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省民国以来,名公巨卿不可悉数,而最负重望者则二人,一为紫公,一为张公季直”,这是民国初期江苏各县代表推荐省长候选人时对张謇和韩国钧两人的评价。他们被时人敬称作“韩三张四”,誉为江海“两大名贤”。

张謇与韩国钧年龄相仿,阅历和价值理念相似。他们都出身清寒,熟读经籍,胸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们都曾为生计长期担任幕僚和教读,形成了温和的政治态度和谨言慎行的个性,但对于危害国家和民族之事,他们也决不作无原则的迁就让步,在谨慎、随和的外表背后有着宁折不弯的做人原则;他们也都不恋权位、淡泊名利,关心民生、推崇实业、重视教育。甲午战争后,张謇弃政从商,从筹办南通大生纱厂开始,陆续兴办了数十个企业,参与或协助创办了400多所学校,还创办博物苑、养老院、医院、图书馆、育婴堂、伶工学社、义园、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戒毒所、游民习艺所、感化院、改良监狱、更俗剧场等慈善公益机构。韩国钧两主江苏政事期间亦在地方实业、教育和民生慈善等方面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财力,辞官归里后,也创办了不少实业和学校。共同的理想追求催生了张謇与韩国钧“志同道合”的密切交往。

一、关心政治,相互支持

1911年,张謇在致信奉天(今沈阳市)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道: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也就在这一年的7月,调查农垦路过奉天的张謇与韩国钧晤面,两人商谈了国内财政问题。1913年初,张謇邀请韩国钧到南通,商量保卫地方事宜,二人共同倡议建立通(州)如(皋)东(台)兴(化)四县地方警备队。当年9月6日,袁世凯任命韩国钧为江苏省民政长,张謇电报邀请韩国钧至南通,劝说韩国钧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在韩国钧第一次主政江苏期间,依靠他与张謇和袁世凯的关系,才有底气“礼送”张勋离开。1915年八九月间,“筹安会”成立,韩国钧因不满袁世凯复辟帝制和军阀专权辞任湖南巡按使,并以在野之身致函江苏国民代表大会:“民意共和而代表意君宪,天下鲜见。”而此时的张謇也因为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不满而离职返乡。

民国初年,地方自治蔚为大观,张謇和韩国钧都热心于此,积极推进江苏省自治。1920年5月,他们发起组织“苏社”,希望江苏61县能各负其责,相互支持,在不依赖顽固的政府和腐败的社会的情况下,大力发展水利、交通、实业和教育事业,推进全省的地方自治,以便“置苏省于最完全最巩固之地位”。5月8日,韩国钧亲赴南通参加了苏社成立大会。1921年3月8日,韩国钧又赴无锡参加苏社常会,全力支持张謇的地方自治事业。

韩国钧雕像(李国良 提供)

1922年6月16日,北洋政府任命韩国钧为江苏省省长,韩国钧犹豫再三不肯就任,又是在张謇、张一麐等人的力劝下,于7月15日到南京二掌苏政。次年,江苏省议会部分议员再提“议员加薪”,议教之争再起。加薪派议员寻求省长韩国钧支持而不果,转而弹劾韩国钧,企图罢免韩省长之职。此举得到江苏督军齐燮元暗中支持,韩国钧不禁萌生退意。此时,张謇、唐文治、袁希涛等社会名流以及省立33校校长等人,登报或致电齐燮元和北洋政府,谓“紫老德高望重,久在明鉴之中”,盛赞韩国钧任省长以来“政绩卓著”“有口皆碑”,力劝韩国钧继续掌苏。齐燮元见势不妙,只得澄清并无罢韩之意。江苏省议会至此只得宣布取消议员加薪之议,也不再提弹劾省长之事。张謇在政治上极力支持韩国钧,而张謇的许多规划、设想也通过韩国钧得以实现。

