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要知道昆山县名的历史沿革，只要参考昆山历代县志、浏览昆山官方网站上的有关条目及阅读昆山文史学者撰写的有关文章，就可以基本了解昆山历史的前世今生。但若要深究各个时期的县名出典，似有许多疑团还待解开。

虽说昆山是个文人荟萃之地，但遗憾的是过去对地名介绍的文字大多惜墨似金，而且基本都人云亦云，甚至有的还加入了未经论证的推测性猜想。作为一个昆山人，有必要对昆山县名的来龙去脉及其县治搞个水落石出，于是斗胆动笔尝试破解。 　　　

娄邑 　　　

从千灯少卿山、张浦赵陵山、正仪绰墩山出土的精美石器、陶器、玉器来看，昆山早就创造了灿烂的史前文化。据载，娄邑是昆山首先启用的地名。不同时期的《昆山县志》都说“娄邑”为周时地称，基本成为没有疑义的共识。那么为何采用“娄邑”这个地名呢？“邑”字好解，是一个象形字，从当时流行的甲骨文就能形象地看出：上为四方口形，表示所属区域；下为跪倒人形，表示人居与区域的依附关系。根据当时的社会制度可以推测，“娄邑”可能是皇权御赐当地贵族的一块封地。但“娄”字何解呢？代代相传的观点都认为因先有娄江，才后有“依江建城”的娄邑，这样的推断似乎顺理成章。但还不得而知这个江名取“娄”的原因。曾有人认为是出于“二十八星宿”之一的娄星考虑，但缺少可信依据，似有巧合“牵手”的嫌疑；也有人认为这条穿城而过的母亲河滋润出两岸的“大米”、孕育出两岸的“美女”，于是就命名娄江，其实这个“米女叠加”的“娄”字是解放后颁布的简体字，属于望文生义的解读，当然不能成立。那么还很有可能先有娄邑，再有娄江的命名。

为了破解地名中的“娄”字含义，就尝试去咬文嚼字，追根寻源。经查，原来旧体字“婁”与“塿”在古文中属于通假字，“塿”指小山丘，“娄”的出典就可能在此——一峰独秀的马鞍山早已矗立城中，属于邑人心目中的圣地，自然会顶礼膜拜，古人欢喜用字典雅，就弃“塿”用“婁”，后“婁”简化成“娄”，采用“娄邑”地名的原委就迎刃而解。这条母亲河就跟着娄邑改称娄江了。

鹿城 　　　

春秋战国时期，娄邑地名存世时还同时有鹿城的称谓。这不是官方命名，而是民间别称。既然为鹿城，肯定与鹿有关。据传，吴越争霸时期，吴王曾在阳澄湖畔修筑八卦水城保卫家园。为了让皇室消遣娱乐，就在马鞍山麓一带豢鹿狩猎。吴王对这块风水宝地情有独钟，就将娄邑别称为鹿城。

那么是哪位吴王来此养鹿呢？昆山的大多史学者都认为应是吴国首位称王的寿梦。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解疑千年谜案，不妨回顾一下吴国的历史。

吴国可以追溯至泰伯奔吴开始，他和他的子孙们在这块曾经的蛮荒之地上励精图治，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终于建起了国家，但在诸侯竞争中，还未有称王称霸的优势。直到寿梦当政后，吴国逐渐才有了希望。但那时百废待兴，国力空虚，行政中心还在无锡梅里，作为一国之主，还难有雅兴到其远郊的娄邑去养鹿寻欢。

吴国最强盛的时期要算公元前514-496年的吴王阖闾时代，那时他移师姑苏，并任用伍子胥和孙武等治国精英，筑起了八城门之巨的苏城，为其子吴王夫差与越争霸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同时，在阖闾的领衔下，利用了吴郊巴城的武城潭奇妙水系筑起了八卦水城，构造成功一个相对安逸的攻守天地。在这种心旷神怡的背景下，阖闾才有可能对八卦水城附近的水土产生好感，于是突发奇想，养鹿逍遥。所以说鹿城的命名应始于阖闾时代才比较可信，比传说中的寿梦时代晚了七八十年。

