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鉴作为年刊的中间载体特征

       时间之河奔流不息。

       以时间长度进行划分，对不同时段的报道和记载构成了不同传播载体的分工：

       以小时(甚至分钟)进行滚动报道的是电视、广播；

       以一天为时段出版报道的是报纸(按发行时间又分为晨报、早报、午报、晚报)；

       以一周、半月、月为时段出版报道的是期刊，分为周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

       以年度为时段出版报道的是年刊、年鉴；

       以若干年长时段报道和记载的是方志和史书。

       年鉴介于新闻与历史之间，是时段报道的中间载体。这一特点使年鉴不同于纯新闻、纯史书，同时又兼有新闻和历史(方志)的部分特点。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新闻强调时间近、内容新、传播快，强调第一时间的信息性，同时由于这些特点又决定了它所提供的是信息的碎片。

       历史是对过去较长时间里发生事实的记载，是对若干旧闻的事实进行宏观叙述和分析，它要求用历史的连续性看待事物的完整发展，讲究叙述的严谨性。

       年鉴是过去一年地域动态事实的记载和报道。相对于新闻而言，年鉴出版周期太长，不能象新闻那样快捷灵活地进行报道和随时出刊，它所报道的事已不是新闻，而是其他新闻媒体断续报道过的事，但是年鉴强调年度信息的系统性、完整性，是对过去若干新闻的“集零为整”，它克服了纯新闻的信息碎化倾向。中国年鉴研究会会长尚丁先生说过，年鉴的信息有别于新闻媒体的信息，它处于信息流的终端，信息在它的流程中，经过筛选、加工、去伪存真，甩脱了表象的东西，经过强化、深化、浓缩沉淀和熟化，成为信息中的精品、结晶，年鉴在信息的广度、深度和完整性、系统性上优于新闻。相对于历史(方志)而言，年鉴所报道记述的又是刚刚过去一年的事实，是若干年度史的最新部分，它需要突出年度色彩和年度特点，作为年度出版物，它要把过去一年的事尽快报道出来，因此又有一定的时效性要求。

        年鉴的这种中间载体特征，决定了年鉴有自己内在的发展规律，同时这也是年鉴作为信息传媒体系的特殊型态进行年刊化改革的基础。

二、采编制的引入：年鉴运作方式的改革

        我国原先的年鉴运作机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在这种体制下，政府是社会的权力中心，整个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都在政治权力的管理或控制之下，政府用高度集权的命令方式指挥经济、配置资源，不管宏观微观，事无巨细都由政府大包大揽。这种国家全能主义政治同样也包括了对社会信息资源的集中控制，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行政网络和行政资源完成年鉴生产的全部流程。以地方志系统所办年鉴为例，“政府主持、众手修志”的格局基本上被移植到年鉴工作中，从组织发动、组稿供稿到发行都是通过政府的行政网络进行。虽然年鉴的大框架由年鉴编辑部确定，但具体的条目多是由各个部门上报提供，年鉴编辑部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能只是编辑。这种年鉴运作模式至少有两个局限性：一是年鉴单位缺乏相对的独立自主性，对政府组织的行政依赖性较强，在工作开展上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单纯依靠年鉴单位自身力量无法完成年鉴生产到销售的全过程；二是时效性较差，大多数年鉴在工作环节上，都是在一年结束后才开始组稿。年鉴编辑部在家里坐等各部门材料，来什么稿编什么稿，节奏太慢，出书太迟。

