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在徐庄史料辨正
韩国钧生命的最后一年是在泰县海安镇(今海安市市区)西北的徐庄度过的。1941年2月20日,日军第二次侵占海安镇,韩国钧举家迁到镇西北乡下的徐庄隐居避难,直到1942年1月23日不幸去世。其间,9月13日,日军包围并侵入徐庄,威逼韩国钧出任伪职,韩国钧严词拒绝,并与日军针锋相对,直至逝世。韩国钧与敌伪面对面斗争的4个多月,是其生命中最耀眼的亮点,也是关于韩国钧研究的重要一面。
关于日军围困徐庄的三种资料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日军围困徐庄、韩国钧与敌伪面对面斗争的经历多有研究。多年来,笔者对此也潜心钻研,多方搜集相关资料,采访健在当事人,形成可以相互印证、可信度极高的资料链条。
一是日军围困徐庄后,韩国钧的近乡友人李勖初、程寿卿、韩冶初、韩叔和、宗孝忱、韩禹功、王伯康到徐庄看望韩国钧,有的人就住在徐庄相陪,王伯康、宗孝忱留下了记载这段徐庄岁月的文字。王伯康,江苏海安人,毕业于江苏高等警官学校,曾任江苏省警务科员、盐城县警务长、泰县公安局局长等职,1934年因病回乡居住,韩国钧引为知己。宗孝忱,字敬之,江苏如皋人,早年曾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法学系,回国后曾任如皋师范学校国文教师等职,1924年韩国钧在江苏省长任上,宗孝忱为江苏省参议员、省政府秘书长。
二是笔者在1998年对韩国钧的贴身侍从程敬五进行的采访。程敬五家住海安镇南郊,接受采访时77岁。他14岁就进入韩公馆,1941年2月随韩国钧全家入徐庄,目睹韩国钧与日伪唇枪舌剑的全过程。
三是近年从日本流出的文字资料,即当年海安镇日军守备司令山下律彦亲笔记述的《行动目标韩国钧》。
本文主要根据上述三种资料,对韩国钧晚年病困徐庄的一些疑点进行辨析,还原韩国钧在徐庄的真实场景,校核以往研究文章中的可商榷之处,去伪存真。
日伪进徐庄人员考辨
1941年年底,侵华日军在苏中一带的驻军情况: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旅团部驻泰州,旅团长南部襄吉,军衔少将。第十二旅团所辖五十四大队驻东台,大队长但马宇土,其大队部及其一中队驻东台;第二中队驻海安,中队长是山下律彦。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上属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统辖。1941年年底,第十三军司令官是泽田茂(中将),军部驻上海。
日伪包围、威逼韩国钧,是日本军方所为。韩国钧在江浙地区有很高的威望,在重庆的蒋介石很想利用韩国钧的人望来影响江浙,以此抵制南京汪伪政府和日本军队。如果韩国钧被蒋介石联系并争取,对汪伪政权和日军非常不利。
驻海安的山下律彦接到逮捕韩国钧的命令后,经过秘密准备,于9月13日清晨四时前包围徐庄。山下律彦带去的是荷枪实弹、分工明确的日本兵,一同去的还有伪镇长黄琮甫,其职务是“泰县第八区区公所区长”,“镇长”是别人对他的口头称谓。山下律彦面见韩国钧,转达其上司的意图,即请韩国钧出山,被韩国钧严词拒绝。韩国钧此时明白,自己已身陷敌手,未来是与敌人无尽的激烈对抗。
