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修,刘寿曾、张铸、汪士铎等士绅参与编纂,首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方编修的第一部南京志书。书中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等15幅舆图,图的数量及质量,在清代南京方志中,显得尤为突出。晚清实测地图的绘制技术逐渐在中国推广,〔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亦呈现出这种趋势。本文从文献出发,分析汪士铎在〔同治〕《上江两县志》舆图绘制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汪士铎从绘图人员、绘制方法到绘图思想等多方面,影响了〔同治〕《上江两县志》中舆图的绘制。

一、广集舆图之志

同治晚期,江南各地开始纂修地方志。作为官方行为,地方志的编修,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的重建中,成为政府恢复秩序、重塑地方认同的一项重要措施。

同治十三年,《上江两县志》的编纂拉开了序幕。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共同发起了县志的编纂,于金沙井(今位于南京市城南地区)开设上元、江宁县志局。在决定修志之后,莫祥芝与甘绍盘请示了江宁知府蒋启勋,蒋启勋对修志之事十分赞同,也给予赞助,并且亲自参与了采访搜集。莫祥芝与甘绍盘还拜访了江宁布政使梅启照,希望获得支持,梅启照“许之而畀以千金,俾开局、延宾客。”编纂工作顺利开始。

在此之后,志局开始邀请编纂者,汪士铎便为其中一员。汪士铎(1802—1889),字振庵,号梅村、晚改悔翁。幼时家贫,曾习经商,后读书从文,道光二十年(1840)中乡试。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避难安徽绩溪,为胡林翼赏识,后胡林翼任湖北巡抚,汪士铎为其幕僚。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汪士铎回到南京,为两江总督李宗羲、沈葆桢等人所重。在〔同治〕《上江两县志》卷首的“采访修纂姓名”中,首先列出“采访”人员炳元、丰桂、朱绍颐等,汪士铎被列在了之后的“分修”人员中,同列为分修人员的,还有刘寿曾、陈作霖、甘元焕等七人。其后还列有“参阅”人员张裕钊、方俊、石楷等人。这三部分人员负责了志书编纂过程中的材料搜集、分工撰写和校阅工作。但检索史料可以发现,汪士铎在〔同治〕《上江两县志》编纂过程中,除了参与部分内容的撰写,还起到了其他更为重要的作用。

在同治十二年(1873)的《上李雨亭制府书》一文中,汪士铎与两江总督李宗羲讨论了〔同治〕《上江两县志》的编纂,他写道:“昨侍宾筵,言次及于县志,伏以志之大体考古、知今、图牒三者尽之矣。考古之道,上资典籍,知今之术,全凭档案图牒之作,必亲履勘,此非一人所能为者也,今患竿牍多而能任事者少,则莫若择晓事者,先储其材。”汪士铎提出,志书的编纂,重点在于考古、知今,这两项都建立在档案查阅的基础上,档案查阅需要人手,因此需要积极搜索,招揽人才。汪士铎为该书的编纂推荐了友人甘元焕、陈作霖、刘寿曾、朱桂模、朱绍颐等人。虽然之后人员有所变动,但根据〔同治〕《上江两县志》卷首的记载,负责分修的人员,仍大部分由汪士铎推荐。资金与人员准备就绪,同治十三年春天开局修志,同年冬天,志书编成。

〔同治〕《上江两县志》全书共29卷首1卷,总计30卷。其中第27卷《图说》分为“图”与“说”上下两卷,“图”的部分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六朝故城考图”“六朝宫城外图”“南宋建康城图”“元集庆路城图”“明应天府城图”“明应天府外郭门图”“明宫城图”“明应天府城内坊厢图”“同治上江两县总图”“二县城内图”“二县乡镇图”“江防图”15幅图,其数量和质量优于大部分南京地方志。其中“明应天府外郭门图”“同治上江两县总图”“二县乡镇图”标有“计里画方”方格,图面内容较接近现代实测地图,其余地图的绘制也细致入微。“说”的部分则记录了上元、江宁二县行政区划变更以及治界范围的界定,更注重对行政区划的考证,“说”与“图”共同详述了南京地理、辖境的信息。汪士铎曾经作文讨论该志书的编纂,写道:“至志之正体,在于舆地。志之所以为志也,自各正史外,如《水经注》……更宜备储。”〔同治〕《上江两县志》中收录的大量舆图,背后体现着汪士铎重视舆地的修志思想。

