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物理学家阿基米德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考察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可知，上海就是撬起江南、长三角乃至整个中国区域发展的支点。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名扬天下，成为中国的航运中心和交通枢纽、内外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制造业特别是轻纺工业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中西交流中心。

现实是历史的传承。诚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经济取得了全面的发展，今日上海在全国的比重和地位与民国年间相比有所下降，单靠上海已经不能撬动整个中国，但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仍是支撑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2019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长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全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区域带动和示范作用，要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和华东地区发展，形成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集群。”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是撬动世界级城市群建设，引领新一轮中国区域发展的重要举措。

一、上海发展的三个空间维度

上海成为长三角发展的中心支点，主要依赖三个空间维度。

第一个维度：海洋与长江的支点。这使上海从普通的沿海小港成为中国内外航运的中心。

考察从古代到上海开埠前的历史，长江早期与海洋的交汇点处于变动之中，从开始时的扬州、镇江一线，之后向江阴、太仓、上海方向推进。隋唐的扬州正处在大运河与长江、长江与海洋的交汇点上，全国的水路中心，成就了国际性都市地位，“扬一益二”，除了京城之外最为繁荣的城市。当然，当时在长江与海洋一带的长三角南北，也有几个出海通道，如青浦的青龙港，作为太湖三江之吴淞江的出海口，早在唐朝时期就有广南、日本、新罗的船舶进出到达。但这些入海通道都要到扬州，或者要汇聚到扬州，江苏如东的掘港也可能如此，有掘沟与通扬运河、大运河相连。通过大运河前往北方都城长安、洛阳。隋唐时期，海洋运输并不起决定作用，只有从长江、海洋转入到大运河，才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后来，由于长江泥沙的向东推进，扬州城逐渐远离海洋。吴淞江下游淤塞，青龙港废弃。

南宋以后，杭州成为都城，也是南部中国的水路中心。元统一后，重开大运河，裁弯取直，但并没有真正通航，漕运走海路，临海的太仓刘家港成了海运中心和国际码头，有“六国码头”之称。明初永乐宣德年间，持续三十余年的郑和七下西洋盛举，庞大船队就是从这里起航。这是因为，刘家港依托娄江，从太仓经昆山可达苏州，中间有著名的至和塘。此时的苏州已经成为太湖流域水路的中心，上海则是苏州的沿海边缘地带。“上海之有榷关，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关使者初至松，驻扎漴阙，后因公廨窄陋，移驻邑城。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然皆运至吴门发贩。海邑之民，殊无甚利，惟邑商有愿行货海外者，较远人颇便。大概商于浙、闽及日本者居多。据归商述日本有长耆岛者，去其国都尚二千余里，诸番国货舶俱在此贸易，不得入其都。岛上居民，华夷杂处，格物者多利比中国，不能倍价。”海禁解除之后，上海的海船贩货都要运苏州集散再贩运到其他地方，因为苏州是水运的中心，也是商贸最发达的地方。海外贸易在民间有一定发展，但对货物有所限制：“凡奇技淫巧，市俱有禁，惟必需之物方收，若细帛书籍尤易售，严禁西洋货及画像，携入者必置重典。”对西洋货物严格控制，走私要判重罪处罚。

外贸港口方面，宁波的地位也很突出。早在鸦片战争前，“江浙一带的中国商人，从停泊于宁波，以及杭州湾钱塘江口小羊山的英、美走私趸船上，将英国毛织品、鸦片等用帆船经上海县南部河道辗转输运到上海县城”。当时，外国船只不能直接开进吴淞口进入上海。

