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人把“睡觉”叫做“上苏州”。为什么呢？有人说，扬州话里发音时平、翘舌音不分，苏州的“苏”跟舒服的“舒”同音。这种解释不完全说得通，因为把睡觉叫做上苏州，在苏北里下河地区流传的范围很广，有些不同音的地区也这么说，那这种说法肯定是另有原因了。

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摄影/清溪

旧时，扬州的街头常有“凤阳花鼓”的歌舞表演，据传，最初是乞讨时的表演卖艺。原歌词是：“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个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得儿铃铛要一瓢，得儿铃铛要一瓢。”歌词里的“得儿铃铛要一瓢”意思就是：响一阵铃铛声，请主人给一瓢饭，凤阳话中的“瓢”就是碗。既然称“凤阳花鼓”，最初的歌词又有凤阳方言，自然起源于安徽凤阳。这舞曲的曲调，唱起来不悲伤，但也不欢快，声曲中似乎有一种隐隐的无奈。这舞曲曾在江淮地区广为流传，各地的表演形式和歌词略有变化。扬州话的歌词最后是“咚咚咚咚呛，咚咚咚呛，咚咚呛咚呛咚呛。”为什么这个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要有九年荒呢？ 

“上苏州”和“凤阳花鼓”都和明初朱元璋将元末张士诚所辖的苏州等地百姓迁徙到苏北有关。这场大移民的故事，在苏北地区流传甚广。

30年多前，我在考察江淮方言的形成和扬州方言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接触到苏北大地的“土著”，有相当一部分都说自己的先祖在明初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迁来；在查阅的资料中也发现，虽说正史记载只有寥寥数语，但一些笔记、地方志书中多有提及，而家谱、族谱的记载则较为详细。这些记载表明，这场大移民不只是苏州一府，包括张士诚辖地的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五府，他们集中在苏州阊门出发。

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恋土之情。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敢明目张胆地抨击“朱皇帝”应该已经到了明代以后。

这场大移民主要通过官方给予优惠政策来引导实施，也有使用行政手段“下旨”强制实行的，史称“洪武赶散”。由于当时政治背景和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原因，被迁往苏北的苏州人，不能够回到故地，他们无法排遣对故乡的思念，只能梦中怀念江南故土的小桥、流水、人家；或者是借荒年外出，一路演唱“花鼓”，乞讨回“家”。

明代顾公燮所著《消夏闲记摘抄》说：“迁凤阳苏州富民，私归者有重罪，欲回乡省墓，无策，男女扮作乞人，潜归祭扫，冬去春回，迄今沿以为例，届期不得不出，竟为生意，非省墓之谓也。”这就是“上苏州”和“凤阳花鼓”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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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根寻祖、叶落归根是重要文化现象之一，是无法回避、必须正视的命题。对于既重视文化交流融合，而又不忘根祖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010年，泰州有3000村民欲回姑苏寻根，苏州的新闻媒体连续作了报道。苏州金阊区委、区政府，为进一步探寻历史真相，弘扬传统文化，在苏州市政协文史委、姑苏晚报社的支持下，于2010年，发起历时3个月，行程6000余公里的“阊门寻根”文化活动。从大量的资料中梳理出600年前的“苏州人”到哪里去了？对一些“扬州人”来说，大体上弄清楚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从那里来？

阊门寻根纪念地

2020年夏，国旅邗江分公司组织了“寻根旅游”，百余位寻根者在苏州阊门寻根纪念地、朝宗阁前、思乡树下久久不肯离去。故而，我们也需要理一理这场大移民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坐上皇帝位的朱元璋为什么要将“苏州”民众“赶散”？

“沈万三们”得罪了朱皇帝

沈万三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名富，字仲荣，元末明初江南富家，全国首富。“万三”是巨富的别号，即为万户之中三秀，故又称三秀。苏州地区的富户不止沈万三一个，这里就称他们为“沈万三们”。

在江浙的富豪中，沈万三最先向朱明王朝捐粮纳银，洪武三年（1370），运粮到京师（今南京），明太祖亲自召见，以致名噪一时。（事见田艺蘅《留青日札·沈万三》），希求能给朱元璋留下好印象。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曾经在元至正三年（1343），朱元璋的家乡凤阳大旱，朱家4口人被饿死。他请求富户刘德施舍一小块坟地以便安葬亲人，被刘德骂走。富人的见死不救、为富不仁早已在朱元璋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明太祖朱元璋像

明王朝建立之后，朱元璋就颁布了一系列诸如“惩元末豪强侮贫弱，立法多佑贫抑富”的政令。看到江南富豪的势力依然非常强大，埋在朱元璋心中仇富的种子发了芽，正计划将他们全数扫尽，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所以不动声色地与他们周旋，并向他们要钱要粮。时不时地说一些看似很随便的话题，找茬处置。沈万三是首富，自然也就首当其冲。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朱元璋曾拿出一文钱，要沈万三替他放债，并“只以一月为期，初二日至三十日至，每日取一‘对合’。”即利息与本金相等的利滚利。

