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承恩是《西游记》的作者，这在今天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但在古代，《西游记》的作者到底是谁却是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疑案”。

吴承恩画像

一说《西游记》的作者是丘处机

目前传世的古本《西游记》，清代共有7种版本，作者无一例外都署成丘处机。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道号长春子，元登州栖霞（今属山东省）人。相传，他童年时就向往修炼成仙，不到20岁便开始学道。不久拜全真道祖师王重阳为师。泰和三年（1203年），任全真道第五任掌教，掌教时间长达24年。后自创全真道磻溪派、龙门派，并著有《大丹直指》《摄生论》等。丘处机是历史上著名的道教思想家，在他的影响下，全真道乃至整个道教都进入兴盛期，丘处机也因此得到广大信众的拥戴，同时也深为南宋、金、蒙元统治者的敬重。晚年曾历时数年，跋涉三万五千里，面见成吉思汗，劝说成吉思汗止杀爱民，被成吉思汗称为“神仙”，成吉思汗还下诏耶律楚材将他与丘处机的对话编集成《玄风庆会录》。丘处机卒于正大四年（1227年），享年80岁。元世祖时，追尊其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

丘处机画像

认定丘处机为《西游记》的作者有两个致命伤。第一，《西游记》屡写到锦衣卫、司礼监、会同馆、东城兵马司等官制与官职，而这些官制、官职是明代才出现的。由他创作的著作中，怎么会出现一百多年后明代的官制与官职呢？

第二，诚然，丘处机写过一本《西游记》，但此《西游记》非彼《西游记》，二者根本就不搭边。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江苏嘉定（今属上海）著名学者钱大昕在苏州玄妙观正统《道藏》中发现并抄出丘处机的《西游记》。此书全名“长春真人西游记”，只有2卷，由丘处机弟子李志常代为操刀，体裁是游记。主要内容是丘处机率领18弟子历时近4年，远赴雪山觐见成吉思汗的所见所闻，包括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几次对话。全书不足5万字，与百回本神话小说《西游记》实在是“郢书燕说”。

二说《西游记》的作者是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

现在存世最早的《西游记》版本，是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此书不署作者姓名，只在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后来有人考证，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有人还根据《西游记》第九十五回诗：“缤纷瑞霭满天香，一座荒山倏被祥；虹流千载清河海，电绕长春赛禹汤。草木沾恩添秀色，野花得润有余芳；古来长者留遗迹，今喜明君降宝堂。”以为第4、6、7等句暗含“春芳长者留迹”线索，与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华阳洞天主人”7字相互印证，进一步推定李春芳就是《西游记》的作者。

李春芳画像

李春芳（1510—1584）字子实，号石麓，世居句容县，后移居兴化。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状元，授翰林修撰，历官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吏部侍郎、礼部尚书等，加太子太保。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兼武英殿大学士。隆庆二年（1568年）为首辅，隆庆五年（1571年）致仕。归乡后移家句容旧居茅山，以著书修道为乐，自号华阳洞天主人。卒，赠太师，谥文定。以善作青词，有“青词宰相”之称。

但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充其量只能说明《西游记》曾经经其校订，并不能证明此书就是华阳洞主人撰著的。此其一。其二，历史上号华阳洞主者并不仅仅李春芳一人。有人就考证说，华阳洞主实际上是丘处机的号。另检杨廷福《明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张镐也以华阳洞主为号，又张祥鸢号华阳洞叟、又号华阳洞，而号华阳山人者4人、华阳者7人，华阳散人、华阳逸者、华阳生、华阳馆者各1人。其三，仅凭《西游记》中一首所谓隐喻诗，就断定李春芳是《西游记》的作者，这如同编造所谓李白诗“北暮苍山兰舟四，京无落霞缀清川；奥年叶落缘分地，运水微漾人却震”，以此来说明李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预言了北京奥运之年（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一样，根本就不靠谱。