然而，即便是东南沿海的宁波，也是以苏州为中心的。鸦片战争后不久到宁波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回忆说，宁波的银铜价格是由苏州决定的。“刚到宁波不久的时候，有一次我偶尔来到浮桥附近的一条街上。那儿挤满了一群情绪激动的人，他们发疯似的大叫大喊并且打着手势。我以为是遇上了骚乱，便转身问别人在这儿的吵闹究竟是为了什么，此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来到期货交易所。交易都是口头完成的，一旦交易完成，双方便握一下手，然后退到旁边去完成交易的细节。当时正在进行的是用西班牙银元兑换铜钱的交易，其牌价是从两百英里之外的苏州用信鸽带过来的。眼前那熙熙攘攘的场面使我清晰地回想起巴黎证券交易所那震耳欲聋的嘈杂声。”信鸽传递信息是一种古老的通信联络方式，据文献记载，始于唐代来中国贸易的域外商人。唐李肇《国史补》载：“南海舶，外国船也……舶发之后，海路必养白鸽为信。舶没，则是鸽虽数千里，亦能归也。”唐段成式（803—863）《酉阳杂俎》：“大理丞郑复言，波斯舶上多养鸽，鸽能飞行数千里，辄放一只至家，以为平安信。”中国受其影响，学会此法。五代人王仁裕（880—956）《开元天宝遗事》中记唐人张九龄（678—740）养鸽通信。说明唐玄宗时已经学会训练信鸽通信。明清苏州金融中心依靠这种方法保持与宁波之间的联系，其他城市也可能有类似的通信方法。

从此事例可知，1850年时所谓的期货交易仍然是传统的，当时苏州是交易的中心，上海还没有取代苏州成为金融中心。苏州牌价用这种奇特的方法传递到几百公里之外的宁波，宁波以苏州价格为参考。苏州的中心地位可见一斑。传统的交易，与西方资本市场的证券交易，在形式上几乎完全相同，这难道是巧合吗？资本运作的一些方法，与传统的资金交易方法相同，证明都是与市场有关的商业活动。直到上海金融兴起，轮船传递英国伦敦金融信息，后来电报发明，伦敦信息迅速传递到上海洋行，伦敦牌价—上海牌价—全国牌价形成。

根据学者研究，上海开埠之后，“19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虽然外国船舶已纷至沓来，然而，东南沿海航线上，还没有形成以上海为聚汇点的南中国海航运网络，相反一度还出现过以广州

（香港）为聚汇点的东南沿海网络”。直到1857年后，凭借广大的腹地，丝、茶等出口，鸦片贸易，转移到上海。上海成为中心之后，宁波近水楼台，很快便转向上海，这其中交通便利起了积极作用，海路、陆路和水路多种交通方式。“以上海为聚汇点的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终于在19世纪60年代初基本形成，上海沿海航运业的南翼——东南沿海航运网络，率先步入近代化进程。”在开埠前，甚至开埠后的20年内，上海仍然像明清时期一样，虽然航运发达，但对内附属于苏州内河枢纽，对外不如广州、厦门海港。

第二个维度：黄浦江与长江的支点。

上海地处中国海岸线长江T字型交汇点的中央，也在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上，上海通过黄浦江出吴淞口沟通长江，与长江流域广大内地建立联系，形成了广阔的腹地。众所周知，上海的兴起与黄浦江有关，黄浦江与长江形成了T字型结构，上海处此中央地带。黄浦江是在元明时期定型的，因为娄江淤塞，太湖排水不畅，夏原吉治理太湖，结果范家浜冲成大河，形成了黄浦江。外国人发现了黄浦江的价值，开埠之后，从吴淞口进入黄浦江，在西岸建立租界，兴建码头、仓储，建立洋行，发展地产，上海兴起了，外滩就这样兴盛起来，成为现代上海的发源地。

根据光绪十三年（1887），游历日本及美洲的清朝外交官浙江德清人傅云龙的说法，当时上海海关管辖的范围很大，大致包括今上海、江苏泰州、常州以东的长江两岸各口岸，都在上海海关的管辖范围。这些口岸的南岸，大多有河流与江南运河相通，北岸则有通扬运河与江北运河相通。江苏长江南北腹地，特别是苏南江南运河以北的各水道可入长江，再由长江经吴淞口进入上海或入海下南洋。或者由黄浦江、苏州河进入上海，再由黄浦江出海。沙船贸易和漕粮海运很早就在上海兴起，四通八达的水道沟通了上海港口与腹地的联系。

上海通过长江航线，将长江流域的城市都串联起来，像南通、镇江、南京、芜湖、安庆、九江、南昌、武汉、沙市、岳阳、长沙等以及后来川江的万州、涪陵、重庆等，都逐渐以上海为中心，进出口贸易都由上海口岸完成，原来的赣江、珠江到达广州的贸易线路很快衰落。上海还通过瓜洲运河向北方发展，将苏北、山东西部、安徽河南的淮河流域等纳入其辐射范围。

