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子善（1899—1969）,原名沈国宝，字子善，又字行，又名沈六峰，号六峰阁主。1899年11月23日出生于江宁府六合县（今南京六合区）北门大街30号一个清寒的书香门第，行三。幼年失母，少年丧父，刻苦自励而得成立，终生以教育为职业。民国时期，曾先后任江苏省立南京（首都）女子中学实验小学校长，江苏省立镇江实验小学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教育系教授，河南大学教育系教授、系主任兼学校秘书长，复旦大夏第一联合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兼代总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兼任教育部小学及师范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小学教育实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教育学系初等教育及教法审查委员会委员、教育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等，是中华儿童教育社、中国教育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中国师范教育学会、中国书学研究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社会组织创会成员。1949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教育史专业教授。1960年应聘在南师美术系开设书法课，在南师中文系开设书法讲座，同时兼任江苏省书法印章研究会理事、副会长。1969年2月7日，病逝于南京，享年71岁。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对一些已故的著名书法家尊崇有加，如南京浦口区求雨山建立了“四老”（林散之、萧娴、高二适、胡小石）纪念馆，山东省政府和济南市政府在济南市五龙潭公园建立了“武中奇书法篆刻展览馆”。但是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者、书法艺术家、书法理论家、书法教育家，我国现代书法事业、书法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和先驱，沈子善先生的名字和作品却几乎无声无息，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书法大家。

沈子善先生诞辰100周年、120周年时，江苏省国画院举办了纪念书展、典藏沈子善先生书法作品展，举行了理论研讨会，编辑出版了纪念和研究文集。季伏昆说：“无论如何，当代书人在对二十世纪中国书坛作‘百年回眸’之时，总不该忘却中国书学研究会、《书学》杂志和沈子善先生。”

一、现代书法史上杰出的爱国者

受家庭影响，沈子善自幼耳濡目染，酷爱书法，尤喜“二王”，参以欧、褚，博采众长，心摹手追，早年即受到家乡前辈们的赞许和业师仇埰、王东培的赏识。民国时，他与一大批书画家、社会名流时相过从，交往密切，与沈尹默并称“二沈”，驰誉书坛。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纷纷行动起来，投入到抗战救亡的历史洪流。汇聚于陪都重庆的文化教育界的志士仁人,更是竭尽努力,采取各种方式，挽救垂危的民族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沈子善与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等共同倡导成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专业书法团体——“中国书学研究会”。

沈子善像

1943年4月2日上午，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了“中国书学研究会成立大会”。出席成立大会的有党政要员、学者和社会名流150余人。身为复旦大学教授的沈子善作为“中国书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向大会作了关于中国书学研究会成立经过的报告。他说：“书学为我国特有之艺术，近年来日渐衰落，还不如日本朝野之努力提倡。有感于斯，乃思联合国内学者及书家，力挽颓风。”会议推举沈子善为总干事，负责推进会务。会址设在重庆北碚蔡锷路51号。会上议定：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书法节”。会议决定出版《书学》杂志，作为中国书学研究会的会刊，由沈子善任社长兼总编，商承祚、朱锦江任编辑。《书学》杂志创刊号于1943年7月出版。三十二开本，土纸本。由于社会动荡和经费拮据等原因，至1945年9月，杂志共出版发行了5期。《书学》杂志发表了书界同仁一系列极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具有全国最高学术水平的书法专业理论刊物。

为了确保杂志的组稿质量和学术水平，沈子善亲自约请了于右任、陈立夫、沈尹默、柳诒徵、梁实秋、顾颉刚、吴稚晖等61位著名专家学者，担任编辑指导委员会委员。书学研究会和《书学》杂志的经费，小部分由教育系统与行政部门作为科研资助，其他多由沈子善醵资。沈先生在重庆举办了三次个人书法作品展览，全部售出，义卖所得书款全部捐献给《书学》杂志，体现了一位民族文化人士“毁家纾难”的高尚情怀。

