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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致远,从大唐走出的“东国儒宗”

2023-09-20    刘迎春

唐朝,繁华、开放、包容,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其璀璨的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国的使者、商人、留学生、僧侣等纷纷涌入。唐朝也以博大的胸怀接纳四方异域朋友,共享盛世繁荣。长庆元年(821),唐朝对外国留学生开放科举考试,并专门设置“宾贡科”,登科及第者称作“宾贡进士”,“宾贡进士”也可成为唐朝官员。这一举措吸引了四方异域学子纷至沓来,入唐留学蔚然成风。留学生们可在唐朝最高学府国子监学习。新罗(今韩国)作为唐朝的附属国,很注重模仿和吸收大唐文化,经常选派贵族子弟到大唐学习典章制度、艺术、天文历法等,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备受尊重,更有机会出人头地。

唐咸通七年(866),新罗庆州沙梁部的12岁少年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随商船漂洋过海来到唐朝,在唐朝求学、考取功名、从政为官18年。唐中和四年(884)秋,崔致远以大唐使者的身份荣归故里,受到新罗王的重用。而此时的新罗王朝政治腐败,胸怀经世治国的崔致远却仕途屡遭失意,最终选择隐逸山水。他的诗文广泛流传,被后世尊奉“东国儒宗”“东国文学之祖”,亦被朝鲜和韩国民众尊为“百世之师”。

从求学少年到宾贡进士


唐咸通七年(866),12岁的崔致远告别父母,随商船泛海西渡,远赴大唐求学。行前,父亲对他说:“十年不第进士,则勿谓吾儿,吾不谓有儿,往矣勤哉,无惰乃力。” 崔致远来到唐朝都城长安,因唐朝规定国子监入学年龄为14岁以上,他无法立刻进国子监求学,便寄居长安,下功夫学习汉语和汉文化。崔致远天资聪颖,在长安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耳濡目染,很容易接受唐代文化熏陶。

唐咸通九年(868),崔致远入国子监接受正规儒学教育,他牢记父亲的重托,孜孜不倦,勤奋努力。他尤其崇尚孔孟儒学思想,常以儒者自称自勉。他喜欢独具魅力的唐诗,在攻读儒家经典之余,阅读唐诗并学习唐诗写作。晚唐时期,国势日渐衰落,诗风也逐渐沉沦,浓郁的忧患意识融入诗人的笔下,此时的诗歌意境苍凉、细腻伤感,却透着一种黄昏日落的凄美。崔致远身处异国他乡难免孤独寂寞、思念故土,这种伤感诗风很契合他的心境。其间,他创作了许多表露个人心迹的诗歌。《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就是他在长安求学期间创作的作品。“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守道唯稽古,交情岂惮贫。他乡少知己,莫厌访君频。”这首诗记述了崔致远在长安期间遇到一位友善的邻居于慎微,欣喜于他乡遇知己,在频繁交往中获得心灵的慰藉。诗中借“孟母三迁”的典故,表达对儒学文化的仰慕之情和“守道唯稽古”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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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溧水区永寿塔公园崔致远塑像(刘迎春 摄)

唐乾符元年(874),20岁的崔致远中“宾贡进士”。对崔致远来说,这是无比风光的事。进士及第后,按当时的惯例,要长安兜风、曲江宴集、慈恩题名、吟诗作赋……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此时的崔致远可以选择衣锦还乡,但他却选择继续留在大唐,希望自己有机会实践匡时济世的人生理想。

长安八年求学,崔致远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他将修身、治国、平天下视为安身立命之本。他喜欢孔子的“政以仁为本”的政治理念,希望自己践行儒学,博施济众,泛爱天下。他向往《论语》中“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精神境界。他也和唐代文人一样,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哲学。唐朝儒、佛、道三教并存,思想上具有多元性和包容性。崔致远在长安期间,除了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也不同程度接触到佛、道二教,其蕴含的精神境界,丰富了他的哲学思想。

从守选洛阳到为官溧水


按照唐朝典章制度,进士及第后要想进入仕途,首先必须通过吏部主办释褐试(又称关试),释褐试合格的进士,可脱去粗布衣,换上官服。但这仅仅是取得做官的资格,要得到实际官职,还得回到自己籍贯所在地参加守选。连续两年通过当地行政长官考察,并通过吏部铨选才能真正步入仕途。作为异国宾贡进士的崔致远,可选择东都洛阳参加守选。通过释褐试后,崔致远就“浪迹东都,笔作饭囊”。在洛阳期间,崔致远广交文友,彼此之间唱和酬答,诗文互进,创作了大量诗歌,但此时的作品多为应景之作。

