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向李政道介绍实验构想

杨振宁先生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痛悼之余，其与吴健雄伯母近半世纪的情谊更显珍贵。二人情谊始于杨振宁闻费米轶事知吴健雄，深于吴健雄弃归国行程验证其宇称不守恒假说，贯于彼此扶持——他助她香港探亲，她助他扎根普林斯顿；她逝后，他仍为弘扬其精神、题写墓园奔走。正如杨振宁所言，吴健雄的 “较真踏实与过人眼光”，刻入这段知交佳话。

杨振宁初识伯母源自著名科学家费米

1945年11月，毕业于西南联大的杨先生到达美国后，即赴哥伦比亚大学找恩利克·费米，慕名拜师。但是费米正参加美国军方的保密工程，无人知晓其行踪。后来在普林斯顿大学，他偶遇西南联大的老师张文裕，张文裕建议他去芝加哥大学等待恩利克·费米。

先生在等待期间，自然要进一步了解费米的情况，于是很快就听到了费米和吴健雄伯母相识的故事——“可笑的费米”。

事情发生在伯母进入伯克利分校第二学年的第二学期，在确定博士论文指导老师时，伯母选择了因发明世界上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获得193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加速器之父”——劳伦斯。

劳伦斯在他发明的回旋加速器上工作

戏剧性的是，作为当时美国“曼哈顿计划”中的重量级人物，劳伦斯因忙于原子弹制造的前期工作而与伯母“失联”，连面都见不到，更谈不上指导论文。最后劳伦斯托人带来了一张便笺，上面只草草地写了一行字：“论文题目‘轫致辐射’”。这题目像谜题，伯母请教多位老师无果，实验指导老师塞格瑞推测：“这或许和费米的核裂变理论有关。” 她按此方向实验，心里却不踏实。

一天，一位带有浓重的意大利口音的科学家来实验室，和伯母聊起辐射损失、电子速度、能量、坐标、磁场、截面、气体等专业话题，越谈越投机。

费米

对方还特别关心伯母的博士论文情况。感到诧异的伯母如实告诉他：“虽然我在做检验费米理论的论文，可是我连费米长什么样子也不清楚，你说可笑不可笑？”结果那位科学家发出了阵阵笑声，并对伯母所提出的实验中的种种问题，如数家珍般地一一进行了解答，让伯母不仅豁然开朗，受益匪浅。最后，伯母大着胆子请教尊姓大名，不想对方竟然笑着说，“我就是那个‘可笑’的费米。”伯母一时惊呆了，原来干了半年的“辐射”实验，就是检验眼前这个人的理论。而这篇论文，后来成了“曼哈顿计划”的关键。

1941年，费米主持的原子弹反应器遇到难题：原子核的连锁反应开头还进行得好好的，几个小时便停止了。他们分析认为这是与时间相关的一种变化，并怀疑是反应中的某种产物，会吸收大部分中子而造成反应停止。面对这个棘手的瓶颈问题，费米立即想到了伯母，认为伯母的实验是解锁密钥。

大科学家费米一开口，美国军方马上想方设法联系伯母，索要其当年撰写的论文。伯母因未获保密保证拒绝，直到军方承诺后才交出。

伯母的论文中不仅有相关内容而且数据翔实，让费米等科学家大喜过望，于是根据伯母论文的有关数据，很快破解了核反应中子吸收的问题，使得制造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得以顺利发展，而且其进展速度将纳粹德国远远抛在了后面。

而在杨振宁先生寻找费米时，费米正在“曼哈顿计划”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基地主持原子弹试制的技术领导工作。就这样，杨先生虽然没有找到费米，但却听闻了“可笑的费米”轶事，同时也知道了伯母，并深为敬佩。

此后杨振宁先生终于见到了费米，听闻费米对伯母的激赏，更添崇敬。他随后在芝加哥大学正式注册，成为该校博士研究生，最终获得物理系哲学博士学位。

杨振宁和伯母的关系涉及科学家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由于主导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被称为“原子弹之父”。而伯母不仅是奥本海默的得意学生，而且也是他最得意的实验搭档，并对成功制造出原子弹作出过关键性贡献，因此被学界戏称为“原子弹之母”“原子弹的助产士”等。奥本海默对伯母一直是激赏有加，对她后来的实验工作更是极端赞许，并且在他主持的科学讲座上常请伯母主讲。