第三个维度：黄浦江与吴淞江的T字型支点。

傅云龙指出：“南洋之要害在上海，上海之要害在黄浦，黄浦之要害在吴淞，吴淞之要害在李家口。”这是上海与长三角特别是太湖流域最紧密的支点，也是上海在1895年后持久发展的重要支撑。黄浦江发源于太湖的淀泖地区。早期黄浦江只是吴淞江的支流，后来黄浦江因淀泖之水而疏浚贯通，成为长江入海处的最大支流，吴淞江反而成了其支流。

吴淞江与黄浦江水道都伸入江南腹地，吴淞江直接与江南运河沟通，沟通了上海与苏南的联系。吴淞江之口原在吴淞口，后来为黄浦江所夺，实际成了黄浦江之口，由此出长江，由长江通海，前往南洋。李家口，吴淞江入黄浦江之口，黄浦江与吴淞江的交汇处。外滩源，顾名思义，是外滩之滥觞。据说大致在东起黄浦江、西至四川中路、北抵苏州河、南面滇池路16.4公顷的范围之内。显然，真正深入长三角腹地的不是黄浦江沿岸，而是溯苏州河而进入到苏州。五口通商之后，内河航运权并没有对列强开放。早在条约中就规定，禁止外商到乡村任意游行，常住，更不可远入内地贸易。原因是清政府害怕外国列强深入自己的经济重心地区，当时严格禁止外国船只进入江苏境内的。苏州的开放比较晚，王韬曾经带着麦都思、慕维廉等传教士从上海乘船前往太湖腹地，就是偷偷摸摸行动的，并引发了纠纷。直到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才打开了上海通往苏州、嘉兴的内河航路，上海由此获得新的发展空间。

上海崛起后，逐渐成为国际和内陆航运的两大中心，将内陆与海洋沟通。大运河起沟通作用，地位低于长江，运河时代让位海洋时代。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经济发展达到了本世纪上半叶的顶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中心，也成为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成为国内最大的轻纺工业基地和交通枢纽。这些经济功能的发展和相互作用，使上海赢得了‘大上海’这一显赫称号，成为全国城乡吸纳和辐射能力最强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这三个维度对上海的发展有巨大意义，第一个维度使上海沟通中国与世界；第二个维度使上海沟通了长江；第三个维度使上海沟通了长三角，特别是太湖流域，吴淞江从吴江松陵鲶鱼口东流，与运河平交，而吴淞江在松陵沟通大运河，形成北上南下，在平望交汇后，可往浙江的南浔湖州，或到杭州。民族资本从江南运河沿线向上海转移。

二、长三角一体化的空间创新

地理空间是区域发展的落脚点，在地理、政治、经济、文化诸区域要素之中，政区无疑是唯一有明确边界可循，行政支配能力最强的区域空间要素。而这种政治力量是引领区域发展的关键，如果与市场有机结合，无疑能使长三角一体化真正落到实处。随着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江南文化引领长三角区域高质量发展成为时髦话题。但目前看，多还停留在泛泛而谈，概念研讨阶段。论者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其实，江南文化的特点是与时俱进，智巧灵活、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历史证明，从太伯奔吴、季札北游、言偃问孔，伍子胥、孙武大量中原楚国人才引入，北方人民南迁，只要环境允许，江南总是在传统国家的框架之内，最大限度地学习、引进、吸收、模仿各方先进的经济文化，最终达成创新提升，以带动区域的转型发展，如开凿运河、铸造兵器铁器，一跃成为春秋强国，争霸中原。唐宋以来，随着大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的疏浚贯通，江南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区域，今天仍然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今天，要将江南文化（包括吴文化、越文化、海派文化）的优势潜能转化成为区域发展的新动能，自然需要一个区域空间，最佳的应是一个长三角各省市共同参与，共享共管的具有政区性质的独立空间。这其中，太湖流域应是首选的核心区域，苏州要积极参与。

