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修良探方志》^[1]是仓修良先生重要的方志学论著，“虽属论文汇编，但由于是从作者学术专攻的一个方向结集，收入了他关于方志学研究、教学和思考的半生论文成果，内容涉及基础研究、史论考辨、实践探讨和操作评论等各个方面，涵盖了对方志历史与理论的专门探讨，对新中国第一届大规模修志的跟踪评价，和对新一轮志书纂修工作的学术思考等等，堪称一部有关方志学研究的系统专著。”^[2]也正因为如此，《仓修良探方志》出版之后，引起了方志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获得了学者们的一致好评^[3]。的确，这是一部高水平的方志理论著述，在方志起源和方志发展脉络的探讨、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研究、新方志编纂学和方志批评学的构建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当代方志编纂与方志学学科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重读《仓修良探方志》，在领略其学术成就的基础上，笔者觉得，在这些成果背后所蕴藏的仓修良先生的治学精神更令人称道，更给人启迪，对地方志事业的发展的意义也更为重大。  
        “何谓治学精神？不同时代先贤们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追求，不论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成才做人理念，还是‘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为人、治学精神，^[4]抑或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抒写的治学三境界，还是现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术精神等等，它们都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把为人和治学兼备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和内心的精神支柱，这就是所谓的治学精神。”仓修良先生正是“把为人和治学兼备作为自己的生命追求和内心的精神支柱”，在方志学术研究上求实存真，执着而为，这正是仓修良先生最为可贵的治学精神。
        我们知道，“编纂地方志应当做到存真求实”^[5]，地方志研究同样必须做到存真求实。仓修良先生在方志研究中特别注重以求实精神对待每一个学术问题。比如关于图经的问题，由于唐和五代的图经，没有一部留传下来，历代学者对于隋唐五代时期图经的基本面貌不甚清楚，学界大多认为图经是“地图加文字说明”，图经是“以图为主，辅之于文字”的一种著作。虽然仓修良先生起初也不清楚图经是什么，但是求实的治学精神促使他要将这一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为此，仓修良先生甚至不惜专门去美国近半年，排除一切干扰，潜心研究这一问题。经过对文献记载的隋代《区宇图志》、流传至今的唐代《元和郡县图志》、以及南宋《严州图经》的严密考辨，特别是对敦煌图经残卷——唐代《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残卷分析研究后，他得出了“图经是一种有图有文的地方区域性的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一种地方文献，它是方志发展的第二阶段，具有地方志的许多特征”，并且“它的图一般都放在全书的卷首”的结论，这既推翻了以往学者关于图经性质和体例的错误论断，又求得了图经之实^[6]。
        对章学诚方志理论的研究是仓修良先生用功最勤的领域之一。他从“确立方志的性质和作用”、“方志分立三书”、“‘志’书的体裁和内容”、“辨清各类方志记载范围和界限”以及“建议州县设立志科”等5个方面系统总结了章学诚的方志理论^[7]；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章学诚方志理论的3大来源，即“史学理论是他建立方志学的重要源泉”、“修志的实践经验不断丰富方志理论”以及“总结吸取前人修志经验和教训”^[8]。但从求实的治学精神出发，仓修良先生明确指出了章学诚方志理论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特别指出了章学诚的“方志理论以及所撰诸志内容，都包含着不少封建糟粕，应当予以批评扬弃”，“如何在地方志中反映劳动人民生产斗争经验很少谈到，这也是他方志理论上的一大缺陷。”^[9]仓修良先生不为尊者讳，是其治学精神的自然体现。
        仓修良先生求实的治学精神不仅贯穿于学术研究，也引领着新方志的编纂。对于全国解放前国民党、民国政府、国民党军队等内容，许多志书的记述都十分简单，有的甚至将这些内容不恰当地放入附录^[10]。仓修良先生认为“马列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方志编修只有如实反映历史和现实，才能符合马列主义的精神。众所周知，国民党及其建立的各级政府统治了中国几十年，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事实，对这几十年的历史，若是略而不写，或是写而不详，乃至打入附录，显然都是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观点和精神的。”^[11]仓修良先生特别强调“对子孙后代负责，写好民国时期内容”^[12]，并以此指导《萧县志》对萧县抗日战争期间抗日民主政权的县政府、国民党的县政府以及日伪建立的县政府这三方面政权的对立和斗争情况作了集中的、实事求是的记述，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成为这部新编县志的特色之一^[13]。
         在方志批评方面亦是如此。《绍兴市志》设立《名家学术思想》卷、《科学技术》卷、《文学艺术图书》卷、《文物古迹》卷、《戏曲曲艺》卷、《艺文》卷、《报刊 广播 电视》卷，《丛录》中记载的“绍兴师爷”、“堕民”等，使有关文化部类的内容，能够在较为广阔范围之内和较为深入的层次上进行详细记述，仓修良先生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仓修良先生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该志将“文选”、“诗词曲选”、“歌谣选”等内容放入《艺文》卷中，不合方志体例。对于存在的问题，他的批评十分善意却不留情面，反映了仓修良先生对求实的治学精神的高标准追求。
        “治学精神是学者的精神支柱和生命追求，支撑着人们的主观意愿，让主体决定做或者不做某事。”^[14]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只要是认准了的，即使不被理解，甚至无人理会，但为了地方志事业，仓修良先生也会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充分体现了孜孜以求的执着精神。
        关于艺文志，仓修良先生认为“方志有艺文由来已久，它在保存地方文献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历来著名学者都十分重视。”然而在已经出版的新志书中，大都将其删除了，“这是新修方志的一大失策”^[15]。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仓修良先生先后撰写了《新编志书艺文志必不可少》、《新修方志中艺文志不可少》两篇论文，又在《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以及《〈仓修良探方志〉序》中多次阐述了这一观点，执着之心，溢于言表。