二、合力兴教,开启民智

张謇非常重视教育。1902年,张謇在南通创办了通海农学堂。同年创办了民立通州师范学校。1903年,张謇赴日本考察,历时70天,回国后,将所见、所闻、所思、所录整理为《癸卯东游日记》。张謇深知日本走向强盛,教育的发展功不可没。他指出“救亡之策,莫急于教育”,认为:“举事必先智,启民智必由教育。”主张“教育救国”,并发出了“图存救亡,舍教育无由”的呼喊。1905—1908及1912—1921年间,张謇担任江苏省教育会长,成为江苏教育不可或缺的领袖人物。张謇一生创办了400多所学校,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韩国钧亦非常重视教育。1897年,他在河南武陟为官时设立私塾,“以诗书化其不驯之气”。1902年,他呈请河南巡抚设立农务学堂。次年,他就在河南省河内县清化镇创办了河北蚕桑实业中学堂。1905年,韩国钧也东渡日本考察,参观考察了许多学校,当时他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国家的兴盛在于教育。他把此次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写成《实业界之九十日》。韩国钧认为“日之兴在教育”,日本的强大在于教育和实业的兴盛。中国“民智未开,宜筹教育普及”,所以要关注民众的教育。主政江苏后,韩国钧不但自己兴办学校,而且极力推动全省的教育事业发展。

“教育救国”的共同理想使张謇和韩国钧有了深层次的合作与交流。1914年8月,时任江苏巡按使的韩国钧,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办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接受张謇的推荐,委任其学生江谦为校长。1923年初,韩国钧出任江苏教育实业联合会会长,曾为南京一小学捐资助学,一时传为佳话。1924年,韩国钧和张謇合作,筹划扩大河海工程学校,将东南大学工科与河海工程学校合并,改名为河海工科大学。担任江苏省省长期间,为解决教育经费,韩国钧召集教育界和实业界名流,在南京召开教育实业联合会,请张謇、荣宗敬、黄炎培等出谋划策,最后议定把全省的屠宰、牙契税划为教育经费,同时成立了教育经费管理处,专门管理教育基金。时值南通沙案此起彼伏,久悬未决,张謇为此写信请韩国钧施加影响,从而使南通县教育局的沙田得以保存。张謇创办的女子师范学校、女工传习所等女学,对韩国钧也产生了一定影响。1924年,他在家乡创办“泰县端本女子小学校”(海安镇时属泰县),首开海安女学先河。

三、呕心水利,并肩治水

张謇和韩国钧是近代中国以科学方法规划治水的先驱。1887年,张謇作为幕僚随孙云锦赴开封府任职。适逢黄河在郑州段缺口,张謇协助孙云锦调查水情,拟订疏塞大纲,治河救灾。归籍途中,在淮安留住10天,了解淮河变迁史。同样在1887年,韩国钧在任六合县幕和教读期间,因为黄河决堤,他潜心阅读《禹贡锥指》,开始研究黄河变迁史,并自绘了《黄河变迁沿革图》。

张謇和韩国钧都热心于江苏水利事业,两人为治理运河开始了正式合作。1912年以后,张謇先后担任导淮督办、全国水利总长,留下了大量导淮治运的设想、规划、方案等资料,以及测绘图纸等档案。1913年9月,韩国钧担任江苏省民政长后,为推动运河治理,召开江北运河会议,筹设了筹浚江北运河工程局,首开以地方士绅主持治运的先河。运河工程局以张謇的《导淮计划宣告书》为治淮总体规划,并在省内发动筹款。而张謇则在北京向美国大使馆签订借款书,并于1914年4月亲自率测量队与荷兰工程师贝龙猛勘测淮河。

调任安徽后,韩国钧依然力促治淮,在蚌埠设立督办公所,专门筹划、治理苏皖两省的水利工程,并多次勘察淮河,规划治淮方案,他因此被江苏水利协会推选为会长。但一些重大事件和计划,他都和张謇商量。

徐世昌任民国大总统时,派人至南通询问张謇是否愿意做苏北运河督办。张謇要徐世昌答应他两个条件才肯出任此职,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任命前江苏省省长韩国钧为会办。徐世昌答应了张謇的要求,于是张謇与韩国钧应命就职行事。1920年3月27日,张謇与韩国钧在扬州召开督办运河局成立会。4月1日,正式在江都县城设局办事。两人综合前人的治水经验和历年的考察报告,发表了《江淮水利施工计划书》,同时提出了筹措施工经费的方法。此后,韩国钧一直担任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会办一职,即便在任江苏省长兼署督军期间也未辞职,一直协助张謇治理江北运河,并全面主持工程事务,但终因巨款难以筹集,工程时开时停。两人只得四处奔走,联合泰县、东台、盐城等地区的盐商、士绅共同捐助,同时敦请江苏省政府拨款。《张謇全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版)共收录了这期间两人共同署名的函电100余件,内容涉及筹款、工程等方方面面,对象包括北京政府、江苏省政府以及地方商会、县知事等等,可见当时二人合作之精诚、履职之艰难。

