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书，是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赓续文脉、不断编纂的地方志书，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瑰宝，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独树一帜。长期以来，人们对地方志功能的认识，从最初“掌道方志，以诏观事”的资政、存史，到方志成熟与定型之后的存史、资政、教化，再到今天的资政、存史、育人和服务，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不断深化。其实，地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从古至今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功能——警示敬畏。唐太宗李世民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中的“兴”与“替”、“得”与“失”，就是站在人类发展史的高度，透过漫漫历史长河，经过检验、考察得出的结论。从史志这面镜子中，可以照见朝代的兴亡盛衰与前人的成败得失，因而中国古代有“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说法。

如果说国史是对国君功过得失的评判，那么地方志则是对地方官员施政的最好注解。明万历五年（1577），宿迁知县喻文伟在其纂修的《宿迁县志》序中写道：“余承乏兹土，至即索志以观，盖欲得其民物风俗为何而亟为之所，且稽前之令此者某也善为足法，某也不善为足戒。”意思是，我想了解宿迁的民情风俗，打算“对症下药”早日制订出施政方针；也想了解过去哪些前任有善政，值得我学习，哪些前任为政不善，我要引以为戒。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知县何东凤重修了《宿迁县志》并在序言中写道：“余奉命调宿，甫下车，即进诸君子，而吾问之曰：若邑有志乎？前此莅兹土者何人也？其人之姓氏、里居，与其持己之污廉、政治之纯疵，亦有可胪列而指述者乎？余将参稽以为法戒焉。”同样表达了把清廉有为的前任作为楷模、贪墨虐民的前任作为反面教员的愿望。喻文伟所说的“某也善”“某也不善”，何东凤所说的“持己污廉”“政治纯疵”，都是地方志对地方官员的历史评价。可以说，地方志就是地方志官员的一面镜子，也是最精准的“天秤”。

一、地方志记录善政善举，宣扬为官之道与从政之德

中国自古至今，对于重要人物的功过得失都会评说，比如通过死后所封谥号就能看出后人对其评价。地方志自古以“述而不论”为编纂原则，但通过其记述方式仍然可以看出编纂者的良苦用心和道德标准。地方官在任期间清廉为民，真心实意地为治下的百姓做好事、做实事，当地人民是不会忘记的，方志的编纂者也往往大书特书、一书再书，从而为继任者指明为官之道和从政之德。

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曾经做过南康知军（南康军治星子县，今属江西省庐山市）。在任期间重建白鹿洞书院，并亲任洞主，制订洞规、延聘名师，划拨院田、苦心经营。其手定《白鹿洞书院教规》，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白鹿洞书院后来也因此和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登封嵩阳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其办学模式还传到日本、韩国及东南亚一带，在海外享有盛誉。他精心挑选唐代孝子熊仁瞻为典型，亲笔撰写《祭熊仁瞻孝子墓文》，颁布“敦厉风俗”牒文，在境内推行孝道教化。朱熹还修复城南鄱阳湖畔星湾石堤，造福一方。因他别号紫阳，当地绅士和民众为了纪念他，亲切地称星湾石堤为紫阳堤。对朱熹的这些善举，历代当地志书都进行了大量记载。如今，紫阳堤已成为人们凭吊先贤、流连赏景的地方名胜。

白鹿洞书院（视觉中国 提供）

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曾于清咸丰年间在江苏高邮州做知州。高邮位于里下河腹地，俗称“锅底洼”。境西高邮湖风高浪急，民船常有覆舟之灾，湖东之民十年九淹。魏源遂于湖口筑大堆，上植榆柳，民船得以避风，同时疏浚河塘、兴修水利。又曾署理兴化知县，上任三日，听说高邮河湖盛涨、河防官员却将下江诸闸全闭，水无去路，兴化岌岌可危。按照惯例，申请开闸需先上报扬州府，扬州府再上报江宁布政使司，江宁布政使司再上报江苏巡抚，江苏巡抚再上报两江总督。如果获得批准，还要再一层一层向下传达。等到兴化县拿到批文、获准开闸泄水，境内早就沦为鱼鳖了。魏源心急如焚，星夜奔赴南京，直闯两江总督行署，击鼓请开运河东岸，分路宣泄，下河七县才获得保全。对此，〔光绪〕《再续高邮州志》、〔民国〕《续修兴化县志》都进行了生动记载。