1943年11月19日，沈先生在重庆北碚举办个人书法展览时对记者杭少川谈道：“我之研究书学，并不是个人的事业而已，我把它作为发扬我中华民族艺术的工作之一。”他回忆自己二十年来一直十分重视在学校中开展书法教学和研究，“深恐中华民族精神所寄托之书法艺术会有沦丧的危险，即设法鼓励学生们多加研究，并有关于此方面论文发表。”当时有一个日本领事把他的文章带回国去，日本很快就有《书道月报》发刊，报道中国的书法作品，并且在中国各地发行。对于这种文化侵略行为，沈先生说：“那时我就想出一本刊物来抵制它。抗战以后，我曾草拟书学研究计划呈送教育部，因陈部长（陈立夫）之批准，与国内诸书法家及教育家之赞助，遂有书学研究会的成立，并得将《书学》杂志问世。”

“把这个民族艺术光大起来”的愿望，还表现在《书学》杂志创刊号的“编后记”中。沈子善写道：“七七军兴，国内骚然，士子星散，册籍沦亡，学术蕴藏颇有濒于歇绝之势。推敌人之用心，固处处在亡我文化。盖坚甲利兵，有形之武器耳；学术思想，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其潜在力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有不容加以摧毁者。幸我上下人士，早鉴及此，不惜犯难以延续此大中华民族之文化也。”

由此可见,“中国书学研究会”的成立，《书学》杂志的创办，其宗旨是很明确的：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振兴民族精神，挽救书法艺术，抵制日本的文化侵略。“中国书学研究会”、《书学》杂志，虽然开展的活动主要是“书学研究”，但是，从其实绩来看，团结了全国一大批文化学者和书法家，从事民族文化的宣传和教育，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二、现代书法教育的开拓者

沈子善先生除短暂做了一年财政部科员，毕生没有离开过教育行业。他是一个杰出的书法教育家，是中国现代书法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廖科在《关于沈子善先生的随想》一文中写道：“如果说李瑞清是近代书法教育的先驱，那么以沈子善、祝嘉等人在民国初、中期，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呼吁开展书教的意义就显得更为重要。”“在抗日战争时期，先生寓居北碚黄桷，创作了大量作品，清理历代文献中的书论，倡导书学教育，创办《书学》刊物，在现代书法教育史上至今仍然闪烁着不可磨灭的光辉。”

蔡元培先生曾经在民国初年发出呼吁，要求把书法教育在美术院校国画科中单列。一批学人如吕凤子、潘天寿、沈子善、胡小石、祝嘉等在各自的学校开展了各种书法教育活动,取得了一定效果。沈子善在《书学》杂志上发表他们的文章，意在提倡。沈子善在初、中等学校的书法教育上发挥了独特的领军作用。孙洵先生说：“早在三四十年代，沈老就重视书法教育。作为老一辈教育家、书法家，能潜心于此，身体力行，在广义上当视为有力改变了封建文人视书法为‘小道’‘文人余事’的消极态度，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而沈老恰如其分地是这一批人物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孙洵还在文中转述南师大张辰先生所言,“不仅文科大学生，就是自然学科的莘莘学子喜爱书法者，从抗战前就向沈老请教者不计其数。”

沈子善重视书法教育，即使在抗战时期也不懈怠。他在中国书学研究会的“计划大纲”中专门列出一项：“编印学生应用之字帖，用教育方法编印适于各级学校学生及民众应用之字帖。”他在《书学》杂志发表了《小学写字范本之研究与编辑》一文。他受当时教育部的委托，编写了小学至高级中学的写字范本，其中小学写字范本全套六册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他说：“儿童学书，重在指导，指导得宜，不至走入歧途，而终身受用不尽。”他在《书学》杂志上发布了详尽周密的《小学写字教材及教法实验研究计划》，约请专家从事研究；《小学写字教学法》初稿完成后，又委托著名的小学试用。他还积极参与主持了由中国书学研究会举办的“全国国立中等学校书法竞赛”，参加竞赛的有国立高级中学、师范学校、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印刷职业学校等21所学校，有力推动了书法的普及和民族文化传统精神的发扬。