三说《西游记》的作者是朱鼎臣

朱鼎臣字冲怀，广州人，一说江西临川人。晚明庠生。但他的著作实为《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全书10卷，共66回，并非流行于世的100回本《西游记》。

此外，还有说王阳明著《西游记》的

王阳明即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明绍兴府余姚县人，古代著名思想家，陆王心学集大成者。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历官两广总督、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等。因平定宸濠之乱，封新建伯，隆庆间追赠新建侯。卒，谥文成。说他是《西游记》的作者，也缺乏起码的证据。

最早提出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是明天启《淮安府志》

该志卷十九《艺文·淮贤文目》吴承恩条，一共收录吴氏著作3种，其中《西游记》赫然在列。天启《淮安府志》有关吴承恩著《西游记》的记载虽然只有寥寥数字，但真实性、可信度却不容置疑。

首先，在古人心目中，只有诗词歌赋等才属于文学的“正途”，而小说则无异于“地摊文学”“旁门左道”，地位远不及诗词歌赋。早在先秦时期，《庄子·外物》就说：“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把小说看成是浅琐的无根之谈。《论语·子张》一方面肯定“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一方面又说“君子弗为也”，对小说等“小道”也不屑一顾。东汉哲学家桓谭在其《新论》中对小说仍然抱有偏见。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论古代艺文，共列九流十家，小说排在十家中的最后一家，并特地说明：“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将小说完全排除在“可观者”之外。在这些观点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小说始终难登大雅之堂。在小说地位低下的明代，天启《淮安府志》的纂修者绝不会超出时代局限，硬生生非要把并非本籍人创作的《西游记》作为潜在“名著”，收入本地志书中，以壮乡邦“声色”。

其次，据书前高登龙《淮郡新志序》，天启《淮安府志》“载辑则杨生时蕃、唐生缵修、刘生一熠”，即志书的实际编纂工作是由杨、唐、刘三人完成的。杨时蕃，时为淮安府儒学廪膳生员；唐缵修、刘一熠，俱山阳县儒学廪膳生员。就人际关系而言，三人和吴承恩是同乡。就人书关系而言，他们是以本籍人之身编纂本地府志。就人时关系而言，他们是当代人编纂当代志。况且三人在编纂淮安府志时，吴承恩去世只有四五十年。亦即，吴承恩著《西游记》，三人或者耳闻目睹，或者虽未“目睹”却耳熟能详。而以“耳闻目睹”“耳熟能详”者人志，理固宜然，事之自然。

吴承恩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明淮安府山阳县（略当今淮安市淮安区）人。少有文名，屡试不第，直到年近50才补为岁贡生，曾任山西潞安通判、浙江长兴县丞、湖北荆王府纪善。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人物志·近代文苑》有传。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淮安知府高成美聘山阳胡从中纂成康熙《淮安府志》，是志卷十一《人物志·文苑》完整沿袭《天启志》卷十六，卷十二《艺文志一》完整沿袭《天启志》卷十九《艺文·淮安文目》，亦以《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

山阳吴玉缙的《山阳志遗》是第三种明确认定吴承恩为《西游记》作者的本地志书。

吴玉缙字藉五，号山夫，清淮安府山阳县人，康熙间由廪贡生任凤阳府学训导。博学多思，著有《说文引经考》《六书述部述考》《别雅》等。早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吴玉播受聘分纂《淮安府志》及《山阳县志》，发现府县志中记述山阳县史事不完整，且多有讹误之处。《山阳志遗》共4卷：卷一遗迹，卷二遗事，卷三遗献，卷四遗文。正如书名“志遗”所揭示的，此书以补遗为主。通篇析疑辨似，博采旁搜，史实考辨精细，足补府县志记载之缺。

时间稍晚，阮葵生约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成《茶余客话》。阮葵生字宝诚，号吾山，清山阳人，累官至刑部右侍郎。该书卷二一设有“吴承恩《西游记》”条，其中追叙20余年前乾隆《山阳县志》纂修之初，修志者原计划将《西游记》收入吴承恩名下，却遭到阮葵生的极力反对。