奥本海默

1949年春，杨振宁先生在芝加哥大学聆听了奥本海默的学术演讲，马上产生兴趣，遂请费米和特勒推荐给奥本海默，希望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做博士后。同年秋，杨振宁如愿入职，奥本海默曾与伯母讲起杨先生，伯母对同胞杨先生大加赞赏，再加上杨先生本人的出色表现，于是工作一年后，奥本海默决定留下杨先生。1950年春，奥本海默为杨先生开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为期五年聘书，经过考量，先生决定留下。一年后转为永久研究员 ，后升任教授 ，直至1966年，先生在此度过了17年的学术黄金期。

当然，杨振宁先生与伯母的密切交往主要是在他和李政道先生提出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假设迫切需要验证时。

杨振宁与李政道

杨先生说，当年的情况是，当他和李政道提出宇称不守恒假说的时候，几乎遭到了整个物理学界的嘲笑和否定。因为在当时，“宇宙守恒定律”是一条绝对的真理，没人相信“上帝是个左撇子”。两个30岁左右的中国青年，在美国举目无亲、缺乏大科学家支持，第一个想到的 “救星”，便是有 “物理女王” 之称的衰变权威吴健雄。

李政道登门求助时，吴健雄二话不说答应帮忙。那时她和丈夫袁家骝已订好 “伊丽莎白” 皇后号邮轮的船票，计划先去日内瓦参加高能物理会议，再回阔别多年的祖国。可为了这场实验，她果断推掉所有行程，让袁家骝 “唱独角戏” 去参会。要知道，当时英国牛津、荷兰莱登等顶尖实验室虽也关注此事，却因觉得 “实验成功率渺茫” 而按兵不动，唯有吴健雄 “不信邪”，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吴健雄和泡利

1956年夏天，吴健雄带领团队研究钴-60衰变中左右是否绝对对称。为了找到合适的实验环境，她频繁往返于纽约和华盛顿，常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不是泡在实验室，就是在路上。

杨振宁后来回忆，伯母做这个“没人看好”的实验，从不是为了“侥幸成功”，而是认定“钴-60 的对称性是基础物理问题，必须搞清楚”，这份不计后果的执着，正是她的过人之处。

后来大家都知道，整个实验过程艰难而复杂，伯母一路攻坚克难，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最终，这个在物理学界看来，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实验，伯母取得成功并得出了结论，杨振宁、李政道二人的猜想是正确的，此前被视为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被彻底推翻。有人形象地比喻：就是证明了你每天看到的镜子里面的你，实际上根本不是你自己，而是经过不守恒后变形的你。

杨振宁的诺奖证书

这个结果使得整个物理学界都大为震荡，杨振宁和李政道作为假说的提出人也名声大噪，并且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

杨振宁评价吴健雄伯母——图片来自网络

杨振宁和伯母回国的幕后故事

此后杨振宁先生一直与伯母有来往。1964年杨先生率先回大陆探亲，也影响和促成了伯母夫妇1965年的香港之行并会见亲族。

伯母的一生，虽然绝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异国他乡，但她一直思念着故土和亲人。所以伯母和深知伯母心意的伯父就一直在迫切地寻找能与国内亲人会面的机会。杨振宁先生与亲人团聚，为伯母提供了范本。

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吴健雄

当时在国内，党中央对一些国际著名科学家，特别是诺奖获得者尤为关注。而杨振宁不仅是诺奖得主，其岳父是有名的统战对象杜聿明；而且其父亲杨武之，是数学家，曾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也是有名之人。所以杨振宁教授能首先在香港会见国内亲人绝非偶然，当然也引起了世界一些媒体的报道。消息一经披露，伯父母马上敏感地意识到可以效仿杨先生的做法，与亲人在香港见面。

于是1965年2月6日，由伯父出面给伯母之弟吴健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去岁年底，杨振宁先生曾去香港和他的父母兄妹在那里团聚了一两个星期。我和健雄商议，希望您能伴同琢之叔在今年暑期间，去香港游览两个星期，届时我们在香港等候你们。这样不但健雄可以骨肉团圆，重叙旧欢，我也可以乘这个机会同您相见，那真是快活非凡了。至于办理手续问题，我们这里去香港不是问题，您那方面需要请您和琢之叔向国内当局申请短期出国证书，申请理由是你们和健雄离别，已将近三十年没有见面了……”