崔致远在长安国子监学习期间,十分敬重礼部侍郎裴瓒,裴瓒也很欣赏崔致远的聪慧勤勉,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乾符元年(874),裴瓒担任礼部侍郎知贡举,主持当年科举考试,同年七月出任湖南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兼潭州(今长沙)刺史。乾符三年(876),崔致远专程前往湖南潭州拜见裴瓒。当年冬天,崔致远到长安参加铨选考试,次年授官宣州溧水县尉。崔致远得以授官是否与裴瓒的荐举有关,虽然缺乏可信资料证实,但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乾符四年(877),崔致远赴任宣州溧水县尉,途经烟波浩渺的鄱阳湖,登高望远,心潮澎湃,写下一首《饶州鄱阳亭》:“夕阳吟立思无穷,万古江山一望中。太守忧民疏宴乐,满江风月属渔翁。”他满怀豪情,为自己能有机会实践“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兴奋不已。但是,任职溧水县尉不久,崔致远就发现自己并不能施展抱负,只能在相对清静环境中处理日常公务。公务之余,他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并以孔子的“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激励自己。任溧水县尉三年时间,他写诗词文赋5卷,结集成书,名《中山覆篑集》,“中山”是溧水的别号。遗憾的是此集散佚失传。

溧水虽为江南富庶之地,但地处僻静,与繁华热闹的长安、洛阳判然有别。秋雨绵绵,烛光摇曳,他触景生情,写下《秋夜雨中》:“秋风唯苦吟,世路少知音。窗外三更雨,灯前万里心。”诗人落寞怅然的心境跃然纸上。尽管如此,崔致远在溧水为官期间,也不乏文人之间相互唱和。这个时候,诗人杜荀鹤闲居家乡池州(今安徽石台),与宣州溧水距离较近。一个是清闲的官员,一个是隐逸的诗人,在诗札往来之中,彼此之间便有了心灵感应。《全唐诗》收录的杜荀鹤《赠溧水崔少府》:“庭户萧条燕雀喧,日高窗下枕书眠。只闻留客教沽酒,未省逢人说料钱。洞口礼星披鹤氅,溪头吟月上渔船。九华山叟心相许,不计官卑赠一篇。”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崔致远任溧水县尉的真实生活,与崔致远回国后在《进诗词赋表状等集状》中“尔后调授宣州溧水县尉,禄厚官闲,饱食终日,仕优则学,免掷寸阴……”的自述相吻合。

崔致远常利用公务之便到民间采风。一日,他来到郊外招贤驿(今高淳固城湖畔),发现不远处有座孤坟,仔细打听后,得知墓中葬着两个因不满父母包办婚姻愤恚而死的姐妹。崔致远感慨万千,写下七言古风诗《双女坟》431字,又以丰富的想象、细腻的情感写下了一段人鬼相恋的浪漫传奇故事《仙女红袋》。该文叙述其在坟前赋诗一首,当晚在招贤驿客舍,梦见有一使女飘然而至,送来红袋两只,内装和诗二首,诗中悲切凄楚,倾诉命运不公。崔致远阅读“芳词”后,为二女诗才倾倒,便邀请二女前来相会。及夜,两“仙女”驾临,三人秉烛夜谈,吟诗唱和。不觉鸡鸣,姐妹俩急急辞别。《双女坟》和《仙女红袋》离奇生动,辞藻华丽,至情至真,成为韩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文学名著,被后人收入《新罗殊异传》,至今广为流传。而崔致远曾经凭吊过的双女坟,一千多年来一直静卧于青山绿水之中。如今,被列为“古今名贤游览之所”,成为中韩文史学家和崔致远后裔凭吊祭奠、考察研究的名胜古迹。

从淮南幕僚到荣归故里


晚唐时期,中央皇权日益衰败,藩镇割据愈演愈烈,农民起义大规模爆发,社会动荡不安。唐广明元年(880)冬,崔致远在溧水任职期满,欲西回长安应试博学宏词科。恰遇黄巢起义,长安沦陷。此时,战功赫赫的高骈由镇海军节度使调任淮南节度使,还兼任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集地方行政、军事、财政大权于一身。高骈文才甚高,喜与文人结交,幕下集聚了一批江淮文人学士,与崔致远同年考中进士的好友顾云也是其中一个,也正是他引荐崔致远到高骈幕下。

扬州是淮南节度使本营所在地。晩唐的扬州繁华富庶,商旅群聚,歌舞升平。扬州是大唐的东南重镇,是大唐汇聚财赋之地,也是著名的国际商贸大港,大批新罗人在此从事盐业、修船、烧炭、航运等行业,城中还设有供新罗人集中居住的新罗坊。崔致远到扬州后,写自荐信和诗赋献给高骈,博得高骈的赏识,成为高骈门下幕僚,不久担任馆驿巡官,具体负责拟写表奏书檄等公文,参与并记录晚唐扬州许多重大历史事件。