新中国成立后，沈子善继续为这个庞大计划的逐步实施而竭尽努力。他所编著的《怎样写毛笔字》《怎样写钢笔字》（原书名为《钢笔字的写法和练习》）《怎样教学写字》，被许多学校和社会上许多人作为学习书法的教材，也成为后来众多此类著作的基本依据或参照标本。他还在《雨花》杂志发表文章《中国的书法和印章》，在《新华日报》连载4期《漫谈文房四宝》，热忱细致地介绍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的一些艺术形式及其审美内涵。

沈子善先生在重视书法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的同时，也极重视书法的高层次教育以及书法家的培养。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沈子善先生在南京师范学院教育系任教。由先生建议，经学院决定，在美术系、中文系开设书法课和书法讲座，开创了新中国高等学校设置书法专业的先河。一批直接受到沈子善先生指导的学生，例如尉天池、冯仲华、赵绪成、齐崑、王凡、季伏昆、王宜早、李百忍、王冬龄等，纷纷成为当今书坛骨干和有影响的人物。

三、杰出的书法理论家

中国书学研究会和《书学》杂志标出的“书学”二字，含义十分深远。沈子善先生多次说过，他提出“书学”的概念，是与日本的“书道”概念相对立的，是维护中国传统书法理论的民族尊严、抵制文化侵略的。中国的书法艺术具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远远不够，或者长期停留在“技法”层面，或者表述得神秘玄妙，不得要领。沈子善提出“书学”概念，大大提升了人们对书法之“学术本质”“文化本质”的认识，跳出“技法”层面，升华到“科学”与“文化”的层面。告诉人们，书法艺术是传承中华文化基因的一门独特的艺术，在众多学术门类中，“书学”是中华文化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书学”概念提出之初人们还有生疏感，沈子善1944年在《文化先锋》杂志上发表《中国书法学述略》，把“书学”概念衍生为“书法学”，他庄重表示：“把我民族特有的艺术，介绍于国际文化界上，那是我努力的最大目标啊！”

以“书学”与“书法”作对比，“书法”着眼于“法”，“书学”着眼于“学”。以“书学”与“书法艺术”作对比，“书法艺术”过分强调书法的艺术性，一些人自矜其高妙，宣称“书法”比“书写”高一等，贬低甚至排除书写的“工具性”。以“书学”与“书道”作对比，这两个概念的理论层次都高出一般的“书法”“书法艺术”概念，但是“书道”属于日本的概念体系，引入中国之后，如果处理不慎容易染上宗派的色彩。总之，“书学”（“书法学”）概念与传统的“书法”概念有质的区别，凸显了学术性质，凸显了民族意识，凸显了新的时代色彩。因此我们说，沈子善先生“书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汉字书法艺术的发展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0世纪80年代笔者在申请晋升职称时提供了一部专著《中国古典书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对中国古代的书法理论作了综合考察，斟酌书名时，采用了沈子善先生提出的“书学”概念，也对先生的这一历史性壮举加深了理解。中国“古典书学”有三大理论支柱，表述为三个范畴：象——反映中国书法艺术的宇宙意识；势——反映中国书法艺术的本体意识；气（力、神、筋骨血肉等）——反映中国书法艺术的生命意识。这三大理论范畴纵横交织，层层错综，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五彩缤纷的技法体系。

沈子善先生提出的“书学”概念，沟通古今，对于中国书法理论大厦的建构，既具有“奠基”的作用，更具有“开辟”的作用。这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沈子善先生在制定书学研究会的研究计划时，十分重视对汉字文化和时代书风的研究。他所开列的书学研究会研究部的单项计划，就包含关于中国文字起源之研究；中国文字变迁之研究等要点。由此可见，“书学”的旗帜上所标举的，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次，《书学》杂志发表了大量内容精湛、角度新颖的书学论文，向人们展示了“书学”概念的实际内涵。正如季伏昆先生指出的，《书学》杂志“阐扬中国书学”，发表的论文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是对古代书史书论材料重新挖掘整理，提出新颖独到的见解；第二类是为中国书学开拓新天地，使中国书学大厦获得了现代科学的支撑。