东台市城市展示馆内的范仲淹雕塑

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曾任泰州西溪盐税监、兴化县令。当时海岸线尚在内地，因原先的海堤年久失修，海水经常倒灌，大片良田盐碱化，江淮滨海一带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范仲淹创修捍海堰，堤外煎盐、堤内耕种，当地百姓深受其惠，明代以后，此堤称为“范公堤”。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23《南直五·通州》征引旧志：“堤起自海门吕四场，迄于盐城之徐渎，绕三十盐场之西，去海远者百里，近者数十里。堤之外俱灶户煎盐之地，淡水出则盐课消，故堤以护之。堤以内俱系民户耕种之田，潮水入则田租损，故堤以防之。”沿范公堤一线历代州县的传世志书，其《宦迹》部分无不收有范仲淹的传记。除此之外，明〔嘉靖〕《两淮盐法志》卷9《祀祠》有范文正公祠条，祭祀范仲淹；又有“三贤祠”条，颂扬范仲淹等先贤。清〔雍正〕《敕修两淮盐法志》卷15《祠祀》，收录奉祀范仲淹的祠庙有范文正公祠、范公祠、报德祠等多处。《河防志》卷9《艺文·历代名臣列传》，收录对象为历代治水官员，范仲淹为其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民国〕《续修兴化县志》书前收有历代名宦画像，范仲淹赫然在列。在他任盐税监的东台市西溪，早在明万历间即辑有《西溪镇志》，记载他的事迹以及有关的遗迹、诗作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魏源所撰、曾悬挂于高邮州署、现移置大堂前作亭柱联的对联：上有青天，一片冰心盟上帝；民皆赤子，满腔热血注民瘼。

二、地方志记录灾难和社会事件，告诫后世之人

作为官修志书，真实记载社会事件、社会状况是基本要求，因而古代各级各类地方志中，几乎都设有《灾异志》，记载自然灾害。由于旧时人们对自然灾害认识不足，往往将其看作“奇事”“怪事”进行著录，故称为“灾异”。志书记录的自然灾害，很多触目惊心。如清龚文洵《唐市志补遗》“飓风之惨”条，记录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十八日飓风，福山一个沈姓人家有40余口淹毙，崇明三沙镇淹死27000余人，浏河新镇淹死20000余人。又载事后统计，此次风灾共淹死75400人。沿海一带尸陈遍野，难以备棺木，许多尸体只能裹以草席匆匆掩埋。而尸多席少，裹尸草席不敷应用，草席甚至卖到白银4钱一张。读来令人泪目。这实际上也是对地方官吏政绩的批评。正如〔光绪〕《高淳县志》卷12下《祥异》无题序所说“淳虽一隅，雨旸寒燠，讵不关人事哉”，同样表达了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关切。

志书不仅记录自然灾害，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事件，也会如实记录。明清时期，淮安地处淮河、运河、黄河交会处，漕运总督署、南河总督署驻节于此，是全国漕运中心、河防中心、盐运中心、造船中心，南船北马，商贾云集。朝廷遂在这里设置钞关，向过往船只征税。冒广生在他编纂的《淮关小志》中，就记载了淮安关验关的真实场景。早晨海关未放，天气寒冷，船家和商人在寒冷中瑟瑟等待。等了许久，只见“众拥一少年盛服至”，这才开始报验，等到最后一艘船，很破，所载货物多于申报。“少年怒，嗾从者诘之，鞭笞交下，豕牵其人而去。”众人问：“这个少年是钞关官员吗？”船家回答：“这人姓孙，名曰老谷，是钞关督司门卫妻弟的仆人。”一个官家门卫亲戚的仆人都能这样欺压百姓，可见当时晚清的吏治腐败到了何等程度。志书生动揭露、无情鞭挞了极端腐败的现象。

明〔嘉靖〕《泗志备遗》卷上《政赋》“泗民十害”目

对地方官腐败无能、昏庸愚昧，地方志也会如实记述。清末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攻破镇江，进犯南京。其间，英军窜扰靖江，靖江民众奋起抵抗，杀死杀伤英军数人。英军气急败坏，驾炮船前来报复，又遭到靖江军民迎头痛击，击毁炮船一艘，击毙英军十余人，此后英军“不敢复窥靖江”，〔光绪〕《靖江县志》卷7《兵防志·兵事》对此做了详细记述。书中同时记载，外敌当前，两江总督牛鉴却“退走金陵，下檄撤防埋炮”。在得知靖江军民取得抗英胜利之后，“牛鉴颇不惬意”。文末还附有抗英英雄、靖江营守备王武滔的传记，说他虽为一方安全奋勇当先，结局却是不明不白地被降级，调离靖江。志书纂修者对此忿忿不平，连呼“惜哉，冤乎！”

三、地方志忠实记录，千秋功业待由后人评说

中国古代大多数修志者，以齐太史伯、太史仲、太史叔三兄弟，晋太史董狐为榜样，奉秉笔直书、存真求实为圭臬，以褒贬人物、记功司过为己任，千金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努力编纂可以信今传后、藏诸名山的传世方志。

常熟王峻曾应苏州知府雅尔哈善、傅春所聘，纂修〔乾隆〕《苏州府志》，《清史列传》卷71这样记载：“有明季大僚曾污伪命者，其子孙赂千金，求更一二字，（王峻）终不许。”民国期间，胡乔木之父胡应庚曾应盐城县长林懿均、李直夫所聘，与陈钟凡纂修《续修盐城县志》。当时陈钟凡任教国内著名高校，分身乏术，主其事者实际上就胡应庚一人。当时，同乡的马玉仁以贩卖私盐起家，后被当局收编，官至淮扬护军使、江浙联军军长，上将军衔。为人无恶不作，十分嚣张，凡对其心怀不满者，常常死于非命，胡应庚对此如实记载。马玉仁恨之入骨，百般威胁利诱，并出资使人撰《续修盐城县志稿第一辑攻错录》，无端攻讦胡应庚。胡应庚毫不退让，坚持只字不改，颇有董狐古风。