1958年的吴健雄

从信中可以看出伯父是做了功课的，而且是向杨振宁先生详细打听过流程，知道关键还在国内。并且对国内的手续流程也有所了解。

当时国内党和政府的领导，还在伯母父亲没有过世之前，就已经通过伯母的父亲吴仲裔老先生转达了党和国家非常希望伯母能够回国工作的信息。现在得悉伯父母的意思后，更是立即作出反应，一路开放绿灯，使国内亲族的出境手续异常顺利。

6月9日，远在美国的伯父母收到了胞弟健豪的来信，得知一切顺利，这次喜悦至极的伯母亲自复信，一开头就说：“快慰之至！”然后告诉健豪，还需去上海英国领事馆（当时在上海设有办事处）办理入港手续。接着伯父袁家骝托在港的堂弟袁家麟办理了吴琢之、健豪夫妇的担保手续，并汇寄了三人的赴港费用。

1965年7月7日，伯父母到达香港。上午10时，亲人终于团聚会面。激动之情，无以言表。

此后，杨振宁先生和伯母一直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1992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和李远哲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

比如1992年，正值伯母夫妇80诞辰和结婚50周年的金婚之时。杨先生与李政道、丁肇中、李远哲在台北发起成立“吴健雄学术基金会”，给80诞辰的伯母一个惊喜。

还如在伯母逝世后，他在表示深切哀悼的同时，也一直在宣传、弘扬伯母的科学精神，并亲临吴健雄墓园瞻仰、题名等。

杨振宁亲笔题写“吴健雄墓园”

杨振宁在明德中学瞻仰吴健雄墓园

杨振宁先生对伯母的一些重大科研成果一直是记忆犹新，如数家珍。   

据全美南大校友会会长张程宁介绍，2016年的一天，澳门大学赵伟（计算机科学家，时任澳门大学校长）和冯达旋（物理学家，时任澳门大学校长特别助理）应邀前往北京清华大学科学馆二楼，拜访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徐湛教授。徐湛是冯达旋相识40多年的老朋友。交谈中，徐湛提到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就在他办公室附近。恰好冯达旋1977年曾邀请杨振宁先生演讲，彼此相识已久。于是，大家提议一起去杨先生的办公室打个招呼。

杨先生见到大家非常高兴，与大家愉快地聊天。聊得正兴时，他热情邀请大家到他家坐坐。到杨先生家后，他的夫人翁帆热情地为大家倒上茶水，大家继续探讨了许多话题。

谈话中，冯达旋联想到当时量子科学的热门话题，便向杨振宁先生请教关于量子纠缠的相关见解。杨先生听后微笑着反问道：“你知道是谁最早通过实验证明了量子纠缠吗？”在冯达旋回答后，杨先生不假思索地说：“你错了，是吴健雄。她的研究应该是发表在1950年的《物理评论》上。不过现在我一时找不到那篇文章。”

左：杨振宁；中：赵伟；右：冯达旋——图片冯达旋提供

冯达旋听后十分惊叹。他曾读过杨振宁先生撰写的个人研究和发现的总结，印象中杨先生似乎从未特别提到过量子纠缠的问题。然而，时隔半个多世纪，杨先生仍然清楚地记得这个实验，这足以证明他作为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即使当时已年逾九旬，依然未曾放弃对任何一个物理基础理论的关注，当然也说明了他与伯母的关系非比寻常……

杨振宁先生除“宇称不守恒”理论外，在物理领域还有不少重大建树被评价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

吴健雄墓园水池里的两个石球象征着验证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原理

作为挚友，杨先生和伯母两位科学大咖有太多的共同语言，而最关键的是都念念不忘是中国人，伯母的墓志铭上镌刻着“是一个永远的中国人”，而杨先生则最终国籍回归。当然，他们的深厚友情也是建立在为人类作贡献、造福人类的共同目标之上的，他们不仅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光荣与骄傲，也属于全人类。

作者：陆钟其

陆钟其，中学高级教师，供职于太仓市教育局。现为太仓市政协文史撰稿员，先后在《钟山风雨》《方志江苏》《新民晚报》等报刊杂志和网站上发表有关文史类文章并出版有文史类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