在文人众多的淮南幕府,高骈很器重崔致远。崔致远入职淮南幕府的第二年春天,高骈奉命追剿黄巢起义军,在扬州城东的东塘集结大军8万,战船2000艘,蓄势待发。崔致远跟随高骈出师,并以一篇《檄黄巢书》震动朝野,博得各地藩镇、幕僚一致赞许。高骈借此向朝廷写信举荐崔致远,崔致远因此获得殿中侍御史内供奉官职,赐绯鱼袋勋位。

唐中和二年(882),高骈授予崔致远都统巡官一职。“都统”是高骈兼任的诸道行营都统职务,“巡官”相当于高级参谋的角色。但是,崔致远出任这一职位后,受到淮南幕府幕僚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以“夷不治华”为借口,向高骈提出异议。崔致远因此产生巨大的失落感,认识到自己在淮南幕府得到的只是衣食无忧,并不能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不久,崔致远上书高骈,请求辞去都统巡官一职。他说,“其如都统巡官,须选人材充职,外塞四方之望,内资十乘之威”,而自己作为异域之人,出任此职“但恐买戎狄之笑,诂史传之讥”。言语中,透露出无奈和辛酸。高骈接受了崔致远的辞呈,安排他继续担任馆驿巡官。此时,崔致远内心陷入矛盾之中,他感激高骈的知遇之恩,但人生如寄的漂泊感让他对家国产生无限思念。

崔致远在淮南幕府近4年的时间,撰写公私文书达万篇以上。回国后,自选编辑《桂苑笔耕集》(20卷本),其中有文章303篇,诗歌60篇。此文集所选或涉及淮南幕府的重要事件,或自认为是颇具文采的得意之作。“桂苑”是淮南幕府在扬州的官邸,崔致远曾自称“桂苑行人”。《桂苑笔耕集》经历千年变迁,有幸流传至今,且非常完整地保存了结集时的原貌,从不同角度展示晚唐时期军事、经济、文化图景,包含许多唐代正史失载或语焉不详的原始资料,是珍贵的文献资料。《桂苑笔耕集》收录的表状书启之类公文运用大量骈文,且对仗工整,虚实有致,辞彩飞扬。他的文章以情真意切、韵致深婉见长。他运用中国典故可谓信手拈来,能将历史典故中的人事与文章中的语境结合得天衣无缝。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中的诗作除了吟咏扬州风土人情之外,还记录他在扬州的生活轨迹和心灵体验,以及与高骈之间的宾主情谊,表情状物,精妙传神,造诣极高,多为上乘之作。

高骈是唐代历史上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崔致远在淮南幕府期间,正是高骈人生道路从极盛顶峰走向衰落的阶段,他目睹高骈在晚唐政治漩涡中深受政敌攻击的无奈和孤独。高骈曾多次平定战乱,战功卓著。任淮南节度使后,权倾一时,拥兵自重,割据一方,遭到朝廷的猜疑,先后罢免他兼任的诸道行营都统、盐铁转运使职务。高骈失去兵权与财权后,痴迷于神仙之术,重用江湖术士,致使上下离心,众叛亲离。终于在光启三年(887)为部将毕师铎所囚杀。

对于崔致远来说,高骈成就了他在大唐的一段辉煌经历。崔致远在淮南幕府近4年时间,与高骈结下不解之缘。高骈年长崔致远30多岁,他极为欣赏崔致远的才华,常把自己认为很得意的文章和书法作品送给崔致远鉴赏,彼此之间有一种趣味相投的惺惺相惜。在崔致远眼中,高骈是生动鲜活的,是可亲可敬的。高骈对崔致远的生活也关怀备至,妥善安排崔致远的衣食住行,每逢节日都会吩咐下属给崔致远送去酒肉。中和三年(883),新罗有商船经过扬州,崔致远“欲买茶药,寄附家信”,急需用钱,高骈破例预支崔致远三个月的料钱。中和四年(884)八九月间,崔致远的堂弟崔栖远随新罗使团泛海入唐,带来一封家信,信中告知父亲病重,催促崔致远尽快回国。高骈得知后,同意崔致远的辞呈,为崔致远及其堂弟打点行装,赠银钱各二百贯及崔致远父母的丰厚礼物,并特准崔致远以“淮南入新罗兼送国信等使、前都统巡官承务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紫金鱼袋”的身份出使新罗。是年十月,崔致远离开淮南幕府后,在山东登州等候季风出海。期间,与高骈诗信往来频繁,彼此的惜别之情尽在其中。次年三月,崔致远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