张謇写给韩国钧的信(李国良 提供)

1921年,徐海淮扬地区遭受严重水灾,中央的赈灾款项迟迟未到,张謇与韩国钧联名致电江苏督军齐燮元、省长王瑚,请求他们向中央催促。当年8月,江淮地区连遭暴雨,张謇、韩国钧会同各方面人士从海安出发,沿途勘察泰州、兴化、东台、高邮等地的堤坝和灾情,连开车逻坝、新坝、南关坝泄洪。中秋后,连续阴雨,高邮、宝应两县的人士要求打开昭关坝泄水,而下游地区四五千人守在坝上护卫,不许开坝。10月1日,张謇赴扬州会同韩国钧约高邮、宝应、江都、兴化、盐城、泰县、东台七县开会商量对策。会上意见有分歧,张謇、韩国钧又相约去扬州、高邮实地察看坝况水情,再筹划根治水患的方案。通过调查,他们发现泄洪要道东台的王家港淤塞严重,决定先疏浚王家港。随即发函近百封,分别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梁士诒,外交总长颜惠庆,全国水利局总裁李国珍、副总裁孟锡钰,江苏省省长王瑚,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严家炽,江苏省督军齐燮元,淮南垦务局总办吕道象,华洋义赈会各有关县市地方士绅,或阐明治河理由,或商计方略,或筹措工款,至当年12月才筹到8万元。12月22日,王家港疏浚工程开工,张謇、韩国钧同赴开工典礼。这年冬天,韩国钧亲临王家港工地,督促工程的进度,张謇则在通泰扬地区筹款。王家港工程因缺乏经费停工,加之官员贪污工程款,韩国钧愤然辞职,经张謇一再挽留才留下来。

1922年,江北运河工程局升格为督办运河工程局,张謇仍任督办,韩国钧则任协办。1925年2月,张謇辞职后,韩国钧成为江苏治运的主要负责人,先后担任过全国水利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水利协会主席。

张謇、韩国钧在运工局合作共事的4年是两人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与张謇相比,韩国钧对运工局事务的直接参与更多,他参加并主持了历次评议会。评议会由苏北沿运各县士绅代表组成,负责讨论和审定运河工程计划、经费筹集等事项。也就是说,重大的治运决策都是韩国钧与其他苏北士绅协商作出的。当然,韩国钧一般都会将讨论结果告知张謇。作为督办,张謇不亲自参加评议会应当是有意的。一是对韩国钧的相信和尊重;二是想充分发挥韩的协调作用。由于与苏北地方士绅的关系较为密切,韩国钧一直是督办江苏运河工程局与苏北地方社会沟通的“桥梁”。

四、兴办实业,致力盐垦

甲午战争失败后,张謇和韩国钧看到了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悬殊差距,意识到实业救国才是当时挽救民族危亡最好的出路。于是1895年以后,张謇开始在南通创办实业。1903年,张謇怀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去日本考察实业,学习日本的图强之法。1905年,韩国钧也怀着同样的目的,东渡日本考察农工商矿等实业。

韩国钧对张謇非常敬佩,认为张謇提倡发展实业,为南通的兴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曾说:“张君季直提倡实业,南通赖以兴,余所素佩。”特别是与张謇共事期间,张謇的“实业救国”思想对他的触动很大,韩国钧因此十分信赖张謇,经常与张謇商讨有关地方上的事务。

早在1908年11月21日,韩国钧就到南通会见了张詧和张謇兄弟二人,商谈了创办面粉厂的有关事宜。韩国钧在奉天任职时曾参与创办过资本为70万元的农场,在广东也曾主办过资产50万元的农工厂。由于从政的原因,他并不能全身心致力于实业,但实业救国的想法一直植根于他的思想深处。1916年4月,韩国钧60岁生辰,他到东台安丰庆生,趁此机会为创办泰源盐垦公司做调查。其后,他在南通、扬州、东台等地多次往返,并实地考察了张謇主办的大豫公司垦务。1919年10月28日,泰源盐垦公司在扬州正式成立,落户东台安丰,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公司从组织架构到生产模式都模仿张謇的公司。此后,韩国钧兴办的许多实业都与张謇的理念高度契合。

韩国钧故居(李国良 提供)