        关于志书“横排竖写”的问题，也是仓修良先生持续关注的问题。他一直认为“我国古代的史书本来大都就是所谓‘横排竖写’的，‘横排竖写’决不是方志所特有的特点。”^[16]而且“横排竖写”也不是章学诚提出来的，“章学诚并没有讲过此话”^[17]这只是有人的随意发挥，使“横排竖写”成为了方志区别于史的主要特点。仓修良先生“向来主张编修方志应当按‘以类相从，按类编修’来要求，也就是按其不同性质类别来区分篇章，常说的物以类聚，就是这个道理，而不主张用‘横排竖写’来说明方志的特点，因为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18]遗憾的是，在目前许多地方、许多人谈方志，还是根据原来错误的提法来理解、分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仓修良先生又不乏无奈^[19]。 
        关于新一轮志书如何编修，仓修良先生一直主张“广义的续修”，即既修又续，编修的志书通贯古今^[20]。他认为”采用这种广义续修方法可以修出精品佳志，因为它一般都吸取了前志的长处，是以前志为基础，经过多次反复锤炼的，内容和体例当然就有可能更加完善。”^[21]这是为大量历史事实所证明的观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仓修良先生的观点很少被人所接受，新一轮志书仍以断代志形式的续志为主。笔者2010年曾经统计了宁波天一阁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浙江图书馆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资料室收藏的466种市县志书。在这466种志书中，续修的为429种，占总数的92.06%；创修的16种（主要是新设立的市辖区所编纂的区志），占总数的3.43%；重修志书21种，占总数的4.51%。可见，非“广义的续修”志书占了绝对多数。对仓修良先生来说，当然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无人理会’的悲壮”^[22]，但是，他明白“尽管如此，作为方志理论工作者的我来说，在修志工作面临转轨的重要关头，何去何从，为了对方志事业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我不能不说，否则就是我的失职，就是对方志事业和子孙后代的不负责任。”^[23]这些话语中，执着精神伴随着拳拳之心跃然纸上，折射出一个学者的道义和良知。
        求实和执着作为仓修良先生治学精神的两个方面，求实是执着的基础，执着又为求实的成果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和更好的传播效果。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传统，而且是我们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是仓修良先生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24]。多年来，他不仅深入研究，引经据典，来证明这一观点，而且四处查考，并与日本等国的学者联系，充分了解日本等国地方志的相关情况，以进一步印证这一观点。仓修良先生对这一观点的不断强调，既体现了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在为祖国统一等方面发挥着积极而独特的作用。随着仓修良先生多年来的一直呼吁，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的观点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人们从中感受到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有助于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仓修良探方志》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求实和执着的治学精神是仓修良先生取得地方志学术研究丰硕成果的保障，同时也是应当看到，这种治学精神是他为我们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更值得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珍视。
      【资料来源】
        [1]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
        [2]殷梦霞：《求真忘私 为学务实——读〈仓修良探方志〉》，2006年2月6日《光明日报》。
        [3]参见殷梦霞《求真忘私 为学务实——读〈仓修良探方志〉》，2006年2月6日《光明日报》；鲍永军《仓修良教授访谈录》，《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沈慧《一部提升修志理论与编纂水平的必读之作——〈仓修良探方志〉读后》，《宁夏史志》2007年第1期；陈凯《仓修良先生的方志学研究体系述论》，《浙江方志》2012年第1期。
        [4]何丽君：《遏制问题学术呼唤治学精神重构》，人民网2009年7月22日。
        [5]《地方志工作条例》第六条，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选选编》，第4页，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6]参见《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仓修良探方志》，第105～137页。
        [7]参见《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仓修良探方志》，第138～159页。
        [8]参见《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仓修良探方志》，第163～175页。
        [9]《论章学诚的方志学》，《仓修良探方志》，第158、159页。
        [10]参见《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仓修良探方志》，第163～175页。
        [11]《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仓修良探方志》，第205～206页。
        [12]参见《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仓修良探方志》，第205～206页；《续志编修的几点意见——在全军军事志编纂骨干培训班的讲演稿》，《仓修良探方志》，第438～461页。
        [13]参见《新修方志特色过眼录之二》，《仓修良探方志》，第282～303页。
        [14]何丽君：《遏制问题学术呼唤治学精神重构》，人民网2009年7月22日。
        [15]《新编志书艺文志必不可少》，《仓修良探方志》，第235页。
        [16]《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仓修良探方志》，第211页。
        [17]《〈萧县志评论集〉序》，《仓修良探方志》，第484页。
        [18]《对当前方志学界若干问题的看法》，《仓修良探方志》，第211页。
        [19]参见《章学诚方志理论的三大来源》，《仓修良探方志》，第163～175页。
        [20]参见《千锤百炼著佳章——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仓修良探方志》，第420～437页；《续志编修的几点意见——在全军军事志编纂骨干培训班的讲演稿》，《仓修良探方志》，第438～461页。
        [21]《〈仓修良探方志〉序》，《仓修良探方志》，第9页
        [22]殷梦霞：《求真忘私 为学务实——读〈仓修良探方志〉》。
        [23]《千锤百炼著佳章——新志续修的一些想法》，《仓修良探方志》，第434～435页。
        [24]参见《我与方志学》，《仓修良探方志》，第16～22页；《编修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个优良的传统》，《仓修良探方志》，第68～77页；《〈方志学通论〉修订本前言》，《仓修良探方志》，第462～477页；《〈仓修良探方志〉序》，《仓修良探方志》，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