第三，中国的书法教育，也因为“书学”概念的提出，而由传统的方式进入了现代的方式。中国的书法教育，古代一直是采用“师傅带徒弟”的方式进行。有只靠学生临摹的，例如汉赵壹《非草书》所描述的那样；也有开设班级、编写教材的，如唐孙过庭《书谱序》反映的那样。沈子善先生所开创的书法教育事业，称为“现代书法教育”，其特点是：教育方式上，突破“师带徒”的方式，突破“门派”的局限，把教育事业由个体的方式变为群体的方式；教育范围上，在全国范围内利用现代的传播工具进行传授和交流，并且向世界各国系统介绍中国汉字书法这一独特的中华文化奇葩；教育内容上，把书法史、书法理论与书写技法糅合在一起，把书法教育当作民族文化传承的渠道，特别注意把古老的文化艺术与现代的科学思维结合起来，积极探索艺术发展的新的领域和新的方向；教育体制结构上，由书学研究会一类专业团体，大力推动书法家、书学家、教育家，与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行政当局密切配合，协同动作。

“书学”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沈子善书法理论的学术高度和历史高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理论成果是全方位的。孙洵先生在论述沈子善的书学观时指出：“沈先生的书学观，主要体现在其半个世纪以前所写《书学捷要》一文。”它言简意赅地揭示出书法艺术的民族性与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提纲挈领地叙述了从书写者、书写过程到书写工具所应该遵循的基本精神和基本方法。他所编写的《中国书学研究会研究工作计划大纲》《中国书学论文索引》等，比较系统地体现了沈子善先生对中国书法发展的历史观。

沈子善先生毕生从事的书法理论研究的重点，是“王氏一系”的书法传统。代表性的著作有《孙虔礼书谱序注释》（简称《书谱注》）、《十七帖疏证》、《王羲之研究》。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国内乃至国际书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即使到了今天，八十年间同样课题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是基本上不出沈先生的框架。

孙过庭（虔礼）的《书谱》（一作《书谱序》），其草书最接近“二王”，被许多人作为学习草书的范本；而其文字，简古骈俪，不易通读。沈子善先生在临习其草书的同时，对其文字的词语典故详加注释，既有利于《书谱》的流传，更加深了自己对于“二王”精神的理解。沈先生所下功夫之深，赢得了世人的赞美，被誉为“沈书谱”。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是在唐代以二十多封书信墨迹汇装而成。《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朱熹曾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十七帖》用笔方圆并用，风格变化自然，历来被称为右军“书中之龙”，当作临习范本。但因历经辗转翻刻，多失其真，亦有叙次颠舛者。清人包世臣曾有《十七帖疏证》，沈子善先生复为《十七帖疏证》，考订增删，以广流传。沈稿的墨迹笔法，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沈子善先生对王羲之书法的深入理解。

沈子善书法

1948年2月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发行的专著《王羲之研究》，是沈子善先生书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内容包括王羲之年表、家世、个人生活及人格、书法理论、书法成名由来、书迹目录及考证、历代书家对王羲之书法评论等，后之评论说，“编著者较能以体系意识来把握王羲之的书法”。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此前历代王羲之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把读者带到一个空前高度，居高临下，山川溪壑，一览无遗。沈子善先生这种注重体系性的治学方法，显然与他早年读教育学时受西方“方法论”的熏染有关。沈子善先生在王羲之研究中之所以更加重视体系性，是因为，王羲之作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最主要的代表，但是过去对他的研究成果极少，分布也较散漫，或者语焉不详，或者信口而出，令人于只言片语之中难睹其真面目。沈先生在“绪说”一章中明言宗旨：“使羲之事迹，得一清晰之体系，以便流传，亦尊崇书圣之一道也。”沈子善的《王羲之研究》内容系统，材料丰富，资料翔实，又注意分析归纳，使读者对王羲之能够取得全面完整而又理性的认识。尤其是书中以大量篇幅对王羲之的著名书迹加以考辨，不仅其数量之巨前所未有，其考辨之精到对于后世研究者而言也是足资借鉴的。

