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教育学家章开沅认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章先生所提及的，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学，吴贻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长。

金女大前后办学36年，先后有1000名学生毕业。这个数字，今天对任何一所高校来说，都是不足为奇的。但在那个时代，又是女子高等教育，是多么的不容易。在风云激荡的时代，裹挟在历史洪流中的青春少女们，带着无与伦比的勇气、热情和执着的信念，走向布满荆棘的前路。

主讲人

钱焕琦，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经济法政学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金陵女子学院院长、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第十届执行委员会委员。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吴贻芳研究中心主任、本科教学督导负责人、中国教育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学术顾问、江苏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等。

主讲内容

著名教育学家章开沅认为，“在人们的心目中，一所名校往往与一位或几位校长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北京大学与蔡元培，清华大学与梅贻琦，南开大学与张伯苓，浙江大学与竺可桢，金陵大学与陈裕光，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与吴贻芳等等。”章先生所提及的金陵女子大学（1930年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简称金女大），是唯一一所女子大学，吴贻芳是唯一一位女性校长。

金女大的前世今生

1913年，美国联合教会筹备女子高等教育，成立了金陵女子大学。1915年，学校在南京绣花巷马府街的李鸿章花园故址正式开学，第一任校长为德本康夫人。1923年，学校迁入新建的金女大校园（陶谷），也就是如今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的所在地——宁海路122号。1928年，民国政府收回教育权，徐亦蓁任金女大校董事会主席，吴贻芳担任校长。1930年，学校更名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但“金女大”这个简称却一直被大家亲切地沿用。

金陵女子大学旧照

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

徐亦蓁

吴贻芳

1937年，战火蔓延到南京，金女大西迁成都，与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等学校组成“华西坝五大学”，在后方继续办学。而留在南京的校园，在教务长明妮·魏特琳（中文名华群）的主持下，成了战火中的避难所，同年12月8日起开始接收难民，为危难中的人们撑起一片天。

抗战胜利后，1946年金女大复员南京随园校区。1951年，它与金陵大学合并为公立金陵大学；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其原址上建立了南京师范学院。1987年，经省政府批复，在南京师范大学内成立金陵女子学院，延续着这所女子学府的文脉。

金陵大学

从1915到1952年，金女大培养了近千名毕业生，她们被称作“999朵玫瑰”。这些女性凭借精湛的专业能力、融通中西的视野和济世苍生的情怀，在各行各业绽放光彩，践行了吴贻芳校长“报效国家”的嘱托。 

金女大的革命者

金女大从创办到解放前，祖国正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校友先后投入革命队伍。

最早的共产党人朱穆慈

朱仲止，原名朱穆慈，1926年从金女大毕业后即参加革命，1927至1930年，她赴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回国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在白色恐怖中坚守信仰。抗战时期，她在延安陕北公学任秘书长，后担任八路军外语学校英语系班主任，将学识转化为培养革命人才的力量。她始终践行着从金女大走出时便确立的革命理想，是早期金女大校友投身革命的典范。 

周曼如取来了火种

1936年考入金女大社会学系的周曼如，以朴素热忱的作风凝聚起一批进步同学。同年冬，她组织读书会，以300号楼教室为据点，带领同学研读《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成为金女大进步思想传播的“火种”。1938年，她由民先队员转为中共党员，同年4月至10月担任党支部委员，1938年11月至1939年8月担任外南区委委员，金女大党支部书记。在校园中播撒革命种子，为党组织在高校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沈谱的革命人生

1939年5月24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沈钧儒之女——沈谱，由周曼如介绍入党，在华西坝的钟楼底下宣了誓，秘密地成为一位正式的中共党员。她与丈夫范长江（著名记者）在国统区共同从事地下工作，后赴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在军卫生部培训班教授化学，为白求恩医院的建立输送人才；又参与淮南纸厂、造币纸厂的生产管理，首次直接用化学知识服务革命。从隐蔽战线到根据地建设，沈谱以扎实的专业功底诠释了知识分子的革命担当，其婚礼上周恩来、李公朴等同志的出席，更印证了她在革命阵营中的特殊分量。