二、覃精舆地之人

道光十一年(1831),30岁的汪士铎“始学绘山水,覃精舆地,旁求舆图水道诸书。”汪士铎不仅钻研地理书籍,还绘画舆图,精通舆地之学。在后来的人生经历中,汪士铎与舆图结下了不解之缘。

咸丰二年(1852),汪士铎在扬州借居于魏源处,常常借阅魏源所藏舆地书籍,因为对舆图的喜好与知识储备,他还帮助魏源校勘《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以林则徐的《四洲志》书稿为基础,搜集世界地理资料,意在向中国介绍世界地理知识。该书运用标注经纬度的方法来绘制地图,接受了西方的知识,与传统的中国舆图很不一样。汪士铎在这一过程中,接触了现代实测地图绘制技术。

咸丰九年(1859),汪士铎任湖北巡抚胡林翼幕僚,同样喜好舆图的胡林翼为汪士铎刊印旧稿《水经注图》。胡林翼组织重绘了《大清一统舆图》,汪士铎也参与了绘制。《大清一统舆图》吸收了〔康熙〕《皇舆全览图》与〔乾隆〕《内府舆图》中西方实地测绘的方法,请人核检而成,在晚清流传相当广泛,使得康熙、乾隆两朝时局限于内府的实测地图,得以为更多人所知。汪士铎继承了胡林翼的遗志,精进了舆地之学,并在《大清一统舆图》出版过程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具体实践中,汪士铎具备了丰富的地图知识,尤其是晚清开始流行的实测地图知识。

除汪士铎外,吴崧庆也参与了〔同治〕《上江两县志》地图的绘制工作。〔同治〕《上江两县志》开篇记载:“校录兼绘图,文生吴崧庆,字申甫。”吴崧庆,上元县人,是一名生员。他同时也参与了光绪六年(1880)刊行的《续纂江宁府志》,任收掌兼绘图。生员吴崧庆的信息无从查询,但从汪士铎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汪士铎育有五女一子,长女淑芹嫁给上元庠生吴荣曾,三女许与吴荣曾之弟吴荣宽。邓石如《骨董琐记》中收录了汪士铎的《汪悔翁自书记事》,其中记载,同治七年(1868)“申甫、月江入泮。”邓石如在其后做出批注:“申甫当是翁外孙吴崧庆。”因道光三十年(1850),大女婿吴荣曾卒,婚后仅数月,应当并未生育,而三女婿吴荣宽与汪士铎来往密切,可以推测,吴崧庆当为汪士铎三女与吴荣宽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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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汪悔翁自书记事》中可以看到,汪士铎对吴崧庆十分关心。〔同治〕《上江两县志》开局时,汪士铎已经72岁,他很有可能将吴崧庆带入了这项工程。前文已述,同治七年吴崧庆入泮,可以推测出参与〔同治〕《上江两县志》编修时,吴崧庆应当还很年轻。参与编修的陈作霖曾写道:“及长,与悔翁同事志局,以师礼敬之。悔翁尝勖以博古者尤贵知今,方免迂儒之诮。”可以想象,年长的汪士铎在修志队伍中倍受崇敬,吴崧庆在编修时,很有可能经常得到德高望重的外公汪士铎指教,汪士铎对于舆图的重视也深深影响到了后辈。

三、承前启后之图

王庸指出:“直至道光以后,东西文化有利害上具体之接触,而世界地理知识,始为国人所接受焉。”同治、光绪年间,清廷两次颁布法令,敦促各省绘制实测地图。第一次为同治二年(1863),第二次为光绪十二年(1886)。在江苏第一次测绘时,苏州布政司便设立苏省舆图总局,制定测量章程,照章测绘,历时11年完成《江苏全省舆图》。第二次则是由江苏书局承办,在第一次《江苏全省舆图》的基础上改进,从光绪十六年(1890)至二十年(1894),历时4年。这两次全国范围的实测地图绘制,大大促进了实测地图的发展,经纬度与实地勘测的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认识。《江苏全省舆图》仿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格式,实地勘测,制作成地图与图说各43份。图册进呈后,得到了同治皇帝的肯定,图留御览。同治十二年(1873)冬,由两江总督李宗羲作序,《江苏全省舆图》刊印出版。