四、杰出的书法艺术家

沈子善先生的书法作品,存世的已经不多。对于沈子善的书法艺术，常国武在《前尘回首一潸然》文中写道：“由于沈先生专精《书谱》，因有‘沈书谱’的美誉。又由于沈先生在书写实践上具有超群的水平，与沈尹默先生齐名，故书坛人士往往‘二沈’并称。两位前辈功力相当，但论清新妩媚，则沈子善先生尤有过之。”

齐崑写道：“70年初在冯仲华先生那里拜读先生一小横披，至今印象极深。先生一生专攻王字，然又不拘于右军之形，风格秀雅飘逸又兼有雄强苍茫之势，写得生辣挺拔，摇曳多姿，是少有的大家手笔。”

沈子善先生的入室弟子、南师美术系最早的书法班学生赵绪成，对于沈师的书法艺术，曾有一段赏析文字，兹引录如下：“先生书法以行草最为擅长，从现在我们能见到的80余幅作品看，均为行草书。选入本集（按：《书画艺术》杂志增刊《纪念沈子善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沈子善研究》。赵文为本书之《序》）30余幅作品为先生代表作，从中我们能深切感受到一股‘二王’法书的风流倜傥气息，同时又逸出先生个性化极强的任情适性、儒雅学识的清气。草书结体自《书谱》出，极为规范，又不同于《书谱》。行草自二王出，写到快意时，神形飘没，无‘二王’形迹，却具‘二王’真魂。点，珠圆玉润。线，筋骨劲健。尤其竖划，常常一挥直下，情感淋漓宣泻，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先生笔情墨韵，点画饱含学养，字格人格超出尘俗，绝无时人张牙舞爪自我推销的江湖气，给人一种虚和、纯真的书卷韵味。先生的书法是学者书，知音能感悟到高山流水的喜悦，鉴者自能辨之。”

作为沈先生的弟子，笔者认为，沈先生的书法艺术，其风格和技法，堪称“二王”正宗。在现代书坛上，应该是独树一帜的。换句话说，沈子善先生的书法，是“二王书风”在我国现代书坛的直接继承者。当时就有人把他与沈尹默先生并称为“江南二沈”。这个时誉，对于我们认识沈子善先生的书法艺术，不无借鉴作用。

把沈先生的书法艺术，放到那些被社会追捧的书法大家当中，是毫无逊色的。他们毫无例外地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且都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以南京的几位前辈大家而言，武中奇的泰岱庄严，林散之的自然纯真，高二适的清朗隽锐，胡小石的屈铁内敛，沈子善的清新妩媚，萧娴的鼓勇逞强，各具面目，美丽可爱。特别是沈子善先生的行草书，纯从“二王”中来，而又融汇古今，清通简要。乍看似仙姬舞袖，久品觉剑影鞭风。谁说“简单”？谁说“柔弱”？诚如赵绪成所说，“先生的书法是学者书”。近现代江苏南京的前辈书法大家中，怕是只有高二适先生的“学者书”堪与结邻而居。

“二王书风”数十年来一直遭到排斥。尽管许多著名的书法大家都表明自己十分尊崇“二王”，深受“二王”影响，但是他们的书法成就被加以各种阐释曲解，在市场经济的潮流中被重新标价，一批坚守传统的学者书家被边缘化，甚至被主流淘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沈子善先生的书法艺术受到冷落，被渐渐遗忘。

在中国书法艺术发展的浩浩长河中，每一朵浪花，每一个波峰，都是十分宝贵的。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二王”尊崇的地位。有人说：“既然可以成为风气，那就是时代书风，不能否定的。”“时代潮流”有主流和支流之分。此类观点打着“改革”“创新”的旗号，抛弃汉字的“六书”规则，对汉字实行任意的“解构”，或以“自然”“个性”之名，故作乖张之态，这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彻底的抛弃。

宣传沈子善先生，宣传沈子善先生的书法艺术，弘扬“二王书风”，弘扬书法艺术中的浩然正气，正是时代的要求。

文中部分资料系骆远荣提供。

（作者简介：王宜早，沈子善的弟子，南京晓庄学院原副院长、教授，著名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