外交舞台的女英雄俞志英

俞志英，1938年毕业于金女大。1939年3月经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妹妹赵茹南和周楠介绍秘密加入地下党，从事隐蔽战线工作。

1949年，38岁的俞志英随东北局领导到达河北西柏坡，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时，史沫特莱等一批外国友人也来到了西柏坡。会谈中，俞志英为毛泽东做起了翻译。俞志英的英语基础扎实，无论口译、笔译都不存在问题。毛泽东亲切地问她叫什么名字，俞志英回答：“俞志英，人则俞，志气的志，英雄的英。”毛泽东笑了：“好！有志当英雄，做个女英雄。”俞志英一口纯正的英语以及准确的表达，使宾主双方沟通得很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为俞志英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经常为毛泽东做英文翻译打下了基础。她在外交场合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风采，践行了“有志当英雄”的人生誓言。

方非：矢志不渝献身祖国

方非，学名方颖保。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金女大被迫分散到上海、武汉、成都三地继续学业。

转移到武汉的方非在“是读书，还是投笔从戎？”的抉择中彷徨，后经校长吴贻芳和陈中凡教授的鼓励，完成学业，同时写下《我们都是金陵的儿女》一歌，经同窗谱曲后成为凝聚校友的精神符号，传唱至今（现为金女院院歌）。1942年2月，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战火中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

从早期革命者到思想播种人，从专注专业报国到肩负外交担当，这些金女大校友在革命年代的选择与坚守，展现了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觉醒与担当。她们以信仰为指引，以学识为武器，在不同岗位上为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贡献力量，让金女大的校史不仅有书香墨韵，更有红色荣光。

金女大的地下党支部

抗战胜利后，金女大从成都迁回南京时还没有党员，直到1947年吴文安从上海进入金女大，才有了第一个党员。1947年吴文安考入金女大社会系，1947年底，被正式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金女大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开展革命工作。1948年5月，她发展了王粹珍和王端一入党，并于8月底成立了党支部。王粹珍任支部书记，吴文安任组织委员，王端一任宣传委员。

王粹珍，1947年进入金女大社会系，就成为校内进步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被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员，后被推选为金女大地下党的第一任支部书记。肖林，又名王端一，1947年考入金女大外文系，半年后转入中文系。1948年6月经吴文安介绍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任支部宣传委员、学生会学习部长。1948年9月，曹琬进入金女大，就读于社会学系。曹琬受父亲的影响，于1946年6月在南京参加了隶属新四军二师系统的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主青年救国会”，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就读金女大后，金女大地下党支部派王端一按约定的暗号同她接上关系，并给她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内容，要求她在一年级学生中展开活动。此时金女大支部已有4名党员：支部书记王粹珍，任组织委员吴文安，宣传委员王端一，曹琬。

后排从左至右：吴文安、鲁洁、王粹珍、李植澄、邹恂、何霭兮、王端一；前排从左至右：邓敬苏、程式如

金女大的地下党支部的工作

金女大党支部根据学生的不同觉悟水平组织不同层次的活动。一是通过学生会公开的活动，如组织民歌社、出版墙报、开办工友夜校等形式，广泛吸收学生参加。二是组织读书会，如实践社、拓荒社等。读书会经常介绍一些书籍给大家，如《大众哲学》《西行漫记》等一批公开出版读物，并在她们中间秘密传阅《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参加读书会的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同学，可以从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三是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宗教“团契”活动，便于与一部分笃信基督教的同学联络感情，打成一片，了解她们的思想动态，逐步影响她们。四是推出社会系的李振坤竞选学生会主席。李振坤性格开朗，聪颖活跃，热心公共事务，不同信仰的学生都觉得她可以信赖。

除了这些群众性的集体活动外，更多的是进行个别接触，开展谈心活动，交流思想，建立感情。党支部经常分析群众情况，分工联系一些积极分子，时机成熟时就吸收入党。从1947年秋到1949年4月南京解放，金女大中共地下党支部就先后发展了白秀珍、李植澄、段玫、何乾三、曾曼西、洪范、何霭兮、鲁洁等12人入党。