韩国钧曾多次支持张謇的实业。1913年,张謇的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开辟通扬航线,扬州的事务需要有人打理,时任江苏省民政长的韩国钧向张謇推荐了好友江石溪。其后,张謇正式聘请江石溪担任南通大达内河轮船公司协理(副经理),负责处理扬州方面的事务。1923年,张謇的大生纱厂出现资金问题,张謇写信给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韩国钧,希望他能拨款14万元,解决大生纱厂的燃眉之急。韩国钧立即回信,并请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严家炽拨款20万元资助。1924年,又拨给了大生纱厂30万元保息年款。

五、热心公益,关注民生

张謇热心公益事业,倾尽财力和心血,创办了许多慈善公益事业。1905年,张謇筹建了第一个公益机构—南通博物苑。1912年是张謇60寿诞,他却把宴客的钱和亲友的馈金一并拿出,建立了南通第一家养老院。1915年,张謇以他任两淮盐政使的俸银,在东台城南门口外城河南创办了泰属贫民工场。1916年,张謇建立了第一个民办气象台。张謇还创办了《南通日报》《五山日报》等报刊,从1906—1922年16年间,他把实业所得薪俸257万多元,全部用在教育、慈善事业上,先后创办了医院、图书馆、育婴堂、伶工学社、义园、济良所、残废院、栖流所、戒毒所、游民习艺所、感化院、改良监狱、更俗剧场等16家慈善公益机构。为了弥补地方慈善公益经费的不足,张謇还曾公开登报鬻字。

与张謇一样,韩国钧也很热心地方公益事业。韩国钧从小就深受乐善好施的家风熏陶,因此他时刻牢记:“习知民间疾苦,凡力所能尽,必惟民之好恶是从。”1917年,韩国钧在家乡倡办保婴会,保婴会全体成员共同承担育婴堂的责任,解决了海安育婴堂难以为继的状况。1923年,韩国钧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筹集银币6000元,支持陆省吾创办了海安平民工厂。1926年,韩国钧将自己70寿辰时各界人士所赠寿礼及自己鬻书润格费8000元捐给海安平民工厂,后以此款购地130亩,作为工厂永久资金。

六、修志编著,泽被后世

张謇非常重视地方文化。1888年,张謇参与纂修《赣榆县志》,其后又参与纂修《太仓直隶州志》。1891年,参与纂修了《东台县志》。1903年,张謇创办了翰墨林印书局。1905年,张謇与马相伯成立了中国图书有限公司。1921年,主持修订了《民国南通县图志》。此外,他还倡修了《张氏族谱》,编纂了《啬翁自订年谱》。张謇的主要著作还有:《张季子九录》《张謇函稿》《柳西草堂日记》《张季直文钞》《啬翁垦牧手牒》《张殿撰教育手牒》《癸卯东游日记》等。

韩国钧也十分重视地方文化。韩国钧对地方文化的关注和贡献主要表现在《海陵丛刻》《吴王张士诚载记》《续泰州志》等3部大部头著作的编纂上。1919年,他通过搜采考订,旁征博引,开始编纂出版《海陵丛刻》。这套丛书,集合了海陵地区宋、元、明、清历朝海陵地方各家著述,使得苏北海陵地方文化能够更好地被保护和传承下来,成为研究苏北海陵地区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资料。次年,他又汇编出版了《吴王张士诚载记》。此外,他还担任《续泰州志》总纂,全书共35卷,翔实记载了1827—1911年间泰州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水利、文化、风物、人文等方面的情况,为研究苏北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24年12月,韩国钧筹办了“海安通俗教育馆”。此外他还创办了《海安报》,首开海安民间办报的先河。韩国钧的主要著作还有:《永忆录》《紫叟年谱》《随轺日记》《东三省交涉要览》《北行日记》《铸钱述略》《实业界之九十日》等。张謇与韩国钧,二人均学养深厚,著述颇多,都对地方文化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张謇和韩国钧都从江淮大地走出,是“父教育,母实业”理念的共同践行者,在涉足政坛、创建学校、兴办实业、整治水患、造福民生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不仅感情深笃,而且互相影响,成就甚多,影响中国甚深甚远,他们就像天上令人景仰的两条星河一样,相互倾慕,相互合作,成为民国历史上一段佳话。

(作者简介:杨斌,海安市委史志工委主任;李国良,海安市委史志工委四级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