沈万三“欣然拜命”，他根本没有把这样的“小事”放在眼里，不是嘛，第二天本金加利息是2文钱，第十天也才512文，“出而筹之，始知其难矣。”到了第20天，变成524288文，到了第30天就成了536870912文。若按1斤铜可铸160文洪武钱计算，这5亿多钱重达1200吨。他不得不费心揣摩，皇上交办的差事究竟是什么意思？坊间所传的“万三蹄”的来历就更有意思了。某日，沈万三宴请朱元璋，上了一道红烧猪蹄，朱元璋问沈万三这道菜的菜名，沈万三隐约发觉皇帝的眼中带有杀气，急中生智回答说是家传的“万三蹄”，沈万三若是回答“红烧猪蹄”，那可就大祸临头了。

其实朱元璋与“沈万三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不是妒忌他们的富有，而是恨富者不仁。对于江南富户来说，更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富有支持了张士诚。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朱元璋围攻平江（苏州）城，苏州“全城归附”。得到富户们的财力支持，张士诚才能固守苏州十个月，首富沈万三，自然是出力非凡。精明的沈万三在城破之后，看到了严峻的形势，以大拍新皇帝马屁来求得太平，在洪武三年（1370）向朱明王朝捐粮纳银。

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沈万三就“助筑都城三分之一”，不仅提前完了工，还想趁热打铁，请求出资犒赏三军，这一下马屁拍到了马脚上。朱元璋大怒，“匹夫犒天下之军，乱民也，宜诛之。”朱元璋的原配马皇后觉得罪不当诛，劝道：“不祥之民，天将灭之，陛下何诛焉？”朱元璋“乃释秀，戍云南。”沈万三得以保住一条小命，被流放云南了。（《明史·马皇后传》）

沈万三故居

朱元璋要打压的不是一个沈万三，而是“沈万三们”，为打击这些豪强，他效仿汉武帝迁豪强大族到自家陵墓附近之法，将江南14万富户迁至凤阳，严密监视，“私归者有重罪。”（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苏州府志》记载，苏州是“净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富室或死或徙，无一幸存者。”这些被迁者的土地财产自然是没收，“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之后，“（苏州）一府之地土，无虑皆官田，而民田不过十五分之一。”（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苏州民众致“明主积怒”

这场大移民原因，民间的说法基本上是朱元璋登基后实行报复，因为他们当初“全城归附”助张士诚守城。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

元末，韩山童、刘福通头裹红巾、打着红旗率先起义（称红巾军或红军），各地农民也头裹红巾、打着红旗响应，经元军的镇压和各路义军的兼并，后期只剩下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三支力量最强。

元至正十三年（1353）泰州白驹场，以“运盐为业”的张士诚，因屡受富户和官吏欺凌，率领他的弟弟士义、士德、士信和李伯升、潘元明、潘元绍、吕珍等十八人杀了盐场官吏，带着一些盐丁起兵反元。张士诚很快攻下泰州、兴化，继而占领高邮，随即又分兵取宝应。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了政权，国号大周，建元天佑，自称诚王，势力已扩大到扬州一带。

至正十五年（1355）占领通州（今南通）后，渡江南下，占领了常熟。两个月后又占领了富庶的平江（苏州）。张士诚占据苏州后，改平江为隆平府，政权机构从高邮迁到隆平，所辖地盘南到杭州、绍兴、诸全（诸暨），北越徐州，向西占濠州（凤阳东北）、汝宁（河南汝南）、颖州（阜阳），东至大海，纵横两千余里，拥有将士数十万。富庶的江南地区皆被张士诚占据。

盐民出身的张士诚，十分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辛，因此，在他执政的前期，励精图治，致力革除元朝的弊政并颇有成效。在大周政权初创之时，就下令废除元朝的苛捐杂税。为了促进农业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三月，颁布了《州县务农桑令》，诏令说“元氏之乱多在民穷，夫独其君之不仁哉！良以有司，不宣德意，妄立科条，志在肥家，不恤民隐。百姓求生无路，引义不能，遂至崩解。余起兵之意，诚欲出生民于涂炭。予所在，以安全食为民之天，农桑为民事之本，有土有财只在利导，既富且教尤要提撕。令下之日，务曲体余衷，相机度宜，俾处处有生养之具，毋徒以文具相涂饰也。用命慎择长吏，嗣后以民生登耗为殿最。”进入苏州后，张士诚减免农民的赋税，给贫民和老人赠衣送粮；派军队与农民一起，开荒种粮；兴修水利，发展农桑；铸造“天佑通宝”，取代元朝的“至正钞”通行于江浙，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这一系列措施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流民纷纷返乡，重建家园。

为了发展教育，整饬民风，张士诚颁布了《州县兴学校令》，说道“凡属州县，聿稽前典，务选明博好礼之士，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开办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入学者的日常饮食和津贴都由大周政权提供；在江浙地区举行了两次乡试，遴选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入仕；设立礼贤馆，广徕四方文士，据传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名士都曾先后在张士诚帐下任职，为其出谋划策。