        由于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期，加上今明两年省市县三级正在进行或即将进行地方机构改革，这种官修年鉴体制正在面临巨大的冲击：首先，政府行政机构大规模削减，乡镇合并，干部队伍压缩，政府的行政网络急剧收缩，某些部门被撤销或成为非政府部门，指望象过去那样依靠行政网络完成全部供稿已变得不可能了。第二，依靠行政系统进行年鉴发行也受到了限制，政府直接指挥的部门减少和乡镇合并将使年鉴的发行量明显减少，年鉴发行市场将出现萎缩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现在的年鉴非但没有“进入寻常百姓家”，连政府原先的行政发行阵地都未必能够保住。第三，随着政府转变职能，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社会构成发生重组，政府与企业、与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及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已不是直接命令指挥和控制的关系，作为政府的年鉴要与这些非政府组织建立比较协调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领导与隶属关系，可能要经过一段较长的磨合期。第四，由于政府职能从全能退守为有限权能，政府直接掌握的信息资源也成为有限信息，继续延用过去的年鉴供稿体制，只会造成年鉴内容上的残缺，这样的年鉴所反映的仅仅是政府部门化的管理，而看不到市场经济的主体活动，这种年鉴即使仍具政府年度公报性质，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地方综合年鉴。

        要应对这种冲击，我认为年鉴的运作机制必须要作相应的改革，年鉴需要依托政府，但又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年鉴单位应当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信息体系。

        第一，改变单纯依赖政府系统的供稿体制，引入新闻媒体的采访制，开辟新的信息源。年鉴是年刊，是期刊的一种。作为期刊杂志社的基本运作方式，除了编辑之外，一般都有自己的记者队伍和通讯员队伍，记者的作用就在于，在来稿和约稿之外，根据期刊的需要，有目的地对特定题材和公众关注的话题进行采访，并及时报道出来。目前，我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年鉴被授予杂志社独立法人身份，而在这些年鉴杂志社中作为期刊允许设立的记者却没有一个真正在发挥作用，更不用说那些由出版社以图书形式出版的年鉴单位了。我们的年鉴专业队伍至今仍停留在编辑的角色中，缺乏对信息的自主采集和开发意识。今后年鉴运作方式的改革，正是要弥补这种缺陷。在条件许可的年鉴杂志社，可以设立专职的年鉴记者，专门采集重大题材和没有供稿部门的社会信息。在不具期刊号的年鉴单位，年鉴专业人员内部应当尽可能地做到采编一体化，将以专职编辑为中心实行直接采编与组织专稿相结合，同时也可以聘请当地报刊媒体的记者作为年鉴编辑部的特约记者，借助外力开辟新的信息渠道。年鉴一旦建立这种新的采编体制，将可以有效地改善和提高年鉴信息的社会性和全面性，解决原先行政组稿体制造成的信息残缺。

        考察海外年鉴的模式，我发现年鉴与新闻媒体的关系非常密切，很多综合性年鉴是由报社编辑出版的，如号称日本五大年鉴的《朝日年鉴》、《读卖年鉴》、《每日年鉴》、《时事年鉴》、《世界年鉴》分别是由朝日新闻社、读卖新闻社、每日新闻社、时事通信社、共同通讯社编辑出版；美国最为畅销的《世界年鉴》也是由《纽约世界报》出版的；在香港，《香港经济年鉴》也是由经济导报社主办的。这些年鉴的共同特点是依托新闻媒体的信息源，年鉴编辑部与传播媒介联手或二位一体，实现信息采集的社会化，最大限度地利用信息资源并加以深度开发，形成信息库产品系列化。美国《世界年鉴》编辑部全部人员只有5人，但他们建有庞大的联络网，编辑人员还从国际互联网上取得信息，自己直接从事采编工作。西方年鉴运作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在于，虽然中国国情不同于西方，政府信息在年鉴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它已无法涵盖整个社会信息，我们的年鉴需要依靠自身力量或借助外界媒体力量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采编体制，努力扩大信息源。