纪念“5.20”周年晚会

1948年5月21日晚，中共南京地下党领导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央大学组织了纪念“520”周年晚会。国民党特务在会场上捣乱，散会后还抓了中央大学的学生，激起了学生们的公愤。大家纷纷罢课，游行示威，包围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青年部，以抗议国民党特务的暴行。示威学生把“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青年部”的牌子用黑漆改写成“中国刮民党暴行委员会特务部”，高喊抗议国民党的口号，高唱“团结就是力量……”5月22日，金女大的部分学生第一次走出校门参加了游行示威。迫于压力，国民党特务机关释放了被捕学生。

金女大的部分学生游行示威，从左至右：朱文曼、何霭兮、王端一、邓敬苏、郑小瑛

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学校面临留与迁的选择，吴贻芳校长说服校董会不迁台。同年5月前往国民政府教育部要求军警特宪不得进入金女大，不得到校内秘密捕人。1949年4月1日，南京爆发了“四一”运动，学生们喊出了“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的口号。“四一”运动开始后，王粹珍传达上级党组织的意见，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希望学生最好在校内活动。但以李振坤为首的一批积极分子情绪激昂，决心走出学校。组织上同意了大家的要求，并指示党员要积极引导，所以党员后来都参加了，而且走在队伍的前面。同学们一路上高喊口号，不断向群众开展宣传，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金陵大学、剧专、中大有同学被打死、打伤。吴校长与同学们很快就组织了慰问队，到鼓楼医院和中大医院慰问。1949年4月，她拒收宋美龄的赴台机票，与退役将军马青苑等自发成立了临时治安委员会，保护南京人民在特殊时期的生命财产安全。

迎接南京解放

经过党支部的努力，至解放前夕，金女大有近三分之一的同学留在学校迎接解放。

“4月22日，南京解放的前一天，上级党组织通知支部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为了这一天的到来，她们早就做了准备，如学扭秧歌、学打腰鼓、编唱快板等。这一夜，十几位同学聚集在刘开荣老师家，写标语、做红旗。后来，她们又集中到南山宿舍，谈笑风生，一夜无眠。快天亮时，她们看到了信号弹，那种激动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同学们一早提着糨糊桶，带着标语，扭着秧歌，呼着口号，一路奔到挹江门，迎面遇上了进城的解放军，许多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迎接南京解放

南京解放后的一段时期，教会学校没有被政府接管，党组织还是在秘密状态下开展工作。当时直接领导金女大党支部的是徐敏（江渭清夫人），开会经常都是到她家里去。1949年暑期后，吴文安和李植澄调团市委工作；段玫、何乾三、何霭兮等先后离校、参军；曾曼西去了北京；王粹珍调到北京团中央，白秀珍去金女大附中任教，党的力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上级领导及时作出筹建团支部的决定，曹琬担任了金女大第一届团支部书记。

1949年秋，党支部在金女大公开。党支部的工作，得到了一些进步教师的支持，如中文系的陈中凡、吴组缃、刘开荣，数学系的李绪文，历史系的王拭，地理系的刘恩兰，外语系的潘曜泉等，他们和支部的党员都有比较好的师生情谊。曹琬参加社会活动缺了很多课，陈中凡老师常常给她单独补课；支部书记王粹珍因工作之需，经常旷课，按规定学校要给她除名，通过这些老师做工作，校方收回了成命。

在参与地下党工作的过程中，无时无刻不充满着危险，但这些并没有阻碍金女大的同学们对党的工作的热情。正如当年的地下党员鲁洁在回忆这一段峥嵘岁月时所言，书本和生活赋予她的理性，使她“具有一种胆识，毅然抛弃家庭与学校为我们所安排的安逸平坦的道路，而行进于布满荆棘的途径”，使她“有勇气舍弃自己既得的一切，包括宝贵的生命与安全，准备为大众的幸福而奉献一切”。

1915年至1951年，金女大学培养了大批的杰出女性，被誉为“999朵玫瑰”。这“999朵玫瑰”绽放在世界各地。这段辉煌的历史，是金女大留给岁月的珍贵馈赠，直到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过往，它依然是南京师范大学引以为傲的精神财富，是中国近代女性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来源：江苏方志大讲堂第1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