即使后来吴国灭亡，鹿场不再，甚至2000多年来始终未见群鹿踪影，这个具有王者风范的别称，又寄托了快捷、灵巧寓意的别称，让昆山人爱不释手，所以一直沿用至今。 　　　

疁县  　　　

秦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遂将娄邑定名为疁县。《吴地记》中载：“（苏）东南，秦时有古疁县。”其中的“东南”所指，证实了古疁县的范围之大，曾经延伸到苏城东南方的大片土地，包括现松江、青浦、嘉定、太仓的辖区。何以会启用这个有点生僻的“疁（liú）”字呢？古时没有清晰解读。昆山方言“娄”和“疁”的发声相同，都读“lei”音，而且“疁”的字义解释为“烧去草木之后下种”的意思，那么“疁县”的出典可能在此——当时的娄邑曾是一片荒野，经吴王时代火耕后成了一方良田。因此就用“疁”字替代“娄”字，既有一脉相承的“lei”音，还包含了拥有厚土的新意蕴。这种解读可以符合古时常用“同音换字”的地名命名常规。

疁县县治的确切位置到底在哪里？众说纷纭。

第一种观点认为县治在华亭（今松江），令人难以信服。既然娄邑出典与娄地有关，怎会将县治设在一个与“娄”无缘无故的地方呢？退一步讲，如果县治远在华亭，为什么要在南朝时迁移呢？还未有一个非迁不可的充分理由。

第二种观点认为可能县治在嘉定，也难以成立。虽然嘉定是娄邑的中心位置，但那里开发较晚，名不见经传，直到南宋末期才分出单列，怎能成为古疁县的县治？至于疁城的别称也可能曾经是个“由荒野变良田”的地方。

第三种观点认为“今县（指宋代县衙）东北三里……盖古县治也”（载《淳佑玉峰志》），还有一定道理。作为县治之地，常是繁华城关，既然娄邑命名与城中玉峰山有关，那么在山边设立县治是合情合理的首选，不可能舍近求远地把管理中心设在华亭。如果娄邑县治设在华亭的话，那么祖冲之当县令时的办公地点应该不在这里的昆山，而在遥远的华亭了。我们应该相信昆山首部县志《玉峰志》上的县治介绍是正确的。

娄县

历史在发展，朝代在更替。到了西汉时，再用隐含“吴王开荒”底蕴的疁县地名已不合时宜，就将疁县改成了娄县。原因很简单，一朝天子一朝地名，特别不能容忍继续沿用有失新朝尊严的地名。如果再称疁县，就有为前朝歌功颂德的嫌疑，肯定会让新朝当权者不悦。由于对袭用原县名有忌就非改不可。经当时决策者权衡，还是采用“同音换字”的还原手术为好，一是听觉顺耳，因为都有“lei”音；二是视觉顺眼，新地名“娄县”还有原“娄邑”中的字形。

此时的“娄”意，除了仍旧意蕴城中那座独领风骚的小山丘外，还表示这块土地确实是名正言顺的娄江流域，很凑巧的是始于苏城的东北还有一个娄门，所以有学者就想当然地下了结论：因为先有娄门，才有娄江，然后再有娄县的命名。其实，这样的推论与史实不符。

娄门是春秋时期吴国军师伍子胥助吴王修筑防御围城中的一个城门。有人认为“娄”是二十八星宿中的一座，伍子胥为祈盼吴国能天降壮大好运，将东北方的一个城门命名为娄门，听来似乎有点道理。但是总览其他城门的命名方法就会对此解读怀疑起来。如果伍子胥真按这种“星门对应”的思路为苏城的八个城门命名的话，其他城门名称都应在二十八星宿中找到命名对象，但遗憾的是除了“娄”字外，其他则查无踪影。显然，伍子胥不会孤立地只为娄门的命名去与星宿对应，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的考虑。事实上阊门是取附近昌盛之意，胥门是取附近有姑胥山之意，齐门是纪念当时平定齐国的凯旋之地……显然，当时城门命名没有通盘考虑的方案，而是因门而异，各取所需，说娄门为娄星出典有人为附和的嫌疑。

娄门的命名到底出于何因？《吴地记》中载：“娄门，本号疁门”。原来娄门与疁县有关。曾经的疁县幅员辽阔，经济繁荣，是吴地的一个繁华之域，为了看重娄地，就将苏城的东北门定名为疁门。后疁县改为娄县，疁门也随之改为娄门。这样的推断似乎也有违历史真实。《吴地记》中说：春秋时期的吴王阖闾筑城时就有“疁”地的话，这又与秦代开始启用“疁县”地名的时间节点相矛盾。可能是数百年后编撰的《吴地记》又把筑城命门的年代给搞错了，自然“娄门，本号疁门”的说法也不可信。