张士诚到了后期，逐渐奢侈、骄纵，政务交给贪婪敛财的弟弟张士信和女婿潘元绍。此时朱元璋的军队攻下了集庆（今南京），站稳了脚跟，又接连从张士诚手中拿下常州、泰兴、江阴、长兴、常熟等地。虽如此，朱元璋却又不得不在消灭陈友谅以前，容忍张士诚，只是略为和他争一争对其有威胁的前方据点。

至正二十四年（1364）正月，张士诚自封为“吴王”，就在张士诚称吴王前的两个月，朱元璋打垮了陈友谅。朱元璋腾出手来，从容布置，从至正二十五（1365）年十月起，到至正二十六（1366）年八月，先夺取了江阴，又攻下湖州，接着拿下杭州，尽夺苏州周边之地。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一月，围攻孤城平江（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南京），后自缢死。

张士诚在苏北起兵后，苏北的民众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这支义军，有的还参加起义部队，随军渡江南下。张士诚待人又有“深仁厚德”，朱元璋攻打苏州前，先后攻占苏州周边地区，苏州的民众耳闻目睹了这些地区所遭受的兵燹之苦，因而“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明·陆容《菽园杂记》），竭力帮助张士诚，以致张士诚能守城十月，使“明主百计不能下”。

“以江南之庶调剂江北之荒”

民间说朱元璋报复虽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但这场移民更重要的目的是恢复经济。明王朝要巩固政权，首先就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苏北地区的经济，除了农业生产外，还有盐业，这都是明初面临的难题。

扬州东近大海，古来就是产盐之地，而且自唐代起，盐税的收入就支撑着朝廷财政的半壁江山，扬州的盐业是历代朝廷的经济支柱。至元十四年（1277）在扬州置两淮都转运盐使司。30年后，至大年间（1308—1311），扬州的运盐量100万引，几乎是初设盐运司时的一倍（乾隆时扬州盐业鼎盛时期，运盐量169万引）。

至正十三年（1353）以盐为业的张士诚率盐民起义，在此之前，兴化、盐城一带已有农民、盐民义军十二支，他们和张士诚的军队合在一起。这支义军很快攻下泰州，断了元朝的盐税和漕运收入，继而北上、南下，苏北大地就沦为各路割据势力相互兼并的主要战场。“张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颖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明史·张士诚传》）朱元璋在平定陈友谅以后，先夺取了他江北的土地，断了张士诚在苏北的根基。而后又拿下绍兴、杭州，最后围困孤城苏州。

从张士诚起义的至正十三年（1353）到朱元璋立国的洪武元年（1368）的15年间，两淮盐场的情况，我们没有见到史料的详细记载，但可以推测出盐场荒废、盐运停顿的状况。

元末的连年灾荒，苏北平原土地荒芜、居民鲜少是普遍现象，张士诚的“数十万众”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加入他起义部队的苏北人。所以经过元末之乱，淮扬两府的人口少得实在令人吃惊。至正年间，淮西人张明鉴率领的“青军”，由安徽含山（今隶属马鞍山市）转掠扬州，受元廷招安，因军粮匮乏，屠杀百姓充食，居民逃亡日众。明嘉靖《惟扬志》记载，朱元璋部下在扬州时，兵火之余“城中仅余十八家”。

今扬州城区的“十八家（巷）”即由此而来。民国《续修盐城县志》记载，“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 整个苏北平原“地旷衍、湖荡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明·嘉靖《惟扬志》）

官修、私撰的志书、笔记都有关于扬州当时人口稀少、土地荒芜的记载，《北湖小志》说：“洪武定户江都，只存十八家。最著名者有火、郝二姓。”《南村缀耕录》记载：“兵燹之余，城中居址遍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民间还有传说，有人把装满铜钱的箱子打开放在路口，十天后查看，竟然没有人动。这倒不是说明这里民风敦厚、路不拾遗，而是说人口已少到连大路口都没人经过。

明王朝要恢复经济，首先是解决劳力的问题，便有组织地进行人口迁徙。《明史》记载，移民的原则是“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江南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等五府，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达，人口稠密，明王朝自然要把居民往人口稀少处迁。顾颉刚说：“明太祖得天下后大量移民，使众寡略等，自宜以江南之庶调剂江北之荒。”（顾颉刚《苏州史志笔记·兴化人祖籍多苏州》）被“赶散”的苏州人也就不光是苏州一府。《明史》还记载官府对移民“给牛种车粮、三年不征其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并鼓励种植经济作物，“益种棉花、率蠲其税”。当然，这是对普通移民而言的，被称为“罪民”的张士诚旧部，则被迁往近海处烧盐，今盐城还留有许多以“灶”为通名跟烧盐之事有关的地名。

来源：方志扬州，扬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黄继林（首轮《扬州市志》副总纂，扬州市文史馆文化文史研究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