        第二，年鉴运作方式还应变事后信息采集为同期信息采集，变被动的“等”材料为主动的“采”材料。原先的组稿方式是等一年过后才去回头写过去的事，编辑人员的工作重心放在编去年的材料，年鉴一直处于“过去”的状态中，保持着与“现在”慢一拍的时间距离。这种作业方式使年鉴生产在时间分配上畸轻畸重，每年的二三季度处于紧张的组稿、编辑、校对、印刷、发行期，而其他时间则又处于相对宽松的休闲状态，同时这种作业方式使年鉴人员处于关注过去忽视现在的状态。新的年鉴运作机制则要改变这种工作方式，随着采编制的实行，年鉴人员的工作重心应当放在关注和记录当年事态的发展变化上，记录与事态发展保持同期性，与时共进，当一年结束的时候，对当年的记录和信息采编也基本同期完成，这种新的作业方式要求年鉴人员对事物的“进行时”要具有敏锐的眼光，始终保持对现实的 新鲜感。如果这种作业方式能够实现，将极大地提高年鉴的时效性，给读者以时间上的亲近感。

        我们不妨看一看海外年鉴的出版周期。日本的年鉴不仅出版速度快，而且有固定的出版时间，真正体现了“年度期刊化”的特点。日本影响最大的几种年鉴其固定的出版时间是：《朝日年鉴》、《每日年鉴》均为出版年的2月，《读卖年鉴》、《世界年鉴》均为出版年的3月，这些年鉴出版时间距截稿时间只有二三个月。美国《世界年鉴》在信息资料截取时间方面是从上年10月30日至本年10月31日，由于美国三大节日(感恩节、圣诞节、元旦)都集中在11月下旬以后一个多月时间内.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世界年鉴》往往赶在11月出版，在成书过程中，他们采取边编边印的方式，全部文稿编辑完后7天内印毕成书，10天完成装帧，3天运书到各发行点。

        相比之下，我国的年鉴由于采取一年过后集中组稿，并且受官方年度统计公报出台时间太迟的影响，连出版最早的《南京年鉴》也已是出版年的5月份，更多的年鉴则要到下半年甚至年底才能出版，年鉴出版发行时间与年鉴记录的年度动态在时差上拉得太长，时效性太差。

        我认为年鉴与志书的一大区别在于：年鉴是为今天为现在服务的，时效性强因为它快捷，才能更直接地发挥作用。而志书主要是存史，它对现实的作用是间接的、缓发性的。年鉴出版发行越早，与现况的衔接越紧密，现实指导性、实用性越强。出版时间拖得越长，信息越老化，离人们的生活越远作用越小，如果还有什么用处的话，那就只是一堆史料，起一些“存史”作用或是满足一些人的虚荣心而已，但是这样的年鉴社会需要量很少，百来本足矣。

        因此，提高年鉴的时效性是实现年鉴功能的客观要求，增强时效性的途径除采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处理手段和改变出版方式减少中间环节外，通过实行与事态发展同期的采编制也是一条重要途径。

三、文章化的深度报道：年鉴表现手段的创新

        目前，我国地方综合年鉴大多由地方志系统编写，在由志转鉴过程中，受思维惯性的影响，很多年鉴工作者依然用方志的表现形式来设计年鉴。方志系统编修年鉴最初的出发点的确是为续志积累资料，而且目前方志系统正在研究新一轮的续志编修问题，一些人也在强调年鉴与续志的接轨，强调年鉴栏目、内容与续志框架结构与内容的对接，但是当年鉴真正启动上马后，年鉴所面临的已不仅仅是为续志积累资料问题，更重要的是现实中年鉴的生存问题。年鉴编出来，要有人买要有人看，年鉴才能生存，这就必须从受众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年鉴的表现形式应当有别于志书。

        地方志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横排竖写，以事横分门类，由于记述时限跨度较大，同一类事物的发展变化全部归入一个门类中，以(结构的)不变应(内容的)万变，从志书篇目结构上是看不出历史的纵深变化的。这种表现形式好处是严谨，易于归纳容量较多的资料，缺点是结构显得僵化呆板，千人一面，容易形成模式化，不太容易看出地方个性和时代个性。相反，年鉴的记述时限跨度只有一年，除了反映基本地情及常态外，整个年鉴的主体都是要突出反映一年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表现形式要服务于突出内容的“新”和“变”，体现年度个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常编常新”，这是年鉴与志书表现形式的最大反差所在。