山下律彦没有劝得动韩国钧,9月13日下午三时,驻东台的但马宇土带着伪东台县长吕景颜、伪军赵某(应为伪三十五师师长赵军山)一同闯进徐庄。但马宇土与韩国钧见面,其说辞大略与山下律彦相同,惟称系奉南部襄吉之命而来。韩国钧查明来意后,说:“吾行年八五,已将就木,耳不听,目不明,无能为也。”[1]接着又说了“吾国已破,家已亡,年已老,吾苏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吾已决心在此避难。吾之立场与贵国相异,如不见谅,吾为保持国家气节计,惟有自了了之”[1]等语,词气甚壮。据程敬五回忆,此间,韩国钧曾与但马宇土发生了激烈的交锋。但马宇土见劝说韩国钧不成,把军刀和手枪摔在韩国钧面前桌子上,韩国钧厉声回答道:“我刀也见过,枪也见过,你今天打(枪杀)也打在这里,杀也杀在这里,我一步不跑!”[2]但马软硬兼施,毫无办法,就自找台阶说,待返回东台后报告南部襄吉,请示办法。至下午六时,就带着一帮人灰溜溜地走了。徐庄这边,山下律彦带着日本兵继续监视。
韩国钧被日寇监禁的第三天,第十二混成旅旅团长南部襄吉经由海安镇来到徐庄。南部襄吉对韩国钧“作最后之请求”,韩国钧回答如前、强硬亦如前。南部无可奈何,于当天午后扫兴而归。离开前,南部襄吉还对监视徐庄的日本兵进行训话。此后,包围徐庄的日伪军一直没有撤离,山下律彦不时到徐庄对韩国钧劝降、骚扰。
日伪到徐庄劝降的过程,可以看出是日军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军部下达命令,然后由中队、大队、旅团部按级别来徐庄对韩国钧施加压力。到场的汉奸,据记载的,有海安镇黄琮甫,东台吕景颜、赵军山等人。
有不少研究文章认为1941年到徐庄面见韩国钧的汉奸,还有李士群、臧卓。此则信息最初出现在1942年5月11日的《盐阜报》。王伯康、宗孝忱、程敬五的记录或回忆中,均没有出现过李、臧二人。特别是李士群,当时的伪职是“国府秘书长”,这样的身份如果出现在徐庄,王伯康、宗孝忱的记录不应该遗漏。另外,山下律彦也没有提到李士群、臧卓到过徐庄的事。
日伪诱逼韩国钧的职务不是“伪江苏省长”
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研究韩国钧的文章指出韩国钧在徐庄被日伪包围,日伪威逼利诱韩国钧出任“伪江苏省长”。笔者不察,也曾人云亦云。近年有学人著文,对“日伪逼韩国钧就伪江苏省长”之说提出异议,认为从年龄等因素看,日伪不太可能要求已84岁的韩国钧任伪江苏省长。该文所举最有力的证据是1940年6月至1943年1月,伪江苏省长是高冠吾,1941年年底,大汉奸李士群依托日本军方高官佐佐木的支持,欲取高冠吾的“省长”而代之,双方正闹得不可开交。在这种背景下,“伪江苏省长”不可能让韩国钧出任。
那么,日伪给韩国钧“准备”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日伪有没有可能以“伪江苏省长”名头诱骗韩国钧呢?