地方志的主要价值在于资料的地域性和真实性。在明、清淮安、山阳旧志中，吴承恩的传记都说他“善谐剧”，这和《西游记》瑰丽的想象、夸张的艺术形象、怪诞诡奇的故事情节、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完全合为一体。可惜的是，也许由于地方志影响的地域性限制，自晚明至清末、民初三百多年间，以天启《淮安府志》为代表的历代文献对吴承恩著《西游记》一事的记载，却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1920年代，这种局面才得到改观。

近代，鲁迅最早注意到《西游记》作者之说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鲁迅先生最早注意到天启《淮安府志》、康熙《淮安府志》及吴玉缙、阮葵生的意见，并在其《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小说》中明确提出：“探索旧志，知《西游记》之作者为吴承恩矣。”

而早在此前，鲁迅就将天启《淮安府志》的线索提供给了胡适。1923年2月，胡适主要凭借这些资料，撰成《西游记考证》，后来发表在1923年第6期《读书杂志》上。

胡适先生还考证出，吴承恩大约生于正德之末（约1520年），死于万历之初（约1580年）。而“天启《淮安志》修于天启六年，当西历1626年，去吴承恩死时只有四五十年，自然是可靠的根据了”。并引吴承恩的《二郎搜山图歌》，从侧面进一步证明《西游记》确为吴承恩所作。

两位学术大师在我国具有崇高的威望，他们的意见很快便引起人们的重视。此后，郑振铎、孙楷第、赵景深等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不断引证、申述，从此《西游记》的作者为吴承恩逐渐在学术界成为主流，几成共识，以后刊行的《西游记》作者均署为吴承恩。新中国成立后，语言学家们又从方言学的角度，进一步证成这种意见。于是，吴承恩著《西游记》遂成为妇孺皆知的社会常识，以至央视1986年版电视剧《西游记》也署作“吴承恩原著”。

其实，《西游记》为吴承恩所著能够获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也不全靠鲁迅、胡适两位学术大师的崇高威望。吴玉缙、阮葵生就都注意到，《西游记》所使用的基础方言是带有鲜明淮海色彩的江淮方言。一些学者曾以书中的部分方言词语为例，证明作者是江南人；另有学者又以书中的另一些方言词语为例，证明作者是江西人，等等。

对此，恩师颜景常先生《古代小说与方言》指出，语言是发展变化着的事物。《西游记》成书到现在已超过四百年。我们不能因为在某地找到一些和小说相同的现代方言词，就认定它们属于同一个方言，从而判定小说就是这个地方人所写的。争论几个实词出于什么方言不能解决问题，准确认识书中的基础方言才比较科学。

颜先生通过对《西游记》诗词的押韵，亲属词、称谓词及别字的使用，特殊的状谓结构、中古灰韵字和全浊声母上声字的读音等的系统研究，判定《西游记》的基础方言是江淮方言，从而间接认定作者是生活在江淮方言区的吴承恩。

其中，颜先生以别字为例，认为别字往往可以反映方言的某些语音特点。他举例说，《西游记》第一回有这样两句话：“红囊黑子大西瓜”“火荔枝，核小囊红”。两个“囊”字，本字其实都是“瓤”。囊，中古泥母，今 n 母；瓤，中古日母，今 r 母。《西游记》中这两个字同音，可以通假，反映小说所用的方言 n 和 r 不分。这与今淮安一带方言的特点完全相符，却与吴语不合。由此可以推断，《西游记》不可能是由吴语区的小说家创作的。诸如此类，论据非常充分，论证非常严密，结论非常有说服力。

（本文选自张乃格新著《话说方志》）作者介绍

张乃格   泗洪人，全国方志先进工作者。曾任省地方志办公室省志处处长，现为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编纂出版委员会委员、《江苏文库·方志编》主编，省志办旧志整理中心主任、《江苏历代方志全书》主编。著作主要有《江苏民性研究》《徐文化研究》《江苏古代人文史纲》《江苏区域文化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