从委以重任到走向山水


崔致远回到新罗后,以大唐高级官员身份,向当政君主宪康王献上大唐的国书与礼物,颇为风光,受到宪康王的赏识,被任命为侍读兼翰林学士、守兵部侍郎、知瑞书监。这一年,崔致远编辑整理自己在大唐的诗文28卷,其中《中山覆篑集》5卷、《桂苑笔耕集》20卷和《今体诗》《今体赋》《杂诗赋》各1卷。这28卷书囊括了他在大唐期间的作品精华,他全部呈献给宪康王,欲以唐朝的人文思想振兴朝纲,熏化民众。他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有所作为,但此时的新罗王朝政治黑暗,权贵当道,奢靡之风盛行。唐光启二年(886),新罗宪康王病逝后,王权更迭频繁。

宪康王生前酷爱唐朝音乐,宫廷中养着许多来自大唐的乐官。宪康王逝世后,乐官们纷纷自谋出路。唐景福二年(893),崔致远奉真圣女王之命,以贺正使(相当于外交官)身份出使大唐。途中,遇到已故宪康王宫中的一位唐朝乐官从新罗回国。在海中月夜,崔致远与这位乐官交谈,各自诉说异国他乡漂泊的人生经历,却有一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伤感。乐官情不自禁地吹起宪康王生前喜爱的乐曲,崔致远陶醉其中,不禁热泪盈眶,写下一诗赠予乐官:“人事盛还衰,浮生实可悲。谁知天上曲,来向海边吹。水殿看花处,风棂对月时。攀髯今已矣,与尔双泪垂。”

崔致远到了唐都长安,看到的是分崩离析的唐王朝。公务之余,他与正在长安担任虞部员外郎的顾云相见。老友相见,感慨万千。抚今追昔,物是人非,不免怅然。临别之际,顾云的一首赠别诗,非常贴切地道出崔致远此次返唐的心情:“因风离海上,乘月到人间。徘徊不可住,莫莫又东返。”

崔致远出使大唐回国后,面对新罗王朝的颓败不堪,试图改革朝政,中兴国力。894年,他向当政的新罗国王真圣女王敬献时务策十余条,得到女王的“嘉纳”,被任命为阿餐。然而,他的建议却因保守贵族的阻挠而未能得到实施。

此后,崔致远不断遭人排挤,仕途一波三折。897年,他被任命为主管军事的防虏大监兼天岭郡太守。一介文人,却被任命守护天岭这样的军事要冲,此种匪夷所思的人事安排显然是政治上的暗算。果然不久,崔致远就因防守不力被免去阿餐的职务。深受儒学思想熏染的崔致远,宦途屡遭失意后,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只能“独善其身”行走于美丽的山水之间,完成了从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到寄情山水回归自然的蜕变,实现了精神超越和心灵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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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年间上海涵芬楼影印本 《桂苑笔耕集》

崔致远自称儒者,崇尚儒教和孔子,但他也精通佛学、道学。新罗王朝时期,从王室到民间都盛行佛教。崔致远回国后,为王室和寺庙撰写了许多佛寺文书,尤其是新罗佛教高僧的人物传记《四山碑铭》流传甚广。他还重新阐释上古檀君王俭(朝鲜开国国君)以鹿图文字传世的《天符经》,并将中国老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他融合儒、佛、道三教,并择其所需,在儒家的入世之道上受挫后,坦然接受佛、道二教的出世之道。他以禅宗悟道的方式体验山水,创作出许多以山水为寄托的佛禅隐逸诗。

899年,45岁的崔致远辞官后,携家眷归隐于陕川郡伽倻山海印寺,从此摆脱政务,尘嚣尽洗。他“逍遥自放于山林之下,江海之滨,营台榭,植松竹,枕藉书史,啸咏风月。”他仰望重叠的山峦,倾听流水的欢唱,高山流水洗尽他心中尘嚣。“狂奔叠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尽笼山。”(《题伽倻山读书堂瀑布》)这首诗正是他回归山水自然后的心灵写照。

归隐后的崔致远徜徉山水,游历江海,结交高僧,谈佛论道,潜心治学,吟诗作赋。他以伽倻山海印寺为主要修身之地,足迹遍布各郡山川湖海。他用如椽巨笔记录了新罗的山川草木、风土人情,为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据《东史篆要》记载,崔致远“平生足迹所及之处,至今樵人牧竖皆指之曰,崔公所游之地。至于闾阎细人乡曲愚妇,皆知诵公之姓名,慕公之文章。”可见,崔致远之名之文几乎为当时韩国人人皆知。

949年,崔致远在陕川郡伽倻山逝世,葬于湖西之鸿山,终年95岁。1023年,被高丽王朝追谥为文昌侯,入祀先圣庙庭。

(作者简介:刘迎春,南京市溧水区地方志办公室退休干部,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