国家发展的落脚点在区域，区域是空间的集合，包括政区、地理、经济、文化都是区域的，政区是政治的表征，显然，在中国，政治仍然是推动区域发展的领导力量，其他要素在其支配下获得发展。在传统时代，自古皇帝吃江南，“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渊薮”，江南是国家的经济文化重心地区（秦汉时代是基本经济区）。近代以来，面临民族存亡、朝廷生死的危难时刻，实际国家转型是极其艰难的。国家将其整个政区拿出来进行制度创新、社会转型是不现实的，只能走渐进发展的道路。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想吞并整个中国也是不现实的，清廷被迫开埠通商。为了把自己与西方隔离开来，延续传统的华夷分治，就出现了租界这种特殊的空间。机缘巧合，上海成了最早的试验田。这种令中国奇耻大辱的“国中之国”，竟然成了上海崛起的契机。后上海取代苏州，这个明清时期的国内贸易中心、最大的工商城市的地位。取代了广州的外贸中心地位，后者是乾隆以后，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考察近代以来上海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上海的崛起，每一次发展，真正的飞跃，都是伴随着开拓一块相对独立的开放政区空间，实施与过去不同的制度和政策而进行的。这其中，独立的一块政区是基础，开放政策是根本。所谓政区，就是相对独立，与周边隔离开来，具有政区功能的空间。所谓开放，无论是被迫还是主动，就是国家允许其在开辟出来的空间内引进、吸收、模仿、实行与传统不同制度和政策，新的制度在这一个相对稳定、独立的空间之内生长发育，基本上排除掉传统制度的各种桎梏，这样才能够迸发出前所未有的强大动能，成为撬动上海发展的新支点。反之，如果仍然在传统体制的束缚下，就不可能将生产力解放出来，形成新的强大动能。今天，长江三角洲的发展也是这样，如果要将这个内部蕴藏着巨大经济、人才优势区域的强大潜能释放出来，没有一个新空间的开放创新是不可能实现的。在近代迄今上海经历的五次空间拓展中，毋庸讳言，1843年的开埠，形成租界无疑是最关键、最重要的起点，这是上海这个国际化大都市崛起的元点，也是以“西学东渐”为主流，融合江南本土文化而形成的海派新文化形成的起点。今天我们强调江南文化在上海乃至长三角文化中的作用，并非要否定海派，而是对过去只看到西方文化影响而轻视本土文化作用的一种纠偏，但过分强调江南自身本土文化而冲淡海派文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晚清到民国上海租界空间的不断拓展，进而带动华界的发展，应是基本上延续了开埠的轨迹，新制度力量的叠加。然而，在江苏省松江地区10个县（崇明当时属南通地区）划归上海之后，计划经济模式下，虽然使上海的空间扩大了十倍，上海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制度上的开放，所以基本上仍然是吃老本的发展，只是量的上升。第二个重要的拓展是1992年开始的浦东开放，在沿海地区大规模改革开放、深圳崛起的背景下，上海引进新制度，成立浦东新区，形成了一次黄浦江东岸的全面、飞跃发展，造成了一个新上海体量的崛起。江浙则积极向上海靠拢，对接浦东。苏州建设新加坡工业园区等，带来了崭新的发展。同样，长三角未来的发展，引领的力量，在笔者看来，还需要有空间上的突破。如青浦、吴江、嘉善生态文化示范区的建设，上海临港自贸区的建设，苏南自贸区建设等，都应该是制度的创新，特别是打破现有政区束缚，建设一体化的新政区，是一个改革方向。如果不能在制度上有更大的突破，对上海，对长三角的带动作用就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沦为单纯的空间拓展。因为，以今天长三角的经济体量而言，这点空间是很难再现近代的蝴蝶效应。但如果没有不能形成独立的政区空间，将更加难以为继。

三、长三角一体化的新支点

近代以来，上海的每一次大发展都是空间的新开拓，而拓展空间主要是通过从母体江苏划出（割肉）实现的。至少有这样五次：

第一次，根据《南京条约》，五口通商。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最早就是从江苏省松江府的上海县挖出一小块地方，在黄浦江与吴淞江交汇口建租界，形成外滩、码头、仓储、商铺、船坞、洋行等。如1859年，苏格兰人莫海德在英租界对岸的浦东创办浦东火轮船厂，船厂不局限于浦西。1850年代末，立德洋行于苏州河畔开办金银熔炼厂，从本地白银中提炼少量黄金。建造船坞。西洋食品，面包店有埃凡馒头店和霍尔-霍尔茨面包房。老德记药房，销售药品，还兼营汽水生产。