王伯康《韩国钧先生遇难记》记载,1941年9月13日凌晨四点,山下律彦带兵包围徐庄,当天“直至六时,伯康奉召,赴其居所,有事面询”。韩国钧遭敌包围后,马上想到请王伯康来徐庄一晤,可见他对王伯康的倚重。来到徐庄后,“始商得日寇许可通行”,王伯康走进韩国钧卧室,“及与止公(即韩国钧)晤谈时,见其形容憔悴。惟态度仍极镇静,神智亦甚清爽。所言‘日人此次来庄之目的,意在求我出山,主持江北军政等部。闻东台日人达马三奇,本日下午亦将到此。吾已决定办法,彼如强制执行,吾亦有应付方策,兄等不必忧虑’,语极悲痛”[1]。韩国钧与王伯康刚见面,第一时间就告诉王,日本人的企图即“求我出山,主持江北军政等部”。这一记载明确日寇威逼利诱韩国钧出山,是“主持江北军政等部”,而不是“伪江苏省长”。
王伯康的这篇文章是他在徐庄完成的,他在文末记道:“民国三十年古历十二月初十日,王伯康密记于徐庄。”而此日正是公历1942年1月26日,时韩国钧逝世刚三天,徐庄的人都在悲痛中料理韩国钧的后事。王伯康一边帮忙杂务,一边避开日伪的耳目,悄悄记下韩国钧逝世前后的一切。《韩国钧先生遇难记》是一篇现场记录,资料价值是珍贵的。韩国钧告知王伯康的“主持江北军政等部”这句话,直接否定“日伪逼诱韩国钧任伪江苏省长”之说。
韩国钧是被日本医生杀害的
韩国钧逝世原因,过往的研究都表述为韩国钧被日伪威逼胁迫,“在忧愤中逝世”[3]。而从王伯康、宗孝忱的文字记录中,笔者则有另外的发现。
王伯康在记录山下律彦、但马宇土、南部襄吉对韩国钧劝降相继失败后,继续写道,山下律彦命令日伪严密封锁徐庄,韩国钧忧愤成疾,饮食逐日减少,正在大家担心韩国钧身体的时候,日军又使出狠招:“乃至是年旧历十二月初六,不意催命鬼日酋山下忽又率同日医到庄,竟不由其家属同意,即为止公强打药水数针,至次晨病势并未减轻,而又较前加重。当时议者纷纷,咸谓日寇之阴谋毒害,确有可能。初不料打针后仅隔一日,而止公即于初七日夜半为国遇难于徐家庄矣!嗣经本地中西医者证明,止公虽病,但根据以往脉象,短时间内绝无危险可言。似此评判,其为日人谋害而无疑。论其打针前后经过情形,大致于北□(原字迹不辨)吴佩孚将军遇害时仿佛相似。”[1]
从王伯康这段文字可以读出三点意思。第一,山下带着一名日本医生闯进徐庄,不经家属同意,就给韩国钧强行注射数针。在家属、友人的眼中,此次闯进徐庄的山下就是一个“催命鬼”。第二,韩国钧被打针后,病势加重。日本医生是十二月初六日给韩国钧打针的,韩国钧十二月初七日午夜就去世了。在场的家人、友人“咸谓日寇之阴谋毒害”。第三,中医证明,韩国钧虽病,但根据身体状况(脉象),他短期内不应该有生命危险。在场的李勖初就是一位名中医,其长期为韩国钧保健护理,对韩国钧身体情况很熟悉。王伯康从而得出韩国钧是被日本医生的毒针害死的,他的死与吴佩孚被日伪谋杀完全一样。
王伯康的记录并不是孤证,宗孝忱也有同样的记述,他在《海陵韩公遇难始末记》中写道:“南部忽遣日医为公针治者再,病亦革,遂昏昏而逝。时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也。”[4]“针治者再”意思是不止打了一针。打针后,韩国钧病势加重,就“昏昏而逝”。宗孝忱关于“针治”的记录比较简略,但与王伯康所写是完全吻合。王伯康记的是农历,宗孝忱所书是公历。两人的记载可以互证,是日本侵略者杀害了韩国钧。
山下律彦的《行动目标韩国钧》,对毒杀韩国钧之事闭口不提,这是掩饰罪行。然而他记录了一个细节,韩国钧在东北时与南部襄吉的父亲打过交道,韩国钧与南部襄吉之前是确实认识的,这与以往韩国钧研究文章的记述相符。以此层关系来看,南部襄吉应该尊韩国钧为长辈。然而,南部襄吉最终还是参与了对韩国钧的毒杀。可见,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是多么泯灭人性。
(作者简介:吉光,南通市江海文化研究会海安分会副会长,原海安县委史志工委主任、海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栏目编辑:张 丽
参考文献
[1]王伯康.韩国钧先生遇难记[J].再生,1947(161).
[2]陈绍玲,崔广华.丹心自有千秋在[J].大江南北,1998(3).
[3]陆静高,顾爱同.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N].新华日报,1982-04-10.
[4]宗孝忱.海陵韩公遇难始末记[M]//南溟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