在《江苏全省舆图》刊印的第二年,〔同治〕《上江两县志》开始编纂。汪士铎写道:“我朝康熙、乾隆两朝舆图,超迈万古,此外惟《畿辅义仓图》《宝庆府志》,怀远、黄陂二县志图,计里画方最合准。望兹赖方伯梅公惠,以制宪李公所刊新图,摹以入志,庶几弥缝旧志之阙。”汪士铎提及的这些地图,皆采用了实地测绘或“计里画方”的方法,而“制宪李公所刊新图”,即由李宗羲作序后刊行的《江苏全省舆图》,更是现代实测地图的先驱。这些地图均着意于准确地反映实际地形,是汪士铎在谈论地图绘制时追求的榜样。

汪士铎在《上李雨亭制府书》一文中与李宗羲讨论县志的编纂:“闻丁中丞所刊通省舆图,致为详要,取本志之图,使耐劳而细心者,分行山水,详注其至到里数,各持南针,识其二十四向,则图牒成矣。”汪士铎提及的“丁中丞所刊通省舆图”即由江苏巡抚丁日昌主持测绘的《江苏全省舆图》,直接证明了〔同治〕《上江两县志》中舆图参考了《江苏全省舆图》。汪士铎希望〔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地图,在《江苏全省舆图》的基础上,实地测绘,详细、准确地标注地形。

在〔同治〕《上江两县志》的地图中,“二县乡镇图”“同治上江两县总图”与“明应天府外郭门图”等图,呈现出的与现代实测地图相近的图像,与之前方志中的城市图有较大差别。“二县乡镇图”分为上、中、下3幅,上幅分为3页,中幅分为4页,下幅分为2页,共9页。页面内布满“计里画方”的网格线,第一页右上角标“每方五里”,以实线标出明内郭门、外郭门、明故宫与满城,以长虚线标出县境边界线,用点虚线标出境内道路。在“二县乡镇图”第一页图名“二县乡镇图第十四”下,写有“总督李公雨亭刊本”,可见此图源自《江苏全省舆图》。

“同治上江两县总图”分两页绘制上元县与江宁县,只在县境轮廓线内标注“计里画方”网格,右下角标“每方五里”,左上角还标出六合、江浦县境。图中用实线标出明内郭门、外郭门、明故宫与满城的位置,用长虚线标出二县与周边县的县界,并标出江宁县与上元县二县县界,用双实线标出河流。从图中所标地名来看,较“二县乡镇图”简略,但两图有很高的一致性。

“明应天府外郭门图”亦分两页刊印,亦采用“计里画方”的网格,网格标注在长江以南的区域之上。城市轮廓线与实测地图十分接近,城墙用凹凸线表示,标出了内郭门、外郭门以及主要水道,并标出了境内一些地名。左上角的一块长条形地标出“八卦洲”“七里洲”,表现方法与“二县乡镇图”一致,另外,图中玄武湖、莫愁湖、下关等地的标注方式,也与“二县乡镇图”一致。根据画面可以推测,“明应天府外郭门图”是在“二县乡镇图”的基础上做改动而绘成的。

晚清实测地图的盛行,背后蕴含着官方对疆域统治权的确认。汪士铎在为《大清一统舆图》所作代序中追古溯今,指出周朝、汉朝与唐朝的统治者皆对“天下之图”予以极高重视。“故(树森)之刊斯图,既以昭圣代车书大同之盛,亦将以诒开济之才,俾其守边治河,使绝域兴水利者,皆有所考也。”舆图是平定暴乱、长治久安的重要条件,《大清一统舆图》的出版,使得清王朝的统治权得以彰显。在另一篇《大清一统舆图后跋(代)》中汪士铎也做出了类似的分析:“修明审定,上准禹贡、昆仑、析支、渠搜之言,坿载属国,以昭我国家疆域之广,列圣声教之讫。”汪士铎将舆图的绘制与国家统治联系起来,把绘制精细、准确的舆图作为彰显国家领土主权,推动繁荣昌盛的有力工具。这一思想,很大程度上指导了〔同治〕《上江两县志》中舆图的绘制。

(作者简介:蒋欧悦,常州大学周有光文学院讲师,常州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