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高邮古城平和安详。踩着湿漉漉的青砖,走进竺家小巷,去探访汪曾祺先生。

汪先生之于高邮,如鲁迅之于绍兴,茅盾之于乌镇,沈从文之于凤凰古城。汪先生是高邮古城的一缕魂魄。

小巷并不深。汪先生的故居坐落在小巷中部9号,坐东朝西,青砖黛瓦,小院古朴幽静。南边小屋,格子独扇门上一副对联“岁起龙门运,龙腾福地春”,横批“瑞气盈门”。北边两层小楼,两扇格子门框上的对联是“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横批“龙年鸿运”。字为行书,秀丽洒脱。汪先生的妹妹汪丽纹、妹夫金家渝和弟弟汪曾庆住在这里。北巷口是“七拳半烧饼店”,向南深入,是“如意楼”“得意楼”两家茶酒馆和“吴大和尚”烧饼店、顾家豆腐店。南巷口严氏阁,俗称“胭脂阁”,曾为牛集市。

汪先生的老宅分成东西两区,老宅的花园是汪先生的“百草园”,童年记忆中最亮的地方。在那里,先生贪婪地品尝过巴根草的酸涩味道;捉过大垂柳上的天牛,看它在手中挣扎反抗;捕蜻蜓、蟋蟀、蝉、土蜂、螳螂;在清脆的鸟叫声中睡去醒来;掐各式各样的花,闻芳香四溢;逗弄含羞草……在花园里,感受着先生童年时代的喜怒哀乐。

自先生19岁去西南联大求学,在上海飘荡,随大军南下武汉,于北京定居,下放张家口改造,直至1981年回到家乡,离开家乡42年。先生是一位赤子,对家乡的思念,就像大运河的水流淌在苍茫的大地上。先生把这种乡愁埋藏在文字里,化作一篇篇优美的作品,这些作品没有离开过运河边的小城、水和纯朴善良的人们。

先生在北京的住处狭小,写作时需把书搬到床上,睡觉时再把书搬到书桌上,先生太需要一个更大的自由的书房。如今,先生在北京的藏书已整体搬到高邮兴建的汪曾祺纪念馆,这也算是了却了先生的夙愿吧。

汪曾祺纪念馆阶梯式图书馆

汪曾祺纪念馆起翘的屋顶,仿佛高邮湖荡漾的涟漪,好似一只船,漂浮在一篇篇思乡的散文中;又似先生的稿纸随风飘扬,一本本叠放在一起的作品,向人们述说先生的故事。一进门就看见汪先生的铜像和巨幅画像,慈祥,从容,沉静,含笑的双目注视着来往的参观者。

先生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三十多年前,年少的我,坐在清澈的大淖河畔,认真而虔诚地读《大淖记事》中的文字。先生你知道吗?你这两篇小说写的地方都跟我有密切关系。大淖河流向北,汇入东流的老横泾河,我家就在老横泾河的岸边。可以说,我和先生都是喝着大淖河水长大的。受你的影响,我也写下了许多与水有关的文字,水赋予我的文字以柔情和灵性,我与先生因水而结缘,因文字而结缘,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啊!

让我遗憾的是我没有能见上先生一面。上个世纪,您三次回到家乡,许多家乡的文学青年都见过您,有的还聆听过您的讲座。我没有,我不知道自己那时在哪儿,在忙什么。我如今是那么羡慕他们。不过,不要紧,我有个经历是他们所没有的。先生,您还记得吧,您上高中的时候,为躲避日本人的进攻,曾经到高邮东北乡的一个叫“庵赵庄”的小庙中住了几个月,后来根据那儿的生活写了短篇小说《受戒》。小说在《北京文艺》一发表,在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地震”,赞扬者有之,批评者有之。先生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幸运的是,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庵赵庄上的昌农初中任教(荸荠庵改造的),我踩着先生当年的足迹,呼吸着先生留下的气息,寻找着小英子一家,小英子家所在的庄子已被改成良田。我对我的学生讲你的故事,和他们读你的文章。我们因您的文字而结缘,对我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

出了汪曾祺纪念馆,踩着大淖巷湿漉漉的青石板,向大淖河边漫步。脚步声回荡在幽静的河畔,清脆而干净,犹如啄木鸟啄树干的声响。河边有两棵梅花树,一棵红梅,一棵蜡梅。先生小时候,下雪之后,喜欢上树摘花,选中一枝梅花,折下来,养在胆瓶里,过年。只是大淖河不似先生笔下的大淖河,但春天依旧,河水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