在古代各级综合志书中，都有专门的职官志，又叫秩官志，其下大多分立官制、职官表、宦迹传三部分。一般情况下，入宦迹传的，必定操行清廉、政绩卓著。不能入宦迹传，只能厕身职官表者，通常政绩平平，甚至贪墨无为、苛征不已。对于十分恶劣的官员，古代个别志书还会有酷吏传。比如，〔嘉靖〕《泗志备遗》卷上《政赋》有“泗民十害”目，〔万历〕《帝乡纪略》卷7《宦迹志》之末附有《酷吏传》，〔崇祯〕《江阴县志》卷2《经野志》有《重役》目，明吴江史册辑、清史在相增补的《吴江县志》卷9有《厉政》目，都从不同角度对地方吏政提出严厉批评。

尽管古代方志记述了不少恶绩，但总的来说古代地方志通常以激励为主，由此形成寓贬于褒的记述方法。清钱大昕在《新安志》跋中写道：“国史美恶兼书，志则有褒无贬，所以存忠厚也。”〔康熙〕《桃源县志稿》王立身序也说：“县之有志，犹鼎之有铭，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志之书，记善而不记慝。片善微长，无不悉载，所以移风易俗也。”〔光绪〕《重修丹阳县志·凡例》甚至将“书善不书恶”作为普遍遵循的“志乘之例”。

为了保证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减少现职官员对于历史记述的干涉，对涉及地方官的收录与记载方面，许多志书还特别形成了宦迹传不收现任地方官的原则。〔万历〕《徐州志》就以“礼贵远嫌故”为由，宦迹传一律不收在任官员。〔顺治〕《海门县志》设有《治行》，相当于一般志书的宦迹传，书前《凡例》明确提出：“至近代政绩茂著若而人，惟已去者应述善政，现任者例俟后贤。”规定即使政绩再突出，现任官员也不予收录。古代一度流行为在任地方官立生祠、离任地方官立去思碑的风气，而祠与碑通常属于志书的记述范围。〔顺治〕《溧水县志》为此规定，此类的生祠与去思碑，书中“概勿录，惧私也”。这些都有效保证了志书的真实、可信。

四、地方志扬善惩恶，警示敬畏作用应得到进一步发挥

二轮江苏省志中的《审判志》《检察志》《纪检监察志》

史学家章学诚说：“史志之书，有裨风教者，原因传述忠孝节义，凛凛烈烈，有声有色，使百世而下，怯者勇生，贪者廉立。”方志作为信史，真实记录前人处理政事的得失，治政治要昭然若揭，兴亡成败尽在其中，具有“扬善惩恶、警示敬畏”的作用。在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不能仅把地方志作为一项事务性工作，而应作为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励干部敢作敢为、善作善为的手段。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君子之心，常怀敬畏”，指出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地方官的历史是史官写的，更是自己“写”的。敬畏历史，首先要敬畏权位，慎用权力。得意不忘形，坚守清廉本心；理政不乱政，心中装着百姓。只要这样，历史一定会给予公正的评价；只有这样，历史才会作出公正记载。如果只图眼前利益，不顾及后果，只顾当前得利，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给后人留下包袱甚至灾难，那不仅不能把当前的工作做好，还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近年来，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愈来愈严格，年终有考核，离任有审计，乃至终身有追责。年终考核的时间标准是一年，离任审计的时间标准是数年，终身追责的时间标准是数十年。地方志“考察”地方官的时间标准，是绵绵历史长河，短者数百年，长则一两千年。志书有关地方官政绩的记载，无异于经过时间检验、实践验证之后的历史总考评。一旦获得“差评”，将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志既是一面历史的镜子，更是一座衡量地方官政绩优劣的“天秤”。

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方志人要大力弘扬“修志问道、直笔著史”的精神。一方面要把一个区域、一个领域的发展成就、主要经验全面详实地记录下来，让主动作为者、善作善成者青史留名，并把奋斗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2022年，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印发了《退役军人名录和事迹载入地方志实施办法（试行）》，就是要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激励军人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另一方面，方志人更要秉笔直书，把发生的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记录下来，让后人从这些经验教训中得到启发，避免重蹈覆辙。对于用权任性、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的案例，也要如实记录。二轮江苏省志中的《纪检监察志》《审判志》《检察志》都记录有大量典型案件，警示地方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时刻牢记权力来自人民，当为民所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时时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态度决策用权，不图虚名、不务虚功，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作者简介：左健伟，江苏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原党组书记、主任；张乃格，原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处长，《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主编，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江苏文库·方志篇》主编。）

栏目编辑：计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