        分析目前年鉴的框架结构，可以发现历年的年鉴框架变化不大，大多数年鉴都是用相对稳定的框架来反映日新月异的年度内容，年度性的新情况被分散在各栏目下面的条目中，应当突出表现的事情却被平庸的表现手段平淡处理了。虽然不少年鉴设立了特载，但其收录的内容不是从“官本位”的角度来记上级领导的视察，就是本地书记、市(县)长的工作报告等，还有的是人为地拼凑十件大事。但是这些表现形式和内容并没有集中体现年度精神、反映年度焦点、热点。

        站在读者的角度，年鉴应当用什么样的形式聚焦年度话题，才能引起他们的共鸣，打动他们的心灵呢?我认为应当使用新闻写作中的深度报道形式，在年鉴的框架结构中首先设置“年度聚焦”或“年度特别报道”栏目，加以集中报道，由于这些内容是年度变化的核心，在写作方面应当不同于普通条目和特载收录原件的方式，而可采用文章化写作，全面完整地记述重大事件的背景、始末和影响，有些当年结束的事件有必要回溯到起点，形成对这一事件的完整专题报道。这种形式的栏目和内容，我认为对读者具有较强的阅读冲击力，会有助于提高年鉴的可读性。在这方面，《新周刊》杂志的做法很值得年鉴学习，《新周刊》在1998年、1999年结束后，都分别推出了一期专辑《1998年大盘点》、《1999年大盘点》，而这一期的《新周刊》都特别受到欢迎。

        在海外年鉴中，20世纪80年代在日本风行一时的“杂志型年鉴”值得我们关注。这种风格的年鉴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强调与重视“特集”的编纂，年鉴的每一部类之首基本上都设置“特集”，内容汇集过去一年中各方面的热点、公众话题，通过专文的概括介绍，鸟瞰式地展现各个方面或领域的年度概况，让读者即便是只阅读特集，也可以了解该年各方面的概况。但是90年代后，由于杂志型年鉴在内容上的特色已逐渐与信息时代对资料需求的特点不相吻合，人们已经普遍没有了把年鉴当作“杂志读物去阅读的闲暇”，这种杂志型年鉴出现了明显的衰退趋势，并呈现了向“综合数据库型年鉴”的风格转变。

         对比我国的国情，现阶段中国的年鉴正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影响年鉴发展的内在因素，一方面是实用性不够，另一方面是可读性不够。我觉得我们的年鉴有必要吸取日本“杂志型年鉴”与“综合数据库型年鉴”的长处，在提供实用性信息的同时增强可读性，设立“年度聚焦”或“年度特别报道”是非常必要的。

结语

         在第一轮新方志编纂结束后，地方志系统将编纂年鉴纳入自己的工作范畴这本是无可非议的。在某种程度上，编纂地方综合年鉴已成为各级地方志机构的主体性、常规性工作，地方志系统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但是年鉴与方志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载体，其主要功能、作用并不完全一致。年鉴的主体功能是信息服务，存史只是其衍生、派生的功能，如果仅仅从存史的角度来设计年鉴，用编志书的那一套体制来办年鉴，那么很可能会使年鉴的路越走越窄，不利于年鉴的自身发展，年鉴的生存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年鉴未来的发展首先要考虑自身的生存，然后才能谈得上为续志服务。年鉴应当按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行，既然年鉴的性质是年刊，是期刊的一种特殊型态，那么它的运作机制与表现手段必然要带有期刊的特点。实行采编制和文章化深度报道的年刊化改革，不仅是年鉴作为年刊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克服官修年鉴局限性和年鉴“方志化”弊端的客观需要，这是年鉴发展的一个方向。

(作者单位：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