第二次是上海租界的拓展，1860年代，扩大到黄浦江成片的地区，形成城市。后发生太平天国运动，长江下游城市南京、镇江被占领，大量人口、资金、人才等资源涌入上海，给上海带来大的发展，空间上大大拓展，华界也兴旺起来；工业发展多起来。

第三次是上海向吴淞江两岸开拓，1895年之后，外商开始进行大规模投资，民族工业也得到大发展，形成租界、华界共同发展；但总体上海，仍然在上海县和吴淞口这个区域内发展。

第四次是1958年，江苏的松江地区整体划给上海，包括南通的崇明岛，范围超过6000平方公里土地。起初是为上海承担农副食品基地供应，以菜地为主。20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工业化，宝山钢铁厂、金山石化等大项目相继开建。闵行、金山、宝山、松江等逐步城市化。

第五次是浦东开发，上海发展到黄浦江以东地区。1992年以后浦东新区建设，等于重建了一个上海。原来川沙、南汇等地得到发展。

2019年，国家确定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同时将上海的青浦、江苏的吴江、浙江的嘉善交汇地带，划出一块地搞一体化示范区，高质量发展。青浦属于上海的水源地，位于淀泖地区，为太湖的下泄地区，但这一带存在区位优势，处于江浙沪交界，交通便利，特别是水运交通，示范区选择在青浦，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太湖淀泖地区地势低洼，湖荡众多，近代黄浦江上游沿岸并非上海发展的腹地，特别是松江府所在地区，像南汇、金山等往浙江嘉兴方向，发展明显不如苏州河方向，这与水路有关，也与行政区划及江浙腹地的发展水平有关。1958年后，江苏的松江地区划入上海，上海的发展空间扩大，上海的宝山、松江、金山等区县不断工业化。改革开放之初的第一轮发展，长三角的江浙乡镇企业，依托邻近上海的地缘之利，通过四通八达的水运，搞来料加工，星期日工程师等，逐步发展起来。苏南乡镇经济的异军突起，一跃成为县域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许多乡镇企业做强做大，成为上海企业的竞争对手。长三角的第二轮大发展是20世纪90年代，国家实施浦东开放战略，上海的空间由浦西向浦东扩展，大大提升了上海的空间范围，由此形成黄浦江两岸与吴淞江两岸的均衡发达格局。江浙呼应浦东开发，积极跟进浦东新区建设，江苏在苏州建设新加坡工业园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昆山之路，张家港精神，特别是从交通建设等方面主动积极接轨上海，形成长三角区域开放的整体优势，使之成为世界制造业的聚焦区。

当今世界，未来的竞争，世界级的大城市群建设成为新的发展目标。作为唐宋以来经济重心区域的长三角地区，要保持在中国的经济领先地位，立足于世界级城市群之林，既要有国际化中心城市上海的引领，也要靠像南京、杭州、苏州、无锡、宁波、合肥等大城市的鼎力支撑。从省级层面看，上海在中国早就已经不再一枝独秀，其经济总量已经远不如原来的腹地江苏和浙江，安徽虽不及上海但日益接近。长三角地区，已经从近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内陆腹地，上升为与上海并肩发展、相互竞争的近邻对手，成为未来长三角世界城市群的伙伴。与京畿重地京津冀和开放前沿珠港澳大湾区相比，北京、香港、深圳等各有优势，都是强劲对手，雄安新区的建设，更加扩大了北京的空间优势。上海的优势在哪里？在于其国际化大都市的品牌，在于交通、航运、金融、外资、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教育、科技、人才等综合实力，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厚重和历史文化渊源，苏浙皖的广阔空间和雄厚经济、文化和人才支撑。区域发展正在向更加广阔的纵深发展，上海要继续引领担当，就要创新发展，扩大内外开发，在长三角一体化上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由过去坐等周边靠拢、拥戴，转而积极与周边地区融合，共同发展。中央决定将长三角一体化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在江浙沪交界的吴江、青浦、嘉善启动长三角一体化生态示范区建设，实际上再次扩大上海发展的空间范围，使之成为撬动上海引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支点，意义重大，值得实践。

（作者简介：王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