综上所述，先有娄邑的命名、再有娄江的顺称，筑城时东北门始于娄江才定名为娄门。可见娄门与娄江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是反之的影响。娄门之所以用其属地的一条江河来命名，是因为此时的娄邑已在吴域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纵览秦之前一系列命名的演变轨迹，应该是娄邑——娄江——娄门这样“连锁反应”的关系链。所以说，娄县命名只与疁县、娄邑有关，与娄门无关。

信义县

历史向后延伸，辖区又有变革。南北朝期间，昆山的建制一度变化无常，娄县及后来的信义县、昆山县所属在会稽郡、信义郡和吴郡之间“游移”。南梁天监六年（507年）分娄县置信义县，属信义郡。29年后，到了大同二年（536年），又分信义县置昆山县，属吴郡。据此说法，当时信义县的区域应大于昆山县。信义县割去昆山县后，可能只有鹿城和苏城之间的正仪一小部分区域。据《昆山县志》称：“信义在昆山县西二十里，即县治”。这种说法容易产生疑义，难道信义县只是一个“弹丸之地”？而且还是个县治所在地？这里提供的信息或是表述不清，或是指向有误。可能信义县只是一个很小的县区，或者还有与其相邻的大块面积。出于这种考虑，就去探寻其西北的常熟建制的沿革，果不出所料，原来信义县包括常熟地区，县治设在常熟。

由于缺少当时区划的翔实记载，“信义县”只有大致概念，难以画出确切的县域地图。应该说，后来叫成正仪一方的地盘曾经离开过昆山的怀抱，隋文帝时代又“地归原主”。既然历史上有“信义县”一说，还需考证其县域的实际所指。 　　

为何叫信义县？当时随信义郡顺称，且郡治在南沙（今张家港区域）。信义，顾名思义，就是崇尚信用和道义，可能是信义县追求高瞻远瞩的立县之本而命名，应该说是一个叫得响的县名。而且，先有“信义”县名，后有“正仪”镇名。但有一种说法认为：“正仪”的昆山方言讲成“进仪”，“进仪”又跟“信义”近韵，而叫出了“信义”县名，却犯了时间顺序的错误。曾有清人编撰过《信义志》，后人都归类在乡镇志书中介绍，就证明“正仪”借用“信义”的称谓是非县属。

还有一个疑问——昆山县属吴郡管辖，却隔开了一个信义县（属信义郡）有点不可思议，或者是当时的一个特例。疑问确实不少，既然历史上有信义县一说，就应请专家去破解疑团，然后形成共识，还历史一个真实。 　　　

昆山县 　　　

至南朝梁大同二年，娄县改名为昆山县。嘉靖《昆山县志》所载：“昆山高一百七十丈，周围七里，初名天马山。《舆地广记》云陆氏之先葬地，而机云(陆机、陆云)出焉，人以玉出昆冈比之，故易名昆山。”这段文字解析了天马山改名为昆山的原委，但细细品读，多有不解之处。

首先，天马山改名为昆山感到不可理喻。《舆地广记》是宋代著作，离南朝已过去了五六百年，著述内容属于并非第一时间获得的信息，极有可能是作者杜撰的属于民间故事性质的文字。虽然大文豪陆机、陆云曾苦读于山麓是事实，但比喻为“玉出昆冈”有些牵强附会，因古时男性从不用女性化的“玉”来比拟，而且天马山根本不产玉，全是后代文人导演的与“昆”搭界的“拉郎配”，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嫁接”。从此，“昆山”的地名在华亭横空出世，其实是一桩“硬装斧头柄”的错案。真正的昆山应是华亭西北数十里的马鞍山（也称玉峰），因为也流传着娄县改名为昆山的故事——

那是在南朝盛传《千字文》的背景下，其中有一句“玉出昆冈”的地产佳句，吸引了文人的眼球。有人在一峰独秀的马鞍山深处发现了晶莹剔透的白石，经日月造化风雨洗礼后，其造型奇巧、质地灵秀，可以和名闻遐迩的昆仑山玉石相媲美。于是就将秀峰傍上昆仑山，并删去“仑”字，将娄县改成了“昆山”。这是邑人追求高大、崇尚挺拔的情结所致，真是“仁者乐山”的胸怀而获得了为娄县改名的灵感。

