选拔还有距离，也鼓励她应试，以励其志。张星华虽未考取，但励志的目的却达到了。

张相文任天津高等女校校长后几次外出考察，都带上女儿星华,为她开阔视野，对她言传身教。星华好学上进,敢于任事的性格颇像父亲。在天津,她加入了同盟会，置生死于不顾,积极参与滦州起义,运送弹药，传递情报，是一位勇士。

张星华的乐善好施也是出名的。1913年，在天津才9岁的邓颖超，因母亲杨振德失业，寡母孤女的生活濒临绝境,张星华热情邀请杨振德到北京平民义务学校任教,邓颖超随母亲来到北京并在该校学习。

张星烺(1888～1951)，字亮尘，继承了父亲严谨治学的优良作风,成长为又一代著名学者。《辞海》《中国名人录》《中国文化人物总鉴》对父子二人均有记载。j

幼年的张星烺在父亲张相文酷爱读书、追求进步的影响下，学习刻苦,10岁时，已读完“四书”，并读《左传》《薛福成集》等,每天坚持写日记,进步很快。

1899年1月，年仅11岁的星烺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留学班(如现在的小学)。入学不久，其父张相文因故辞去工作暂回原籍，留下星烺独自在上海继续求学。家人很不放心，乡邻更不理解,埋怨、议论张相文痴迷做学问,连孩子也不知疼爱。却不知张相文正是因为疼爱儿子,让他从小学会自理，长大有所作为，才决定送子到当时新文化新思想极为活跃的上海去读书。为此，张相文还写了一首《携儿子星烺就学沪上》的诗，其中两句:“别有传家新作计，任教父老惜狂徒。”表明父亲决心以学问传家的志向和培养儿子自立、自强的远大眼光。

进北洋大学以后，星烺因成绩出色，于1906年被选派赴美国留学，同时出国的官费生和私费生共有40余人,这是继同治十一年(1872)之后、清政府第二次成批派出的留学生。张相文此时已认识到“中国旧文化不足立国”，因而积极支持儿子远渡重洋深造。星烺进入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化学专业学习,三年后毕业,又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生理化学,闲暇时好读史书。他是我国最早攻读生理化学的研究生。在柏林大学取得学位之后，他谢绝了国外的重金聘请,毅然于1912年8月回国，抱着“实业救国”的热切愿望，欲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科学技术知识贡献给祖国。

可是当时政治腐败,时局动荡，张星烺实业救国的希望逐渐破灭。他既不善于交际酬酢，更不屑于钻营逢迎，只想以自己拳拳赤子之心，通过学术研究对民族的振兴、国家的强盛作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应有贡献。他读史越多,钻研越深，越是感到近代中国的外患大都来自欧洲，“自鸦片战争后,无役不丧师、割地赔款”,“人几以砧上肉、釜中鱼视我矣!”他认为弄清中国和欧洲的关系，就可以了解双方势力消长情况，“是一件急需做的事”。正是基于这种爱国主义的思想，张星烺发奋利用养病和工余时间刻苦钻研历史，多方搜集中西交通史资料。后来，他完全脱离科技工作，全身心地投入历史研究，立志要在史学领域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历经十几年“凄风苦雨,孤灯寒月”,张星烺矢志不渝，费尽心力，终于在1926年38岁时,完成《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初稿,他把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

1919年,张星烺应蔡元培之聘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同时与父亲张相文一起兼任该校国史编纂处特别纂辑员,并被派往日本调查民国史料。1926年，他应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鲁迅时为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还先后在辅仁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学府担任教授,讲授过《中西交通史》《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南洋史地》《政治地理》等课程，海内外许多有成就的历史学者皆曾蒙其教诲。除任教编史以外，星烺还继续不断地搜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有关史料,先后翻译了两种版本的《马可波罗游记》。

1930年，《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正式出版,全书共分六大册,3000多页，100余万字,按8个题目编写。除资料十分丰富以外，还包括不少作者个人的研究心得，可谓是一部专题研究论著。如第一册附录中的《支那名号考》中，他详细论证了“支那”即“秦”的论点,澄清了这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46~1950年,张星烺还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其前身即张相文倡办的中国地学会,由于长期带病工作,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于1951年7月与世长辞、终年63岁,临终时他给子女留下遗言，把父亲张相文和自己的所有藏书及手稿(共44030册)全部捐赠给了中国人民大学。为此，时任人大校长吴玉章特具书、备宴，感谢星烺的亲属。

张相文故居

革命爱国 薪火相传

张相文、张星烺父子发奋读书，自学成才，以渊博学识、良好家风传家爱国的精神，可谓延绵不绝，薪火相传。

张荪芬(1918-2010)是张相文的孙女、张星烺的女儿。1918年10月出生在北京，母亲王端姝是广东女子师范大学的高材生。良好的家庭教育使张荪芬从小就知书达理，志向远大。1940年刚迈出燕京大学护理系的门槛，张荪芬就只身一人，怀揣父母塞给她的600元钱，躲过日本兵的盘查，从天津塘沽乘船经上海到香港，再绕道越南，到达贵州图云观，投奔驻守在那里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从医抗战。面对困苦，张荪芬不畏惧、不抱怨，23岁就获得了中国护士学会颁发的“永久会员证”。

在事业有成的同时，张荪芬在1942年与援华抗日的保加利亚医生甘扬道喜结连理。抗战胜利后，张荪芬与甘扬道回到保加利亚。从1952年起，张荪芬协助来保教授汉语的朱德熙开创了保加利亚汉语教学事业，为保加利亚的汉学研究奠定了基础。1969年，张荪芬编撰的有史以来第一本《保汉词典》出版。张荪芬在汉语教学战线上一干就是28年，1980年，她从索菲亚大学退休，2004年，索大授予她保教育界最高荣誉——蓝带勋章，以表彰她对保加利亚汉语教学事业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所有来保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学生和很多华侨华人，都是张荪芬家里的座上客，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张荪芬的许多保加利亚学生将大量的中国小说、诗歌翻译成保加利亚文，为保加利亚人民了解中国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谈起祖父,张荪芬还记得父亲生前为她讲过的,祖父临终前已不能言语，但神志很清楚，眼睛尚能视物，他示意家人要看他每日必读的《世界日报》，“留心国事，直至张目最后一分钟。”k她说，比起上辈,自己的努力和成绩还相去甚远。她说：“虽然我们中国古老的说法‘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但我始终没有加入保加利亚籍。60年的海外生活无法改变我的本色,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自豪。”

张相文是爱国主义者，其一家三代教授，九人成名成家。他们所以能够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归根到底是执著追求、艰苦奋斗的结果，更是严格的家规、睿智的家训、优良的家风熏陶的结果。

如今,立德树人的张氏家风和美丽的南园一道，历经岁月的洗礼却不褪色，穿越百年的时光而愈显光芒，成为激励世人的强大精神力量，流芳百世，砥砺人心！

（编辑：姜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