但不知何故，华亭却实实在在地有个“小昆山”的地名，并沿用至今。若嘉靖《昆山县志》的说法成立，应该是华亭昆山先命名，且天马山比马鞍山高得多也大得多，习惯上总是先为大，后为小，华亭昆山怎会甘当“小昆山”呢？是不是为了要树立昆山县治的绝对尊严，而只能将华亭的昆山屈居为“小昆山”？但始终想不明白的是那时为什么要迁移县治，是否华亭萧条，娄地繁华？是否华亭难成中心，娄地引人瞩目？华亭就心甘情愿地把县治迁移，且将“昆山”地名也送给了娄地。

唯有一条线索可以联系得上的是“陆氏之先”的陆逊，由于战功赫赫而曾被封为娄侯，大致在现同心村的位置还建有娄侯庙，是否要将华亭昆山的“陆墓”与“之西北”的“陆庙”结缘而迁移县治？再想，要为数百年之前的一个“陆氏之先”去大动干戈好像没有必要。所以，嘉庆《大清一统志》中曾有昆山“从未迁治”的结论，说明历史上也早有否定县治迁移的观点。

还有一种可能，当娄县改名昆山后，陆机、陆云是当时如雷贯耳的文坛大家，为了借“二陆”的耀人光环来亮化昆山的文化地位，遂把“二陆”生活过的华亭昆山命名为“小昆山”，以此来联想大昆山的地广人杰。为了强调“大昆山”与“小昆山”存在的明显区别，昆山文人往往在书写“昆”字的时候，在其左边或上边再添加一个“山”字，以示“山上叠山”的高大。 　　　

新阳县 　　　

改名后的昆山县从此交上了“高山仰止”的好运。唐宋以后开始勃发，元代曾经升格为州级，明代开始大家辈出，声名大振，到了清代人丁兴旺，百业繁荣。但当朝出于追求各辖区实力相对平衡的需要，将昆山地域逐渐缩小——唐天宝年间削去部分设立华亭县，宋嘉定年间削去部分设立嘉定县，明弘治年间削去部分设立太仓县，甚至一度将昆山划归太仓管辖。令人遗憾的是昆山在1000多年的改朝换代中从地大物博的“大家闺秀”逐渐演变成经不起风浪颠簸的“小家碧玉”。

清朝中期最为弱小，雍正二年（1724年）将县区一分为二进行同城分治，分成昆山县和新阳县。由于原昆山物阜年丰，通过分治可以多征税赋，而且反清情绪激烈，通过分治可以互相牵制。这是当时“同城分治”的重要原因。

新阳县的命名原因是境内有水运发达的青阳江而得名，为了避用清廷忌讳的“青”字，而改用既有谐音又有开启寓意的“新”字。现玉山广场之北为昆山县衙旧址，附近的县后街、北后街、南后街、里厍就是当时形成的以昆山县衙为中心的闹市区；现中山堂地址为新阳县衙旧址，附近的新阳街、集街、察院前就是当时围绕新阳县衙形成的闹市区。直至现在还沿用这些老地名，见证了那段同城分治的伤感历史。

尽管行政上分治，但城里的百姓依然怀旧，不愿对立，遇事常联合行动，一致对外，如反清、抗税中常两县联动，势不可挡。新阳人还是自称昆山人，昆山人也期盼新阳人早日回归。乾隆年间编纂昆山县志时，仍旧把新阳纳入昆山一起撰写，后来还续编了多轮《昆新两县县志》，外界看来昆山和新阳还是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在清帝的封建统治下，两县还能在逆境中比翼双飞，携手前进。昆新两县在朝廷中出现了许多高官和御医，曾为清政权的巩固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新阳县经历了180多年的分离后，于1911年辛亥革命的光复，结束分治两县合并，重新回到了昆山县的怀抱。从此昆山县区基本未变，只是边缘乡镇稍有增删，如安亭划给上海、甪直划给吴县、吴江的周庄划给昆山、常熟的石牌划给昆山。

改革开放后，古城昆山重获新生，特别是1989年昆山撤县建市后，各项事业突飞猛进，多年来立于全国“百强县之首”的位置。2012年，昆山市又成为“省级直管”的试点城市，昆山将迎来新一轮的腾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